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超越的中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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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巧若拙老子法度《庄子》文化 |
分类: 诗词美文 |
前两期的大师文化讲坛,我们跟随着美学大师朱良志先生的视角,徜徉了中国美学世界中那个“一草一天国,一花一世界”的孤寂领域,那个“水不流、花不开”的寂寥宇宙。中国人以何为美的这个命题逐渐得到解答。第三讲,朱先生将为我们继续揭示这些谜题:中国人为何会对枯藤、老木、顽石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艺术家为何会在深山古寺、枯木寒鸦、荒山瘦水中,追求生命的韵味?书画家为何喜欢在枯笔焦墨中追求“干裂秋风”式的境界?那些被西方学者称为“一些古怪的胡乱堆积起来的破石头”
的中国园林假山,中国人为何会认为其中包含着无限美感?这一讲,我们就来谈谈古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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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大巧若拙。”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美学的一条定律。
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看起来像是不巧。大巧,或者说是拙,不是一般的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作为最高的巧,是对一般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这涉及到老子关于自然和人工关系的思想。老子认为,最高的巧,可以称之为“天巧”,自然而然,不劳人为,拙就是夺天之巧。从人的技术性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的角度看,它又蕴涵着无上的美感。
在老子看来,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之巧,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小巧,是出自人机心的巧。机心,叫做伪饰,伪饰就破坏了自然而然的心。这样的巧,如果说它有什么优长的话,它也是局部的巧、矫情的巧。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和谐生命的破坏。老子的拙,强调的是一种独立于人机心之外的自然本真状态,这是他自然无为哲学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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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大巧若拙的哲学,将人为与天工两种截然不同的创造状态呈现于人们面前,前者是机心的,后者是自然的;前者是知识的,后者是非知识的;前者是破坏生命的,后者是养生的;前者是造作的,后者是素朴的;前者以人为徒,后者以天为徒;前者是低俗的欲望呈露,后者是高逸的超越情怀。大巧若拙,就是选择天工,而超越人为。中国艺术强调的“天工开物”的思想,就是受到此一思想影响而产生的。
老子提出大巧若拙,是针对机心流行、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虚伪性而提出的。如老子所说:“慧智出,有大伪。”老子认为,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巧的积聚的过程,而这巧,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人本真状态的破坏。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他倡导一种自然而然的哲学观念。
这样的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却令人深思。老子时代的繁缛和虚华当然和现今无法相比,但相对而言,那个时代也有了很高的文明,郁郁乎文哉,已经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文化特色,文明所带来的虚荣奢华席卷着这个时期,声色狗马之乐,虚与委蛇之势,艳心荡魄之色,乃至繁缛的礼节,巧言令色的风行,其实,这是“欲望的时代”。老子对这样的“流行文化”做出了另外一种思考,他反思:这样的所谓文明,是不是符合人的真性?
今天的时代,是不知胜过老子之时多少倍的“欲望的时代”,体味老子的这一思想,自然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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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继承了老子思想,强调“以道不以巧”。他讲了一个“散木”的故事:有一个叫石的木匠,与徒弟一道到山林中寻木材,看到一棵高大无比的栎树,遮天蔽日,粗到百人也抱不过来,人们将它当做神树,祭拜它的人摩肩擦踵。石木匠看到这样的树,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这徒弟却被迷住了,忍不住在那里观看。他追上师傅,说:“我跟随师傅在山林里选树,从来没有看到像这样奇美的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头也不回就走了呢?”石木匠说:“不要说它啦,这是一棵‘散木’,大而无用,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做门做窗会被虫蠹。这是‘不材之木’,就是因为无所可用,它能得其终年。”
