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国语》语言艺术新探
(2019-12-06 10:27:24)
标签：
《国语》语言特色研究文学 |
分类： 议论 |
说《国语》往往牵扯到《左传》，因为司马迁认为两书都出自左丘明之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孔子）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在《报任安书》中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根据司马迁的意思说得更明确：“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繤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这样，《左传》和《国语》的著作权都归之于左丘明了。因为《左传》是解释孔子《春秋》的，所以后人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三国时吴人韦昭还解释说，因《国语》“其文不止于经，故号曰《外传》。”（《国语解序》）可是，经过历代许多历史学者考证，两书不是一个作者似乎已成定论；就是《国语》一书，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在考证过程中，许多人就两书本身作了分析比较，比较地结果是，两书不仅不是一人所作，而且《国语》还远不如《左传》。清人崔述的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记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洙泗考信录余录》）
从历史学角度说，崔述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严格地说，《国语》不能算作一部史书，至多归于杂史、野史。因为它记事不写年月，不注意全过程，甚至不顾自然顺序和前后矛盾。作者的着眼点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当时知名人士针对事件所发的有价值的言论。作者为记下这些言论，甚至让同一事件重复出现；为了说明其言论价值，还往往交待一下事件的起因与结局，以显示言论的预见性和效应。我们从这些交待中，有时也可窥到事件的大致过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勾践灭吴等，但纵观全书，便可明显看出，作者写事是为了记言，而所记之言论，有时还有悖于《春秋》经意。所以我们应把《国语》看作当时几个国家某些哲人的言论集。和以记事为主的《左传》相比，根本不是一种文体。从历史著作的发展史来看，《国语》也不能算作历史著作的一种体式。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把古代史书分为六家，《国语》是其中之一。（见《史通·六家》）但早就遭到刘鉴泉的反对（见《史学述林·史体论》）。汪之昌在《六家体例源流考》中则明确指出：“《国语》非编年非纪传而不归典式。”因为我国古代历史著作，归纳起来基本上只有“编年”和“纪传”两种体式。《三国志》是分国记事的，而实际上仍是纪传体。
我们知道，否定《国语》最下力的大约要算唐代的柳宗元了，他不仅写了《非国语》67篇（《非国语》上31篇，下36篇），还特为写信给朋友吕温、吴武陵等人，宣扬自己的观点（见《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氏在他的有关文章中，也曾向我们公开表白，他主要是从儒家经书的立场来否定《国语》的，因为它“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非国语后跋》），“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非国语序》），“好诡以反论，其道舛异”（《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但同时，柳氏关于《国语》的文采还是充分肯定的，说，“其文深闳傑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他所以写《非国语》，正是“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菲国语序》），“病其文胜而言尨（máng,杂乱）”（《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至于他自己，则经常从《国语》中吸取写文章的经验与诀窍：“参其《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把《国语》的文采风格与《庄子》、《离骚》等书并提，可见评价之高。今天我们应该从柳氏提出的“趣”字出发，结合《国语》的记言特点，实事求是的重兄它的文学价值。可惜当前流行的几种文学史教材，大多没有摆脱过去史学家和经学家留下的羁绊，或者单从记事文学的角度去评价，认为“从文学上的成就说，《国语》远不如《左传》”。即使提到《国语》记言的艺术成就，也只限于几则诙谐幽默的对话，而且当作偶然的个别的“有些片段”。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拾史学家的牙慧，抛开儒家经学家的偏见，根据《国语》的记言特点，辨析其人物对话的语言艺术，笔者认为，其文学价值甚或在《左传》之上。
