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大林寺桃花》的双层意义

                                                                       贺 伟

庐山有一处著名景点——白司马花径（下文简称“花径”）。它的由来，缘自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名诗《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清朝诗人查慎行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8年）上庐山游览时，在《游记》中写道：“上大林寺，乐天先生曾游此见桃花，今犹称白司马花径。”由此可见，“白司马花径”之称由来已久。

白居易是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初夏时节同友人同游大林寺的。“于时孟夏月，为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物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尤其是大林寺旁的山谷中，一大片桃花正值怒放之时，灿若云霞，醉人心扉。白居易欣奋至极，脱口吟出绝句《大林寺桃花》

《大林寺桃花》一经写出，当即广为流传，深受读者喜爱。白居易的好友、著名诗人刘禹锡读到后赞赏不已，步《大林寺桃花》韵，写了著名的《再游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一千多年后的1928年，大学者胡适四月上庐山时，被满山满岭姹紫嫣红的杜鹃花所深深吸引，也步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韵，为杜鹃花唱了一支赞歌：“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大林寺桃花》多年来一直入选小学课本。

《大林寺桃花》还为大林寺的兴盛立了大功，并造就了“花径”景点。

东晋名僧昙诜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创建大林寺，因寺处山巅，穷远偏僻，起初并未为人所知，人迹罕至。白居易携友人游大林寺时，见大林寺冷落萧条，亦不禁叹道：“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寺中惟板屋、木器。”但《大林寺桃花》一诗流传后，大林寺声名大振，慕名前来寻访者络绎不绝。后人为铭记白居易游踪，特在他赏花吟诗处的一块大石上镌刻“花径”二字。1929年汉阳人李凤高一行游览大林寺时，发现“花径”石刻，遂集资于1931年建起“花径”亭，将“花径”二字石刻置放亭中，予以保护，还在“花径”亭旁建“景白”亭，亭前立有石碑，邀请当时著名诗人陈三立撰写碑文，详细记述白居易游大林寺、写桃花诗之事。至此，“白司马花径”一景名实相符，前来缅怀前朝诗人的文人墨客及游人更渐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拨巨款对原“白司马花径”重新规划，正式辟为公园，成为游人必至的著名景区，白居易的名字也永远与庐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恐怕连白居易在此写诗时也未曾料到。

现在，我们来赏析一下这首佳作、

诗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诗中的“四月”系指阴历，按阳历算，已是五月上旬了，诗序中已明确写道“于时孟夏月”），本已是大地春归、春花落尽（“芳菲”本指花草，诗中当特指春花）的时候了。但没想到，在高山古寺之旁，却又看见了真真切切的春景：一大片刚刚盛开的桃花，开得正艳正好！诗人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载欣载奔，手舞足蹈，心中的怅惘一扫而光，深深陶醉在明媚的春光中了。诗人为什么这么兴奋，这么忘情呢？且看第三句：“长恨春归无觅处”，原来诗人曾为匆匆离去的春光而怨恨，而怅惘：春天怎么这么短暂，刚刚给人带来欣喜，就匆匆走了，找都没地方找啊。没料到，一登上庐山，却又走进了挽留不住、为之怨恨的春光之中！这怎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欣奋！“不知转入此中来”，一个“不知”把诗人的惊喜表达得淋漓尽致，原道是“无觅处”，却原来还是有“觅处”呀，这不明明又走进了桃花正艳的春光中吗？

从艺术角度来说，诗中首句的“芳菲尽”，与第二句的“始盛开”，构成了第一次遥相呼应的强烈对比；第三句的“长恨”和第四句的“不知”，构成了第二次遥相呼应的强烈对比。第一次强烈对比字面上是纪事写景，实际上也是在写感情上的踊跃――由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惊喜。作者在首句特意用了“人间”二字，似乎在强调在庐山所遇到的令人惊异的春景，如同是非人间的仙境。第二次强烈对比正是在“惊异”、“惊喜”的触发下，用“长恨”和“不知”再次表明感情的突变：自己时常怨恨春的无情，既去的早，又无处寻觅；却谁知是错怪了春，春并未归去，而是跑到庐山上来了，又和自己见面了！

