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的书里书外

一、书解：

《经典常谈》全书共13篇，梳理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诗、文等经典内容，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

全书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不仅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更是白话文通俗流畅的典范，容易激发读者阅读经典的兴趣，从而亲近经典，了解经典。

可以说，《经典常谈》是读者概览中国古典文学的不二之选。作者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原名朱自华，江苏扬州人。朱自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二、朱自清轶事：

朱自清让学生转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先生转往大后方，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李健吾，请他就近接济自己住在扬州的老父亲，李健吾自然不会让老师失望。那么，朱自清何以有信心如此重托他人呢？原来，这二人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当他知道自己的学生名字叫李健吾时，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让李健吾转系。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朱自清翻开花名册点名逐个认识学生：“李健吾。”“到。”学生李健吾答道，并从座位上站起来。朱自清看到这个名字，觉得很惊奇，这个自己经常在报刊上看到的名字，竟然会出现在班级的花名册中，朱自清欣慰地问道：“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李健吾？”朱自清惊喜万分地望着李健吾。“是的老师，是我。”李健吾笑着回答。“那我早就认识你了。”朱自清笑着拍拍李健吾的肩膀。下课后，朱自清劝李健吾：“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当时中文系只念古书，不利于白话文的创作，所以朱自清这么说。李健吾听了朱自清的话，第二年就转到外文系去了。但是李健吾写完文章，还是经常拿来给朱自清看，在李健吾看来，朱自清始终是自己的老师，更是自己人生的导师。朱自清也十分爱惜这个学生，每次都会帮李健吾斟酌句子，打磨文稿，经常忙到深夜。李健吾特别感激老师，长年地互动交流，使他们真挚的师生情格外笃定。（摘自《做人与处世》，作者许承橙）

朱自清的“低姿态”1935年10月，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教授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图书馆主任，虽说工作繁杂，但对爱看书的朱自清来说，却是一种享受。自接任后，他每天以图书馆为家，有时竟达到了“足不出馆”的地步。虽说朱自清满腹才学，且在文学上有相当高的造诣，但他为人低调，总是一副谦恭的样子，所以学生们并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经常吩咐他帮忙查资料或者找书，而朱自清也乐于效劳。一天，朱自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时候，有一处语句，读来读去总感觉不妥，但又不知不妥在何处。于是，就打电话给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闻一多教授，请他晚上到家中共同研究研究。晚上，闻一多如约而至，两个人边吃饭边聊天。其间有电话打过来，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让朱自清去帮忙找一本书。本来，妻子陈竹隐已婉拒了那个学生，说家中有客，且有要事相商，但那个学生执拗地要朱自清接电话并过去找书，令人没想到的是，朱自清竟然一口答应了。陈竹隐小声跟他说：“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学生而置闻教授于不顾呢？况且你约人在先，他约你在后，总得有个先后之分吧？”朱自清很认真地对陈竹隐说：“对人，不分教授还是学生，但对事，要分轻重缓急。”闻一多在知道朱自清要赶去图书馆帮学生找书后，表示很吃惊，便问朱自清：“找书这些琐事怎么能要你亲自去办？这些学生也太过分了。”朱自清笑了笑，说：“图书馆以书为本，以学生为重。而我既在图书馆工作，那么为学生找书就是我的分内事，谈不上烦琐。学生既是打电话到家里来，就说明他遇到了问题：一是他急着要用这本书，二是其他人找不到这本书，三是他相信我可以帮他找到这本书。遇事找人，谈不上过分。” 一番话，说得闻一多自叹不如。本来，在清华大学所有教职工的眼中，朱自清都是重量级的存在，但没想到他却是如此的“低姿态”。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知晓“找书”事件之后，也重新认识了这个“不起眼”的图书馆主任，对他充满了敬仰。（摘自《人民政协报》）没扔进湖的石子