从记言文学角度看，《国语》简直是一部丰富多彩的言论集，内容极为广泛，手法相当高超。有臣下对王侯的诤谏，严肃的政治内容，谈起来却灵活多变；有军事家的密论，分析战争，预料胜负，有理有据，往往切中要害；有外交辞令，阐明利害，委婉机辩，曲折而畅达；有群臣之间的私下议论，你长我短，活灵活现；有君与妃，臣与妻，以及男女私通的枕边细语，密密切切，惹是生非；还有不少言谈，是对历史长河中的琐事而发，诙谐幽默，逸趣横生，令人捧腹；……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言论无不切合人物身份和场合环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或智慧超群，远见卓识；或忠诚憨厚，耿直坦率；或机警灵敏，聪颖过人；或滑稽多智，令人可亲，等等，无不微妙微俏地表露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都直接孕育了《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对后世小说戏剧的人物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打算从诤谏奏语、外交辞令及平时交谈三个方面，来探讨其语言艺术，评价其文学成就，并且尽可能地与《左传》加以比较，以纠正传统认识的偏颇。
就谏语而言，《周语上》“召公谏历王弭谤”颇有代表性。周厉王暴虐无道，用残酷的杀戮办法来阻止百姓们的批评意见，还因此向召公夸口，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于是引出了一段有名的谏辞：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 ，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这篇谏辞写得十分精彩。从中心内容看，反映了召公卓越的政治见解，闪燿着民主思想的光辉。从行文上看，条理清晰地说了四层意思，且环环相扣，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首先，根据“国人莫敢言”的现实，从反面提出中心论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现实问题非常严重，箝制人口，不让百姓讲话，百姓忍无可忍，定会暴乱，结果必然危身亡国，下场不堪设想。接着，便用历史事例，从正面论证，加以引导。古代天子，为求通民情，广开言路，设置了很多让臣下及百姓说话的渠道，才能“行事而不悖”，做到长治久安。这层内容，既论证了中心，又为厉王树立了榜样，引导其改邪归正。然后，再从现实中土地山川设喻，说明让人民畅所欲言的好处：“民之有口也，犹土地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最后，又从正、反两方面推论出必须让人民畅所欲言的结论，并用两个反诘句加以强调。短短的187个字，简直胜过长篇论文。从修辞角度看，主要采用的比喻，浅显形象，易于理解。另外，还有例证、排比、对偶、反诘等等，手法灵活多样，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特别是最后一层，一反一正均用反诘句作结，显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召公的气愤感情，以期引起厉王的警觉和采纳。通过这段谏辞，我们看到了召公政治家的形象：智虑忠纯，远见卓识，而又能言善辩。谏辞以后，作者又交待了厉王不听劝谏的下场：“三年乃流王于彘。”以显示谏辞的效应和力量。
厉王和召公都是春秋以前的人物，《左传》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们活动的记载；同时在《左传》中也找不到其他类似的这样精彩的谏辞。
召公谏厉王弭谤，内容严肃，形式庄重，直率坦诚；而《晋语九》记载阎没、叔宽二人谏阻魏献子受贿的言辞，又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歪打正着，以自责的方式，启发对方醒悟。
梗阳人有狱（狱讼，打官司），将不胜，请纳赂于魏献子，献子将许之。阎没谓叔宽曰：“与子谏乎！吾主以不贿闻于诸侯，今以梗阳之贿殃（病，破坏）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献子将食，问谁在庭，曰：“阎明、叔褒（即阎没、叔宽）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叹。既饱，献子问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忧。吾子一食之间而三叹，何也？”同辞对曰：“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惧其不足，故叹。中食而自咎也，曰，岂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叹。主之既已食，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适）餍而已，是以三叹。”献子曰：“善。”乃辞梗阳人。