《大林寺桃花》虽只有短短的四句，却显得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充分表现出诗人急剧变化的感情和思绪。但全诗又很通俗易懂，未用一个典故，未用一个冷僻词句，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情感上的急剧变化写来行云流水，合情合理，极为自然。这首诗充分代表了白居易诗作的深入浅出、平易自然、通俗易懂的艺术风格。

《大林寺桃花》中写的在庐山上寻觅到已逝的春天，并非诗人的想像和夸张，而是实景的描写，近代科学的发展为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气象学所揭示的规律，气温是随着地势高度的上升而相应递减的，地势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下降0．6度。庐山山顶比山麓城市九江（唐朝时称江州）要高1100余米，气温较九江一般要低8－10度。加上庐山地处长江与鄱阳湖之间，江湖水气上升，庐山时常云雾弥漫，日照不足，所以春天当然来得迟了。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已写得很清楚：“大林穷远，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为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物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已是“孟夏”时节，山上却仿佛还是“正二月天”，“若别造一世界者”。所以，庐山的桃花自然要比九江晚开一个多月。

至此，《大林寺桃花》一诗似乎已赏析完毕，但是，且慢！如果我们只是将这首诗仅仅理解为诗人是写山上、山下因气温的差异造成的“花尽”、“花开”、“春归”“春在”的自然现象和喜悦心情，那就过于简单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诗人是在什么心境中上的庐山以及诗人写的其它的一些庐山诗篇，就不难看出，这首看似通俗易懂的诗中，其实还含有另一层深深的含意。

首先，诗人是在极为抑郁、幽愤的心境中上的庐山。此时，他正在庐山脚下的江州（又称浔阳，今称九江）担任“司马”闲职。名满中华、原为陪伴太子读书的诗人之所以来江州屈任毫无权力的闲职，是因为他正经历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打击。

白居易是唐代宗七年（公元772年）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他的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由“明经”出身而作官的（“明经科”是唐代六种科举制度之一），对儒家学说都极为通晓。白居易自小就受到儒家学说的深深熏陶，很早就立下了“兼济天下”、抱效祖国的宏图大志。

白居易天资聪慧，幼年即学作诗，8、9岁时就已懂得声韵，16岁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著名诗句。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考取进士，两年后又通过了更高一级的“拔萃科”考试，被授为秘书省的校书郎，成了一名小京官。4年后，白居易又通过了由皇帝亲自主考的“制举”考试，当了京城长安郊外的一名县尉，后又回到京城，入翰林院当了翰林学士，后又担任过左拾遗、户曹参军等职。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也就是陪伴太子读书，对太子进行“讽谕规谏”。一年后，他即含冤被贬江州。

此时的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从中央到地方，矛盾重重，政治一片腐败。面对朝廷内外黑暗现状，白居易予以强烈的抨击，遭到权势极大的宦官嫉恨。唐元和十年，长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正在密谋反叛朝廷的河北、淮西军阀吴元济、李师道等人，派刺客将宰相武元衡刺死，将御史中丞裴度刺伤。白居易闻讯极为震怒，不顾自己“太子左赞善大夫”不许过问朝政的规定，当即向唐宪宗上书，请求皇帝即刻追捕杀手，查明幕后指使人。对白居易早已怀恨在心的宦官们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说朝廷大臣谏官们尚未上书，他这个明文规定不许过问朝政的东宫“宫官”却破坏朝规，先来上书，是明显的对朝规的蔑视、也就是对皇帝的不尊。唐宪宗大怒，当即将白居易贬为江夏刺史，逐出京城。唐宪宗还不解恨，又追加圣旨，将还在赴江夏途中的白居易再贬为江州司马。

明明是为国分忧，却遭此沉重打击，白居易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在临近江州的船中愤然作诗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尽管蒙冤受屈，他并没有妥协，认为是非曲直总会大白于天下，自己所受的冤屈总会受到洗雪。

在江州贬居的日子里，白居易的心情极为抑郁。在著名长诗《琵琶行》中，他怆然叹道：“我从去岁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他通过描述生活艰困，暗示了他在精神生活上的苦痛。他对无端遭受诬蔑感到痛心，他对弄权的奸臣感到愤恨，他为自己从小就立有的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无法实现而悲哀。贬谪到何日？未来在哪里？一时都无法预料，他的内心蕴藏着说不完的烦闷。