1921年，朱自清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一次，讲的内容比较难，他让学生们在午饭后多复习几遍。中午，朱自清吃完饭，发现学生们都在校外的湖边打闹，就问他们怎么没去复习功课，一个胆子大的学生说：“老师，我们晚上回家补是一样的。”朱自清笑笑，让这个学生捡一颗石子扔到湖里。学生虽然不知道朱自清想干什么，但还是照做了。朱自清还是笑着，让他再捡一颗石子扔进去。可就在学生准备抛石子时，朱自清却突然喊停，让他把石子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学生照做后一脸困惑地看着朱自清，不知道老师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几秒钟后，朱自清又让他向湖里扔一颗石子，待学生完成后，朱自清才问：“我问你，现在是第几颗石子扔进了湖里？”“第二颗。”学生回答。“对，但如果你把刚才扔进草丛的石子也扔进湖里，现在就是第三颗。”朱自清说，“但是就算你往湖里扔再多石子，也永远无法把第二颗补回来。读书也是一样，如果你中午不复习，就算晚上复习得再好，也无法补回逝去的时间。”学生们听后，纷纷红着脸回教室复习去了。（摘自《今日六合报》，作者陈亦权）

不吃救济粮，饿死了朱自清？

一般人印象中，朱自清因为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结果被饿死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朱自清拒领“美援”面粉是事实，但拒领“美援”面粉并非朱自清的死因。事实上，朱自清是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去世的。那么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还是吃出来的？朱自清早年的日记里最早出现“肠胃不适”记载是在1924年11月16日。那天，朱自清因为喝了酒，感到有点“肠胃不舒”，不过当时他并未特别在意。1925年后，朱自清重回北方到清华大学任教，后于1931年赴欧洲游学一年。在此期间，朱自清对西餐似乎不太习惯，“肠胃殊不适”“肠胃仍不佳”“肠胃仍劣”之类的记载开始频繁出现在其日记中。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后至昆明，他虚弱的肠胃不得不面临各种挑战。由于饮食粗粝，朱自清在一些场合下难免多吃，结果胃痛反复发作。日记中类似的记录不下十条。抗战胜利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但由于国内纷乱不休、恶性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其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由此，朱自清的身体也日渐虚弱，胃病越来越严重。除了先天体质及饮食习惯外，朱自清的胃病也和他承受的家庭压力有直接关系。其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共8个孩子，一家10口人，家庭负担可想而知。朱自清在正常教学之外，只要空闲，几乎天天熬夜写稿，这对身体显然是不利的。最终，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的朱自清生命永久地定格在了1948年8月12日。（摘自《文史博览》，作者金满楼）   

差点被蝉打败的朱自清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发表后，有个叫陈少白的读者给朱自清写了一封信，毫不客气地向这位大文豪指出，《荷塘月色》中对“月下荷塘”的描写严重失实。据其所知，夜里的蝉是从来不叫的。看完信，朱自清陷入了沉思，那晚漫步荷塘，到底有没有听到蝉声，他的确记不清了，于是到处查阅资料，也没有结果。他又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教授。几天后，刘教授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出这么一段儿。”朱自清接过抄文，上面写道：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他却清楚地听到蝉虫在叫。一向严谨的朱自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既然专家没有表态，那么，这段书中抄文也许只是一个例外。他回信告知陈少白，表示以后再版时，他将删掉有关“月夜蝉声”的句子。此后几年，朱自清把这个问题时常放在心里，便经常夜间外出，在树间徘徊、聆听，竟然有两次在月夜亲耳听到蝉子的叫声。这真是莫大的收获。此后，他再版文集时，没有删除“月夜蝉声”的句子。朱自清先生对作品、对读者抱有的这种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在品读《荷塘月色》时，又听到“月夜鸣蝉”的美妙之音了。（摘自《家教世界·创新阅读》） 

朱自清自轻不失重

朱自清和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共事。朱自清喜欢静坐沉思，在书桌上字斟句酌，写完之后，他会捧着自己的文稿，递到闻一多的手里，一脸谦逊地说：“一多，请你看看，看有问题没有？”那姿态就如同一个虚心求教的学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朱自清给学生讲新文学发展史，整个过程却对自己的作品只字未提。在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史上，朱自清这个名字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对此，有同学向朱自清质疑，朱自清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很难讲。”在学生们的一再坚持下，朱自清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吧。”最终，三言两语，匆匆作罢。在西南联大期间，教授的生活相当困窘，为了补给生活，就以治印、卖文为副业，十几个教授共同订了个润例，朱自清也名列其中。当时，朱自清有个学生叫冯契，老家有个朋友想找名人给亲戚写一篇寿序。冯契想到了老师朱自清，便向朱自清求文，也希望以此对老师的经济有帮助。朱自清很快就把寿序写好了，冯契按照教授们共订的润例，以当时八石米的市价给老乡开了价去，却不料那个朋友觉得贵，不要了。冯契哭笑不得，最后只得去向先生表示歉意，朱自清只是轻声说：“我练习练习，这样的文章从没写过，写得不好。”朱自清总是看轻自己，而后人却把他看得很重。（摘自《做人与处世》，作者王玉龙）