“散木”以无用而得其终年。一部《庄子》讲了很多与此类似的故事。如吴王大胜,顺江而下,前面是一片猴山。山中的猴子见到大兵压过,尽皆逃去,惟有一只手段高明的猴子没有跑,弓箭手射之,它长臂一挽,就接到了。吴王大怒,命众弓箭手四面射之,最后这只猴子被射死了,它因迷恋技术而丢了性命。庄子推崇一种“散人”的智慧,散,是散淡、疏散、涤荡,“散”去一切束缚,超越一切秩序。庄子认为,要做一个“散人”,关键在有“散心”,有散淡的态度,有不为功利欲望、知识压迫的自由灵魂。庄子认为,“天下尽殉”,人为物役,人与世界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很“紧”,很憋屈。他要将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的“散”出来。
这样的智慧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守拙被视为一种人生智慧,一种存养生命之方。陶渊明有诗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归去的是他生命的园田。并不是农耕牧歌更适合他,而是这样自然率真的境界更适合他的生命栖居。
明代艺术家陈继儒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砚之用以世计。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耶?笔最动,墨次之,砚者静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于是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这一条用笔、墨、砚三者来比喻人生境界,真是说得好。中国人以此为人生智慧,有这样的对联:“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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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艺术家有“灌园叟”、“灌园主人”之类的印,这与《庄子》中的一个故事有关。《天地》篇说,子贡南游楚国,返回晋国,过汉阴,见到一老翁浇菜园,抱着一个大瓮到井中灌水,吃力多而功效少。子贡说:你为什么不用水车呢,水车用力少而功效大。这老翁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这里显然有拒绝机械、技术的偏颇,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反对机心,按照庄子的看法,因为用机械,就是一种机事,是机事,就会有机心,有了机心,就破坏心灵的“纯白”——纯而不杂、光明澄澈的心灵。中国美学提倡的“本无心乎相求,不期然相会”的境界,强调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就与这哲学有关。云无心以出岫,被推为中国人崇高的境界,也与这思想有关。
现代文明是机心精心编织的社会。我这里说一幅八大山人的作品《巨石小花图》。
八大有一幅巨石小花图,左侧画一个巨大的石头,右侧在石头下画一朵小花。一大一小,形成鲜明对比。石头并无压迫之势,非常圆润。而小花也没有委琐的形态。上面八大题了一首诗,诗说:“闻君善吹笛,已是无踪迹。乘舟上车去,一听主与客。”
诗中用了一个东晋人的典故。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是一位有很高境界的诗人,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桓伊经过,桓伊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但子猷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子猷并不在乎这一点,就命家人去请桓为他吹笛子。而这位桓伊是真正的“性情中人”。文献中说他听到人唱悲歌时,惊呼道:“奈何,奈何”。他和王子猷心意相通。他知道子猷的大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来到子猷身旁,为他奏了三只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在水中静静地倾听。演奏完毕,桓伊便上车去,子猷便随船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据说后来著名的古曲《梅花三弄》,就来自这个故事。八大画这样的内容,画一种对话,一种渺无踪迹的心灵交谈。在这里,语言遁去了,权势遁去了,利欲遁去了,一切人世的分别都遁去,只留下两颗灵魂的絮语。人生活在世上,受到的限制太多了,人的内在真实生命冲动,常常是被压抑的。我们被外在化、礼仪化,机心重重,其实也是空洞化。这样空洞的存在,其实是一种非存在。八大这幅作品中,僵硬的石头为之柔化,那朵石头边的微花,也对着石头轻轻的舞动,似乎在低声吟哦。八大要画的意思是:人心灵的深层理解,穿透了这世界坚硬的冰层。而戴着文明盔甲的当今人,似乎也可从这故事中得到的启发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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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中国艺术以这种天真平淡之美为重要追求。虽然“淡乎其寡味”,却有大美藏焉。