阎没和叔宽为了使主子清廉，永保正卿官位及声誉，借故陪魏献子吃饭而发出“三叹”，以自己对食物的“贪”，来影射献子对财物的“贪”。表面是自责不知足，实质上是批评献子不知足，特别是“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餍而已”一语，则明确告诉献子，为人要“适饱足，自节止”（韦昭注），否则将会难以安心，哀叹不已。献子很快醒悟过来，马上辞掉了梗阳人的贿赂。古人评论说：“二人善谕而不逆，献子能觉改也。”（见韦昭注）作者写二人解释自己三叹的原因，有情有理，令人信服。句子简短，句式多变，语气舒缓，款款道来，充满了自责心情；如徐徐清风，吹拂对方，使之醒悟。《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基本上用的这种谏诤方法。或从中可以看到《国语》对《战国策》的影响。
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记载了这个事，内容略同，但从文学手法上讲，显有逊色。便于比较，兹抄录如下：
冬，梗阳人有狱，魏戊（魏献子之子）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即献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即叔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比置（杨伯峻注：比，及也；置，置食器、食品），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叔伯，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杨注：谓昨夕有人赐我二人酒，我二人因未晚餐，此时甚饥矣。）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杨注：上菜之半也），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愦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餍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从史料上看，《左传》提供的较多；但从文学表达效果看，远不如《国语》。 开头说明魏献子受贿的经过和态度，《国语》字少而明确。“将不胜”比“不能断”确切；“将许之”比“将受之”概括全面。“受之”是指接受女乐，还不能说明魏献子答应梗阳人的请求；而“许之”一语，则说明魏献子既要接受贿赂，又要答应请求。《国语》省略了原断狱者魏戊和梗阳人行贿的内容，但从这则对话的主旨来看，这个省略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左传》中的阎、叔二人是在魏戊的授意下行谏的，而在《国语》中则是完全自觉主动的。从颂扬二人思想行为看，《国语》显然高出一筹。写二人在魏家吃饭和三叹过程，《国语》多用了几个字，使得明白晓畅，合情合理，如亲临其境，似亲眼目睹；而《左传》则显得晦涩难懂，不可理解。“比置，三叹。”怎么一放置食器、食品就三次叹息呢？总不如“比已食，三叹”（到吃完了饭，前后三次叹息）符合情理。解释三叹的原因（这是对话的核心），《国语》强调“吾小人也，贪”，突出一个“贪”字；而《左传》却另外制造理由，说什么“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显得奏作而画蛇添足，对促使魏献子醒悟效力来说，更显逊色。还有，“属餍而已”后缺少“是以三叹”四字，也嫌语气不完整。
下边再看楚大夫蓝尹亹（mén）对自己国君楚昭王的谏辞。先交代一下背景。
楚昭王的令尹子常，贪得无厌，却倍受恩宠。子常为了索要蔡、唐二国的玉佩和骕（sù）骦(shung)马，曾扣留来朝的蔡昭侯和唐成公，直到他们答应“与之”，才放其回国。二君回国后便联合吴国于鲁定公四年伐楚，结果在柏举（楚地）一战，把楚打得大败。吴军入楚。楚昭王不得不离开国都向随地逃跑。《楚语下》是这样记载的：
吴人入楚，昭王出奔，济于成臼（渡成臼河），见蓝尹亹载其孥（nú,老婆孩子）。王曰：“载予！”对曰：“自先王莫墜（丧失）其国，当君亡之，君之过也。”遂去（离开）王。王归（后来回到国都），（蓝尹亹）又求见。王欲执之。子西（现令尹子申）曰：“请听其辞。夫其有故（大概有原因）。”王使谓之曰：“成臼之役，而弃不谷（国君自称）；今而敢见，何也？”对曰：“昔瓦（子常名）唯长（积累）旧怨，以败于柏举，故君及此。今又效之，无乃不可乎？臣避于成臼，以儆（警戒）君也，庶悛（qvn,悔改）而更乎？今之敢见，观君之德也。曰：庶忆惧而鉴前恶（指与蔡、唐结仇而遭柏举之败）乎？君若不鉴而长之，君实有国而不爱，臣何有于死（何惜于死）？死在司败（司寇官）矣！唯君图之！”子西曰：“使复其位，以无忘前败。”王乃见之。
几则对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楚昭王最为危难时，作为臣下的蓝尹亹，不但不搭救他，反而当面批评斥责，这对一国之君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和刺激。战争结束，楚昭王又回到国都，蓝氏本应该逃之夭夭，可他却偏偏主动来求见楚昭王，真是自投罗网！一见面，“王欲执之”，可见楚昭王的恼怒。在子西的劝说下，才允许蓝氏进来说话。蓝氏借着回答“王使”的问题，道出了他劝楚昭王改恶从善的绝妙谏辞。