朱自清的情书“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朱自清的《春》仿佛一场雨，自民国以来，一直在读者的心里飘洒。其实朱自清在创作《春》的时候，心情不可谓不高涨，那时他刚刚结束欧洲漫游，回国后与陈竹隐携手，没过多久便喜得贵子，于事业上，又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四喜”中占了三条的他，可谓是好事连连，春风得意。陈竹隐与朱自清的初遇，始于一场朋友们的诓骗，可以说，朱自清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见陈竹隐的。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钟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6个年幼的孩子（小儿朱六儿只1 岁就夭折），朋友们看不下去，纷纷劝说朱自清续弦，却每每被朱自清拒绝。后来陈竹隐是这样回忆她与朱自清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那天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戴一副眼镜，看起来还不错。可谁知道，他的脚上却穿了一双老款的‘双梁鞋’。”正是由于这双“双梁鞋”，让陈竹隐的女同学笑了半天，还坚决拉着陈竹隐说，不能嫁给这土包子。好在陈竹隐却没为一双鞋就否定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从“女士”到“亲爱的宝妹”朱自清再约她时，陈竹隐欣然赴约。民国时青年男女的约会与现在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去饭馆吃饭，坐电车去看老电影，并排沿着江边压马路。据朱自清之子朱思俞回忆：“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住城里。来往不是很方便，所以那时写信写得比较多。”朱自清在写给陈竹隐的第一封信里，称她为竹隐女士，而落款为朱自清。在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则称她为竹隐弟，落款却成了自清。而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为亲切的隐弟，而自清却只剩下了一个清……再以后，便是那一句有名的情话：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从最初的“女士”再到“亲爱的宝妹”，在整整七十五封情书下，他们的爱情，如夏夜里月下含苞待放的荷，渐渐绽放在柔柔的碧水间。她，陈竹隐，齐白石的学生，唱得了昆曲，拿得了画笔，但这个比朱自清小了七岁的年轻女孩，却如何能经受得起他情书的攻势呢？这年的寒假，她开始有意躲着他，可躲得了人，又如何躲得开心里的牵肠挂肚呢？她又收到了他的信，在信上他穷尽了所有能表述他内心苦痛的词语，竭力述说着他的相思之苦，他说他的胃又开始痛了。而她的心，也隐隐地疼了。最后，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的几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一天也正是他们相识两周年的日子。

挑起家的重担

没有哪个女人会刻意放弃理想与追求，甘心愿意做一个围着灶台饭桌团团转的女人，而陈竹隐却为了朱自清，心甘情愿成了他背后的女人。那个从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儿，如今也为他洗手做羹汤。日子在平淡中越过越有滋味，如同一口百年的老酒，入口很淡，而回味却是甘洌无比。时光如水般从指尖缓缓溜走，待回首时已是1937年，距离他们结婚已过去五年之久了，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朱自清的一家人又怎可幸免。次年4月，面对紧迫的战争形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作为教授，要随校南迁到昆明，他本想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同去，可是孩子们正嗷嗷待哺，仅靠朱自清的那点薪水又如何能在这物价纷飞的日子里，买到足够的粮食呢？虽然不舍得朱自清，但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子，陈竹隐暗暗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随学校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成都，一个人挑起了整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人在昆明，一人在成都，一个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一个是天府之国的锦城，相隔迢迢万里间，唯借那中天之上的一轮明月，才可了相思之情。两年后，朱自清回成都探亲，他风尘仆仆地赶来，在柳树下轻喃一声我回来了，陈竹隐倚门而望，接过他手里的行囊，二人相视一笑，好似从未分别般，只因他们懂得，纵使相隔万里，他们的心却都是紧紧贴在一块儿的。也正是这次探亲，朱自清目睹了饥民哄抢米仓的场景，心中抑郁不平，愤然写下《论吃饭》一文，犀利地指责当权者无视人民温饱，支持人们为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而斗争。此后的他，继闻一多、李公朴之后，泱泱华夏又多了一位民主斗士。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带着不舍，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爱人和女儿，他们的爱情故事，却流传了下来，感动着我们。（摘自《读书文摘·经典》，作者邵子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