我的文学梦
(2020-05-14 05:42:26)
我的文学梦
张亚凌
对文学最初的痴迷源于小学四年级时母亲给我订阅的一本杂志。每每拿到新杂志看着上面的文字,心就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各种小念头小想法不再矜持,你推我搡你拥我挤,身手敏捷的干脆直接迸溅起老高:
原来没必要老想着用文绉绉的词语,咋样说就咋样写也不错;
原来既可以实实在在地写真人真事,还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
原来这种见不得人的小心机,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写在纸上还不怕别人笑话;
原来因为想偷懒而跟妈妈犟嘴这种丑事,也可以写得这么轰轰烈烈吸引人……
那么多“原来”让我自个悟出了门道:
写作文不全是自己漂漂亮亮,做的事风风光光,就是给别人说说自己看到的世界跟心里所想。就像照相,只是得尽量靠近,把镜头对准自己感兴趣的,越小越要写精彩,越是动的越要写得有趣,越是静的越要感受出内在的动。
当我将自己悟出来的说给母亲时,她惊喜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凌子就是聪明。被母亲一表扬,立马就不知道自个几斤几两了,哪里只是“胸有成竹”,竹子叶都长到嗓子眼啦,当即拍着胸脯给她保证:将来我写的也要印在书上!
母亲高兴得脸上像开了花,连说好好好,就等着看小凌子的字印到书上。
开始天天写日记,为了那个保证。
初中后功课多了重了,我倒开始投稿了。初二时发表了一篇作文,逢人就嘚瑟,指来点去的,手指几乎把“张亚凌”三个字指认模糊了。那篇作文应该是颗种子,叫“文学”,它摇着晃着让我开始做梦——成为作家。
更努力地投稿,却都是退稿,我非但从不沮丧反而更坚定:我的文字变成“过”铅字,一定会继续变,最终会多到让全国的学生都看到我的名字!
当然,那时的尴尬至今记忆犹新:学校传达室外面放置信件的窗台,是我最为关注的。隔三岔五跑过去,就会看到退回来的信件。有的编辑比较含蓄,看不出是退稿;有的则很直白,直接标注“退稿”二字。每次都赶紧装进兜里,没人时颤抖着拆开,无一例外都是退稿。我没照着镜子真切地看过自己那时的尴尬神情,或许跟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扇耳光差不多吧。不过我会很快抚平自己,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般,回到教室,继续学习。
私底下继续写,继续投,源源不断地退稿也浇不灭我的热情。在抵抗伤害方面,那时的我绝对是小强的升级版。
只要坚持写,迟早都会写出名堂,我坚信。
升入高中,许是精诚所至,文章又飘上了报刊杂志,零零星星只是偶然,却让我异常兴奋——恍惚间我真成“作家”了!
高中课程难度加大,我更努力,结果成绩比初中更靠后。学习处于极端困境的当儿,竟生出办文学社的念头,刚好遇到热爱文学的杨晓燕,俩人一合计,心动就行动,招兵买马,几十人的文学社就创办起来了。按时出手写的小报,文字编辑、美术编辑、誊写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那承载着我的梦想的文学社取名“洞察”,我想洞察社会洞察人生,唯独忘了洞察自己的学业。还记得为了出一期小报,我们烧饼就着汽水,熬夜编排栏目,画插图,誊文章,几乎彻夜不眠。第二天各自回班里上课,还没觉得累与苦。
因为深爱,困乏得睁不开眼心里却乐开了花。
高中时代所有的快乐,都源于对写作的热情。那种即便不见花开却依旧辛勤播种耕耘的精神,有点像姥姥挂在嘴边的话:不要管天旱还是天涝,只有下种打理是你的事,收成好坏是老天爷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写,我投稿,至于能不能发表,是报刊编辑的事,与我无关。
对文学的疯狂后来持续发酵,大学上的又是中文系,愈加一发不可收拾。
上的是中文系,不就是文学,不就是阅读与写作?写文章当然是分内事,就像母亲在家纺线父亲出门驾车那样自然。不爱不写,才是走了歪门邪道。再说了,有录用就有退稿,发表太容易也不正常啊。小时候在老家,男人们起得早出门必带笼,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拾到粪——发表文章这等大事,不至于比拾粪还容易吧。
对,大学后,文章发表多了,心境倒平静而开阔。
或许我还得感谢大学里的老师们,他们的宽容让我一路绿灯奔向梦想。
大学时阅览室是我的主阵地,图书馆是我的能量库,里面文史哲的书几乎逐一借阅,以至于离开大学26年后的今天,在阅读方面没有丝毫饥饿感。那时课外看,上课看,以至于上课本身倒像搂草时打的兔子。每学期考前努力自学来突击,倒也从未挂科补考。倘使我的老师们以严格的考勤来评判,我不就惨了?
在我,“整个大学=阅览室+图书馆”。
疼爱自己便不会放纵自己,便会想方设法与更优雅的自己相遇;热爱生活便不会敷衍生活,便会竭尽全力装扮出更美好的生活。有坚定目标的努力者,拒绝停留。
心如磐石,不停止追梦的脚步,自然会越来越靠近。就像我与文学。
刊于《语文报》3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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