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西岳》2014年4期

母亲已经走了八年，每每忆起，都让我潸然泪下，无法平静而完整地讲述有关她的任何一件事：一开口，许许多多的往事奔涌而来，重重叠叠的尽是母亲忙碌的身影，以至于千言万语我无从说起。

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情感，零零散散地将关于母亲的记忆铺排开来，——不求别人懂得，只为自己不要忘记。

母亲的话语

记忆里母亲话不多，却言简意赅让我们铭记在心。

“你们都给我记住：几两身子做几两事，两尺硬拽一丈，把你胳膊挣断了，也把布扯破弄裂糟蹋了。”大姐过于好胜要强便不切实际地说过头话做过分事，最终伤害了她自己。母亲在替大姐收拾她身后的烂摊子时，对我们兄妹这么叮咛。

“心情好了，菜能吃出肉的味道；心里满是疙瘩，肉跟毒药一样难吃。人呀，吃的都是心情。”馋嘴的小弟看见对门人家餐桌上多了盘红烧肉，回来就撅着嘴巴不动筷子，母亲拍着他的头这样说。可不，昨晚夫妻俩还打得血里能捞出骨头来，今天又改善生活，这样的日子哪敢羡慕？

“这人呀，亏啥都不能亏心。心只有拳头大，亏一亏就没了。没心了，人活啥意思？”因为市场突然缺货，原本已经说定了价格，叔叔却反悔提了价狠赚了一笔。亲戚们都在称道叔叔脑子活络，母亲却不以为然。

“没办法的事很多，能做好的事也不少。不要老是眼瞅着没办法的事叫自家难受，到头来还耽搁了能做好的事。”小姨才出嫁不久，对婆家不好的经济现状很是不满，跟别人比来比去老觉得自己要啥没啥，很是憋屈，一见到娘家人就发牢骚。母亲没有跟着她数落婆家的不好，只说了这两句话。

“粗制滥造是做，精打细磨也是做，时间都得从眼前过，做好了才不亏自家耽搁的时间。”跟母亲一起锄地，她一趟锄五行，我只锄两行。是年少没耐性还是想偷懒，手底下锄头轻飘飘地，草也没能连根锄掉，似乎更像走形式拖延时间。母亲看见了，就顾自唠叨，听得我很不好意思。

“老艳羡人家的好，把自家脖子抬得难受不说，搞不好忘了看脚底下的路还会栽跟头。”刚分配到乡下教学时，我也颇多埋怨。总说着自己的同学天南地北走进的都是大城市，工作环境有多好，工资待遇有多高，似乎自己已经下了十八层地狱。在我第N次唠叨时，母亲冷冷地抛过来这句话，不再搭理我。

“做错事不是对不起人家，是对不住自家——离以前那么好的自家就远了。”那次做了错事，觉得很对不起别人，不过好在似乎没人知道，又有点窃喜。母亲知道后，语重心长地给我说了这句话，听得我耳根发烧。

“话越说越多，事越干越少，还是多干事少说话的好。”母亲自己不喜欢聚堆闲聊，也不赞成我们凑到人前听闲话，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母亲话不多，可她说出的话，我们都很在意，也一直像她说的那样去做。我常常想，我之所以能与今天的自己相遇，就是因为我幸运地有她那样的母亲。

母亲的讲究

其实我的奶奶一直不待见我的母亲，原因很简单：嫌我的母亲有太多的讲究。

那时日子穷，粮食少，连肚子都吃不饱。能吃的菜就是红白萝卜白菜洋芋之类，又没油水，几乎是水煮，咋吃都觉得没味道。或许基于此吧，那时的人普遍喜欢吃生葱生蒜，味重，刺激，就着吃，缺油少盐的玉米疙瘩红薯面条就咽下去了。

而母亲，从来不吃生葱生蒜，也不允许我们兄妹吃，因为我们要上学，学校是人多的地方。“不能吃那些东西，香自家臭人家。”母亲的理由就这么简单，语气不容商量。

每每那时，奶奶就拉着脸说一句“穷讲究，臭毛病”。母亲也只是笑笑，并不曾理论。

母亲倘若出门，再匆忙也要照镜子把自己的头发绾得瓷瓷实实，收拾得利利索索，为此也没少受奶奶的白眼。私下里，奶奶撇着嘴巴给小弟说：孙悟空该四打白骨精，咱屋这个白骨精忘打了。