白居易在江州无所事事，甚感寂寞，便时常去相邻的柴桑拜谒、寻访晋代著名大诗人陶渊明的故居和遗迹，更喜欢去相近的东林寺与高僧名释闲谈。渐渐地，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也生出了一些“归隐”、“遁世”之念。他在《访陶公旧宅诗》中写道：“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他在《祭庐山诸神文》中也写道：“创新堂宇，疏旧泉沼，或来或往，栖迟其间。不惟耽玩水石以乐野性，亦欲罢去烦恼，渐归空门。”

白居易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与心绪中登上庐山、游览大林寺、写下《大林寺桃花》一诗的。

现在，我们再来细读这首诗，就不难感知到这首诗里所蕴含的诗人更深沉、更复杂的情感。

先看第一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初读象是一句陈述句，现在再读则象是一句感叹句了。诗人不说“江州四月”或“浔阳四月”，而偏偏采用内涵极宽广的“人间”，显然是极有用心，并非随意为之。再细细揣磨“芳菲尽”三字，感到并不仅仅是指大自然的春花，分明还包含着诗人对奸臣弄权，正直、有才的官员受到打击、排挤，难有作为的愤慨和感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才华洋溢的官员深为国家担忧，不顾个人安危，纷纷向皇帝上书、进言，却都被逐出京城，大都贬谪到偏远荒凉的州府当毫无权力的“司马”，史称“八司马”。在长安，在全国，在整个“人间”，遭到迫害、打击的有识之士又有多少！“尽”的不只是大自然的春花，更是正直有为、才华洋溢的人才啊！

朝廷是这么黑暗腐败，人心是这么狡诈险恶，仕途是这么艰难莫测，只有大自然，永是这么纯朴、这么美丽，只有在大自然的环抱中，才能暂时忘却人间的烦恼。还是大自然善解人意，还是大自然真情永在啊！《大林寺桃花》的第二句，既表露了诗人对又见桃花盛景的惊喜，同时也表露出对大自然的深深喜爱。在浔阳贬居的几年间，每当郁闷难以排解时，诗人就到庐山四处游览，寄情山水，美好、纯朴的风光给了诗人极大的宽慰。他还在香炉峰北筑了草堂，他在《庐山草堂记》中欣然写道：“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因此，“山寺桃花始盛开”，从表层意思来说，是与山麓早已凋谢的春花作对比；从深层意思上来说，则是用纯朴、美丽的大自然与黑暗、险恶的人世、官场作对比，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由衷喜爱，也反衬出诗人对已是“芳菲尽”的人间的失望和厌恶。

接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长恨春归无觅处”一句中的“春归”，就不仅仅是指大自然的节令，而是暗指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贤明通达的政治了。白居易和所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样，渴望能遇上明主，遇上盛世，有一番大作为，不负“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然而，此时的唐朝，早已由盛大变为衰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再也看不到初唐、盛唐时期的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局面了。自己纵然学富五车又有何用？不但不能伸展宏图大志，反而屡遭排挤、打击，只落得贬居小城、无所作为的地步！焉能不“长恨”？“长恨”又有什么用呢？生不逢时，徒奈其何！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还能找到几分宽慰，才能感到几分舒心。“不知转入此中来”一句，最后表达出诗人在大自然中暂时忘却无限苦闷、烦恼的心境。诗人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中将这种心境表现得更加明显：“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又是一个”人间“！）多艰险！”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浅析了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这首表面看来通俗易懂、表意清晰的诗，其实内含有深深的蕴意，如果只仅仅把它看成是一首描述因地域差别、气温差别而造成的“花尽”“花开”、“春归”“春在”的风景诗，那就失之于肤浅了。我们更应结合白居易前半生的人生旅程，尤其是含冤受害、被贬江州的悲苦境遇，来解读这首诗作，便会感悟到诗作应该还蕴含着作者对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对自己报国无门，还要横遭灾祸的极度悲愤以及只有在大自然中得到释怀的欣慰。

大林寺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大林寺桃花》却还一直盛传不衰，还因此造就了一个著名景点，由此可见后人对白居易的景仰、对白诗的热爱。当我们徜徉在“白司马花径”，吟咏着白居易在此赏桃花的佳作，更应加深对这首诗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