唐代孙过庭《书谱》,提出学习书法三阶段的观点。他说:“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个“人书俱老”在中国书法中有很高的位置。
他的意思是,学习书法开始时求“平正”,这是第一阶段;得平正以后求险绝,这是第二阶段;能险绝以后,再回到平正,这是第三阶段。学习书法,要从求法度入手,事无法不成,字无法不立,所以临帖是不可少的。前人的法帖是漫长时间凝聚的经典,需要悉心体会。但你在研习法度、熟悉法度之后,还要追求险绝,就是求变法。以前有一个书法家说:“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恨是遗憾的意思。二王代表书法至高典范,但我并不以没有二王的法度而遗憾,应该遗憾的是二王没有我的法度。这种“廓然无圣”的精神,是创造所必须的基础。书法不仅要有法度,更要有气象,有自己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书法如此,一切艺术也如此,不能做成法的奴隶,要“我自用我法”。这就是孙过庭由平正而追险绝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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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追求险绝,追求纵横变化之后,又要归于平正。追求险绝并不是目的,书法史上有不少人流于荒怪一路,就和这样的泛滥恣肆有关。因为当你一味追求新奇,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出类拔萃,那你就会被一个追求的愿望所控制,在一种峥嵘凌厉的状态中创造,这样反而会滞碍生命的自然流淌。你常常会以技巧代替创造,一种战胜别人的目的性行为,会剥蚀你创造的灵气。由险绝归于平淡,就会去除法度,也去除欲去除法度的欲望,此时神怡气闲,顾盼随意,无笔墨之迹,无机智之状,无刚柔之容,无驰骋之象,丢下了一颗好斗的心。此时的平正,和初学书法求法度平正是完全不同的,那是技法的训练,机巧的满足,而此平正则是所在皆适之境。
孙过庭认为,这最高的境界就是一种“老”的境界。不是人写老了,书也写老了,而是心手皆忘,神融笔畅,纵横自由,如佛教中的布袋和尚一样,左一布袋,右一布袋,纵横天下,得大自在。老境就像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一开始流淌很平缓,在中途群水会聚,激浪排空,等到它汇入大海之后,又归于一片平淡之中。这老境就是这一片平淡。老境就是秋末的萧疏。平正之路就像春天,生命刚刚开始,一切都是新鲜的,鹅黄的细芽爬上柳条,鲜花绽放,这是属于年轻的;险绝之境就像夏天,骄阳似火,繁荫覆盖,生命尽情地达到它的最高点,这是由少到老的过程。而秋天的到来,树叶脱落,繁花凋零,又进入了生命的平缓期。但这绝不是开始时平正的重复,这老境就像秋日的红叶,纵横恣肆,它们在生命结束时,展示出最后的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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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喜欢班驳陆离的意味。如一件汉碑书法的拓本《尹宙碑》,历史的风蚀给文字带来独特的美感,读此作品,如将自己带入苍莽的历史风烟之中,其班驳陆离之中,跳出一种静穆崇高的意味。
就像前面所说的陈洪绶的《蕉林酌酒图》,有几件青铜陈设格外引人注目,锈迹斑斑,班驳陆离。高士手中所举不是平常的杯子,而是上古时代人们使用的酒器斝。树根上的茶壶是铜壶,石案上的盛酒器也是铜器,都有所谓“烂铜味”,那暗绿色的斑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古人云:“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金石鼎彝令人古。”陈洪绶的绘画大量地画布满锈迹的青铜器物,并非证明器物年代久远,来历不凡,也不是说明主人博物好古,而在突出其班驳陆离的意味,迷茫闪烁,似幻非真,如同打开一条时间的通道,将人们从当下拉向渺渺的远古。一个铜制的的小物件,似乎在几案上、诗语间游动,和人作跨时空的对话。传统篆刻追求“烂铜味”,拿起一枚汉代铜印,那锈迹斑斑的绿,成为明清印人的至爱。这迷离恍惚的绿,勾起了人们的联想,它是一枚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宝物,暗绿色的锈迹本身并不具有美的形式感,但却向人寂寞地显示历史的纵深,历史的风烟带走了多少悲欢离合,唯留下眼前的斑斑陈迹。
清末黄牧甫有一枚“化笔墨为烟云”的朱文印,其实明清印人正是化方寸的印迹为历史的烟云。人们在与时间的把玩中,将人微小的生命、短暂的存在放到宇宙洪流之中,斑驳的苔痕似告诉人们,一切都像这苔痕梦影,宇宙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连铸造的器物都变成了“烂铜”。人在流转的世界中,如何寻得生命的意义?一枚布满锈迹的铜印,原来关乎人生命的大问题。
这使我想到园林艺术家喜欢的苔痕。盆景艺术家说:盆景无青苔,如人未穿衣。园林艺术家童寯说:“拙政园藓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
青苔历历的境界,在中国艺术中,常常被当作与永恒对话的象征物。深受禅宗影响的日本诗人松尾芭蕉俳句云:“蛙跃古池这是,静潴传清响。”人们说,这首俳句最能反映出日本人的情趣。它所描写的境界其实很简单,但含意却很丰富:诗人笔下的池子,是静静的池子,是古池,亘古如斯静静的池子。青蛙的一跃,打破了千年的宁静,这一跃,就是一个顿悟,一个此在的顿悟,一个此在、刹那间的顿悟。在短暂的片刻撕破俗世的时间的网,进入到绝对的无时间的永恒中。这一跃中的惊悟,是活泼的,涟漪将现在的“鲜活”揉入到过去的“幽深”中去了。这个青苔历历的古池,成了进入往古时间的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