母亲耳朵又不背，自然听得见，却也不理会奶奶的嚼舌头，把我们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母亲边收拾边说给我们：有钱没钱不要紧，人不能邋遢。自家干净整齐了，别人看着也舒服。

那会儿，小小的我自然不会意识到收拾好自己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只是，我极喜欢被母亲打扮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

四十多年前，关中农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好过，缺衣少食。邻里间借一碗面粉或一碟盐，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母亲在这方面的讲究更让奶奶不舒服。

借来别人平平的一碗或一碟，母亲还时，总让凸起一些。“借人一升还人一斗，不过日子了？”奶奶当面说过母亲好多次，母亲从不顶撞，却也从不改变。

母亲最最讲究的，是亲戚关系，她一点都不马虎。

三十多年前，记忆里那个被母亲叫“三嫂”的女人，总是一副很邋遢的样子，连纽扣也常常扣错，更别说乱蓬蓬的鸡窝般的头发了。连自家都收拾不利索的人，家里自然是乱七八糟的，即使大过年也没多大的变化。或许，她的脑子也有些不大对劲吧？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听母亲说她的三哥小时候生病脑子烧坏了。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那样的男人自然娶不到正常的女人。

母亲常在舅舅们跟前感慨，说咱三哥能娶到女人就很不错了，咱都得对三嫂好点。

母亲叫“三哥”的，其实不是母亲的亲兄弟，是堂哥。记忆里，逢年过节，别的亲戚们都不去他家，只有母亲每次都领着我们去。常常一推开栅栏门，母亲就喊着“三哥”“三嫂”，那亲热劲，就像喊自家的亲兄弟。那对很邋遢很窝囊的夫妇就出来了。母亲除了留下花馍，还会给他们一块布料或者其它什么。所有亲戚里面，好像母亲更偏心她三哥家。

我曾问母亲，别人都不去那家，破破烂烂的，你咋老去？母亲摸着我的头，说都是亲戚，还能嫌贫爱富？

今天，我的许多讲究就传承自母亲，我一直喜欢挺讲究的母亲。

母亲的智慧

我一直坚信，贫穷出智慧，这也是从母亲身上感受到的。

在我小的时候，说真的，只穿过布鞋，什么黄胶鞋、皮凉鞋、雨鞋之类，只在别的孩子脚上见过。夏天不要紧，我们常常高挽着裤腿赤脚在雨中欢快地来回跑着。冬天就不一样了，湿了的鞋底干不了，冰得脚心疼以致全身发麻。干而暖和的鞋，在冬天就显得很珍贵。

我们兄妹多，母亲还得帮衬奶奶照顾跟哥哥姐姐们一般大的小叔叔小姑姑的吃穿。地里家里，母亲抬眼都是做不完的活儿，她压根就没精力多做几双鞋让我们换着穿。

母亲就讨来别人废旧的车子轮胎，将轮胎照着鞋底的大小剪得妥妥当当，钉在我们的布鞋底上。对下过雨的湿地，我们就比别人多了份保障。

冬天，钢笔里的墨水动辄就冻住了，写不出字，得捂半天。母亲知道后，就给我缝了笔套，让我挂在脖子上，再塞进棉袄里，再也没有影响过我写字。班里其他同学见状欣喜异常，也都挂起了笔袋。

小弟性犟，又很挑食。糜面馍馍红薯馍馍他吃了几次后，紧闭嘴巴死活不吃了。即使父亲一怒之下扇了他耳光，也无济于事。是的，麦面好吃，玉米面也能凑合，不是没有粮食嘛，都得添着吃。

母亲竟然做出了“彩卷”，不是简单的花卷而是彩卷。

她不厌其烦，在几个盆子里和了几次面，红薯面、糜子面、玉米面、麦面。所有的面都擀得薄薄的，一层玉米面上铺一层糜子面，糜子面上面铺一层麦面，麦面上又铺一层红薯面，红薯面上又是玉米面……而后卷起来。想想，不同的面不同的颜色，蒸出来的花卷就成彩色的了。为了那层麦面，就得吃其它的。

贫穷的年月，餐桌更是女人智慧的检测，母亲表现得相当好。

冬天里，除了粉条，就剩埋在土里的葱跟红白萝卜，几乎没菜吃。我们家就好多了，面辣子，面茄子，干豆角，干黄瓜等等，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凉拌或炒着吃了。