说谏辞的场合，气氛十分紧张。而蓝氏却心平气和，言之款款。首先，肯定柏举之败是原令尹子常积旧怨造成的。今天把我杀掉乃是效法子常而积旧怨。先戳一下昭王的痛处，使之牢记前恶。接着，解释成臼拒绝昭王承载的原因，为国君着想，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希望您牢记患难，接受教训。然后，再说明今天主动前来见君的用意，不是来请罪，而是观察一下国君的德行，盼望把过去的患难作为前车之鉴。若不鉴前恶而积旧怨，说明国君“实有国而不爱”；国君还不爱自己国家，作为臣下，又何必怜惜生命？要死就死在我们司寇手下吧！最后，郑重交待一句：希望国君认真想一想前前后后这些事。几层意思都紧扣柏举之败的中心事件，不枝不蔓，有谏有责，主旨鲜明。从语气是讲，前两层都是用的询问口气，显示自己心平气和，骨子里是批评，却又不失臣下之礼。第三层说明“今之敢见”的因由，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正面想法用揣测的口气，表示希望殷切；反面意见是决断的口气，表示一死的决心，更显出成臼拒载是有意为之，完全为国君着想。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结果官复原职，并得到了昭王的接见，显示了谏辞的效果。
《左传·定公五年》也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
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孥，不与王舟。及宁（安定），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从焉？”王曰：“善，使复其所，吾以记前恶。”
《左传》写得极为简略，省去了渡成臼河时的君臣对话，以及后来蓝尹亹的一大段谏辞，只用子西的一句话概括。简则简矣，却失去了应有的情趣。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可让历史学家去考证，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远不如《国语》生动活泼，富有文学表现力。
同样是劝君改恶从善，晋国的叔向凭借他的智慧、机警和胆量，却另有一套诤谏方法。请看《晋语八》记载的一则君臣对话：
（晋）平公射鴳（yàn），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指竖襄）。叔向闻之，夕（当晚朝见君），君告之（指要杀竖襄的缘由）。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yì,一发而死），以为大甲（铠甲），以封于晋（因此技艺而封爵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趋）赦之。
作者先把叔向劝谏的背景交待清楚：晋平公射一个名叫鴳的小鸟，没有射死，大概是射伤了，便叫手下人竖襄去捕捉（“搏之”）。谁知竖襄没有抓住，鴳又飞跑了。可见小鸟伤势轻。平公大怒，要杀竖襄。情况紧急，叔向听说后当晚就去朝见平公。没等叔向开口，平公却主动把事情告诉给了叔向，可见自认为应该。叔向急于求见平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劝阻平公不要因此小事而杀竖襄。可是却大出读者所料，叔向开口就敦促“君比杀之”，接着就堂而皇之地讲理由——晋的开国国君唐叔是善射能手，曾一发而把大兕牛射死，用其皮作铠甲，并因此受封于晋。是非常光荣的事。作为嗣君，不但没有继承了这种技能和勇武精神，反而“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所以劝君“必速杀之，勿令远闻”。这里关键是，“扬吾君之耻者”即该杀者到底是谁！“射鴳”者在先，“搏之”者在后，因为没有射死，才用得着去“搏”；如果像先君唐叔那样，一发而致死，根本用不着去“搏”。因此，“扬吾君之耻者”是射者而不是搏者。而且，“射鴳不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谁也不会注意，但因此而杀人却是大事，想掩盖也掩盖不了。如果因此而杀搏者竖襄，不但暴露自己无能，反而进一步说明自己暴虐，迁怒别人，滥杀无辜。恐怕丑闻会真的远扬了。——这里，叔向完全用的是反语，古人所谓“诡辞”，真正用意在话的背面。对方一旦理解，便会取得加倍的效果。平公终于理解了叔向的“诡辞”，所以表情“忸怩”（惭愧），马上放走了竖襄。——这则谏辞将严肃的内容寓于诙谐的反语之中，写得極有风趣，也反映了叔向这位政治家的幽默性格。
柳宗元认为，对晋平公这样有身份的国君人物，不该“反徵先君以耻之”（《非国语下》）。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左传》没有记载叔向对晋平公这则谏辞。按照儒家的观点，是应该“为大人讳”的（即为大人隐瞒缺点）。
大家知道，《左传》善于写战争，尤善于写外交辞令；而《国语》中的外交辞令，并不逊于《左传》，两书比较，有些地方还远远超过《左传》。