辣子茄子豆角分别切好，都是用面粉稍微一拌，在锅里蒸一气，就端出来晒干。冬天吃多少抓出来多少，开水一烫，就可以吃了。干黄瓜的做法简单些，切开，剖去中间的籽儿，用盐一腌，再晾晒干，就可以了。

母亲是个智慧的女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母亲的原则

母亲做啥事从来不给人解释。

依她的话说，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懂了；不懂你的人，千句万句都是多余的。

母亲也不会跟人争吵的。

她常说，讲理的人，不会跟你吵。不讲理的人，吵了也说不清。跟疯子吵架，人就分不清谁是疯子了。再说难听点，狗把你咬了一口，你还能蹲下去跟狗对咬？除了丢人现眼一嘴狗毛外，啥也得不到。

母亲更不会顶撞长辈，包括我那怎么看她都不顺眼的奶奶。

母亲妯娌五个，那四个不是跟奶奶争吵过就是见了面跟仇人一样不说话，只有母亲没跟奶奶红过脸，她也就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奶奶跟母亲说话，倒从不顾忌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就替母亲抱不平，得空就顶撞奶奶一句，为此，没少挨母亲的训斥。

母亲说，不是你奶养大了你爹，哪来你们这些狼娃子？——只有小娃的错没有大人的过。

母亲的迷信

最让我不能接受也觉得不像母亲性格的，是她老糊涂了，竟然迷信起来。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她曾说过，不要迷信，一旦信了，就迷糊了。

不是那场病，我还从来不知道母亲竟会如此迷信，迷信起来还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固执，固执得可怕！

那段时间，我的腿突然发软发酸，走了不少地方看了好多医生，药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转。母亲逢人就打听秘方偏方。从墙角砖缝里找来簸箕虫、西瓜虫，竟拿到水龙头下悉心地翻来覆去的冲洗，她原本是个很胆小的人，那些东西，很丑陋，还软软的，想想都可怕，母亲竟洗得那么从容。又找来人家说的草药，搅和在一起捣着砸着，硬是往我腿上贴。

“人都说‘偏方气死名医’，没效果就是还没找对，肯定有偏方能治好，妈继续给我娃打听。现在有些癌症都能看好，你这还叫病？”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折腾，没有丝毫效果，母亲竟一点也不气馁，边打听边实践，我被折腾得够呛。

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邻县有个药到病除的活神仙，就搭车去了邻县。一天后，带回来一个老太婆，说是神婆。对这位神婆，母亲是毕恭毕敬，唯恐有一丁点不到之处。

母亲按神婆的指点，在我们家的老院子里奔来跑去的忙活着。神婆说得先挖长宽高各两尺的一个坑，母亲就拿着尺子量。哪里该贴个字符，她就先用抹布蘸水擦洗干净，然后再按要求极细心地张贴。最最可笑的是，神婆说院子中间的枣树伸向东南方的那枝太长了，伤害到了经常回来照看我们的某个老先人，应该锯掉。六十多岁的母亲竟然颤巍巍地自己拿着小锯攀梯子，——她不让任何插手，唯恐不灵验！

还有一次，母亲打来电话问候我和孩子时，我顺口说句“昨晚做的梦很不好”，正准备细说什么梦时，有人敲门，就匆匆放下电话。

结果还没到下午，哥就打来电话，说母亲摔骨折了，就在堆满杂物的南墙下。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她惦记着我说的梦，准备给我画符“消灾”。大雪下了一夜，近尺厚，她腿脚又不方便，就摔倒了。

我赶回去看她时，她竟然还说：“你自己得记住，做了不好的梦，在南墙上画符，就能破解。画个十字加个圈，嘴里还得念叨‘夜梦不祥，画在南墙，太阳出来，化作吉祥。’就没事了。”

人会变的，在母亲身上，我还真信了。因为我们，她开始迷信。

后记：

我的母亲姓李，名讳香哲，1942年6月8日出生在陕西朝邑县。60年大荔师范肄业，而后一直是民办教师直到86年，才心情复杂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教学工作。原因很简单，每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中她都名列前茅，却因体检时血压高屡屡被淘汰，伤心了，就干脆彻彻底底地做起了农人。08年10月5日，脑溢血昏迷三天，而后离开了我们。

写作多年，我最欣慰的是，第一篇被翻译成英文的文章是《母亲和树》，第一篇被重庆选作考试阅读题的也是《母亲和树》。迄今为止，我发表了百余篇写母亲的散文随笔，很多被多次转载并收编进各种书籍。我曾让母亲很遗憾，“粗胳膊笨腿啥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