鲁昭公十三年，晋国曾因鲁大夫季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来诉而拒绝鲁国会盟。季平子到晋国去讲理，结果被扣留，并弄成了僵局。鲁大夫子服惠伯找到了晋国正卿韩宣子，通过情理兼容的外交辞令，终于说服了韩宣子，把季平子送回鲁国。《鲁语下》是这样记载的：
晋人执平子。子服惠伯见韩宣子，曰：“夫盟，信之要（集结）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缺）矣。昔栾氏之乱（晋国内栾盈作乱，失败后逃至齐国），齐人间（趁）晋之祸，伐取朝歌（晋邑）。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使叔孙豹悉率敝赋（兵），踦跂（qqí，脚跛，行走不便）毕行，无有处人，以从军吏，次（驻）于雍渝（晋地），与邯郸胜击齐之左，掎止（截获）晏萊（齐大夫）焉。齐师退而后敢还。非以求远（远功）也，以鲁之密迩（比近）于齐，而又小国也；齐朝驾则夕极（至）于鲁国，不敢惮其患，而与晋共其忧，亦曰：庶几有益于鲁国乎！今信蛮夷（指莒人）而弃之。夫诸侯之勉于君者，将安劝矣？若弃鲁而苟固诸侯，群臣敢惮戮乎？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若以蛮夷之故而弃之，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子计其利者，小国共（恭）命。”宣子说（悦），乃归平子。
下边分析一下子服惠伯的外交辞令。
子服惠伯首先从目前诸侯会盟大事谈起。会盟的意义是“信之要”，集结各国的诚信。晋国是盟主，上来就拒绝鲁国参加会盟，那么这个“信”就遭到破坏而残缺不全了。这对“主信”的晋国，只会带来不利影响。接着，便谈鲁、晋历史上的联盟与友谊，勾起旧情。我们鲁国曾经在晋国内忧外患时全力以赴地帮助过晋国，抵抗齐国，并且由此遭到齐国的侵袭，为晋国利益做过牺牲。但我们并不“惮其患”，“而与晋国共其忧”，是希望将来得到晋国的帮助。历史证明，鲁国一向坚守联盟信用。然后，连用三个反诘语句，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说明“信蛮夷”与“弃鲁”，将给晋国的盟主地位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诸侯之事晋者，鲁为勉矣”；“弃鲁”结果必然是“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因小而失大。最后，希望晋国的执政者韩宣子“计其利者”，好好算算账，权衡一下利弊。大主意你们拿，作为小国的鲁国只好“共（恭）命”（敬从）。
这段外交辞令，从昔到今始终抓住信鲁与弃鲁给晋国带来的利与害来分析：信鲁是利，弃鲁是害。不亢不卑，讲得非常客观。特别是晋鲁联盟抗齐一层，说得实在，具体，情深意浓；分析“弃鲁”而“信蛮夷”给晋国带来的危害，有理有据，令人不得不服。所以韩宣子听了很高兴，马上送季平子回国。
《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写了这个历史事件，不过记载子服惠伯有关外交辞令，只有这样几句；“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指鲁国），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内容只是斥责，讲不出道理，显得苍白无力。
《鲁语上》记载鲁大夫展禽（柳下惠）授命乙喜（又名展喜）应对齐侯（孝公）的一段答辞，写得亦颇精彩。鲁僖公二十六年夏，齐侯因鲁僖公叛齐并与卫、莒结盟，出兵侵伐鲁国。鲁国小弱，大军压境，情势危急。鲁国正卿藏文仲多谋善辩，又偏偏病倒。紧急中请出了展禽，允许不惜一切代价，以求和解。展禽接受了任务，授意乙喜去完成这次外交使命。乙喜首先“以膏沫犒”劳齐师，表示要以义行事，不以财物赂免。可是，齐侯见了乙喜劈头就问：“鲁国恐乎？”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乙喜泰然，从容回答：“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紧接着又问：“（鲁国）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请看乙喜的回答：
恃二先君之所职业。昔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女（汝）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周武王）。赐女土地，质（信约）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君之来讨敝邑之罪，其亦使听从而释（置）之，必不泯（灭）其社稷；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恃此以不恐。
面对齐国大军压境的威胁，“小人恐矣，君子不恐”，是这段说辞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小人所以“恐”，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物质基础；君子所以不恐，因为他们更看重仁义道德。齐侯没有领会到乙喜话中含义，仍从小人观点出发，质问：“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当时鲁国大旱）,何恃而不恐？”因此，乙喜只好从君子的观点再进一步说明。首先肯定“恃二先君之所职业”，点出齐、鲁之间不平常的关系和职责。接着具体说明这“职业”的来源和神圣性质：是周天子的策命，不仅要我们两国“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而且要我们两国之间“世世子孙无相害”。在这策命赐封土地的同时，还曾立下盟约发下誓言（“质之以牺牲”）。这就明确告诉齐侯，凡是君子，都不会违背周天子的策命和祖先的遗愿，否则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第三层，又从正反两方面建议齐侯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应该“使听从而释之，必不泯其社稷”；不应该“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丢失“镇抚诸侯”的资格和信誉。第四层，最后重复开头，强调主旨：“恃此以不恐。”鲁国君子“恃以不恐”的东西，正是齐国君主光荣的历史。齐侯当然高兴，而且理应继承这光荣的传统。结果“齐侯乃许为平（和）而还”，撤军离开了鲁国。真是一席话胜于千军万马。
查《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也记载了乙喜同样的外交辞令，但措辞不同：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彌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因）不敢保聚（保城聚众），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现就几个主要地方与《国语》比较一下，以示优劣：
这里说“恃先王之命”，不如《国语》“恃二先君之职业”明确具体，且显得亲切。这里直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国语》则说“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国语》加“成王命”三字，说明原先二国君同受王命，同样光荣；在“周公”“太公”前分别加“我先君”和“齐先君”，显得更文明更有礼貌，且流露出我们都要尊崇“先君”的亲切感情。这里强调了齐桓公的功绩，要孝公“率桓之功”，“纠合诸侯”，“匡救其灾”，显得有些节外生枝，主旨不够集中，因为从根本上讲，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承袭二先君的“职业”而已（即“昭旧职也”）。建议齐侯怎样做一层，《左传》亦有太直太露之嫌，不如《国语》委婉而含蓄。
再举个例子。
《晋语三》记载，晋孝公六年（鲁僖公十五年），秦、晋在韩原（晋地）打仗，晋军失败，晋惠公被俘。秦穆公召集众大夫，就如何处理晋惠公的问题作了专门讨论，最后采纳公孙枝的意见，决定允许晋国求和，把惠公送回国，把其子子圉质留秦国。晋惠公得到消息，通知给了国内卿大夫。晋大夫吕甥作好了国内安排，自己便到秦国迎接惠公。吕甥见了秦穆公，展开了一场唇舌之战。面对秦穆公盛气凌人的逼问，吕甥以弱充强，亦亢亦卑，正话反说，软硬兼施，维护了晋国的尊严，折服了秦穆公。《国语》是这样写的：
吕甥迎君于秦，穆公讯之曰：“晋国和（和睦安定）乎？”对曰：“不和。”公曰：“何故？”对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丧者（指韩原之战死者），不惮征缮（征召人员修理内政）以立孺子（指子圉，现在还晋国），曰：‘必报仇，吾宁事齐、楚，齐、楚又交辅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无他。’故不和。比其和而来，故久。”公曰：“而（尔）无来，吾固将归君。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曰不免（于死），君子则否。”公曰：“何故？”对曰：“小人忌而不思（怀新怨而不思旧恩），愿从其君（指立子圉为君）而报秦，是故云。其君子则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惠公回国做国君曾得到秦穆公的帮助）能纳之，能执之，则能释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纳而不遂，废而不起，以德为（变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馆晋君，馈七牢焉。
秦穆公早已决定送晋惠公回国，现在见了迎接晋惠公回国的晋大夫，又问“晋国和乎？”什么意思?怎样回答好呢？这就要揣摩秦穆公的心理。秦穆公遣送晋惠公回国，思想上是矛盾的。惠公原是自己帮助树立的国君，杀了他怕失掉其他诸侯的信任；遣送回国又怕他动员晋国君民回来报仇，给秦国带来祸患。所以最后采取了折中办法：“复其君而质其適（嫡）子，使子父代（更易）处秦”。吕甥深知这一点，所以上来就肯定承认晋国国内“不和”。解除其怕晋国君民携手回来报仇的顾虑，坚定其遣送惠公回国的决心。但穆公又担心晋国内部斗争激烈，致使惠公难以回国，所以紧接着又问“何故？”吕甥既要保持本国君臣的尊严，又要不得罪秦国，紧紧抓住令秦穆公特别敏感的地方，分析了“不和”原因：“小人”不念旧君，要立新君，为韩原战争之死难者报仇，；“君子”思念旧君，且知其罪，要一心事秦。“故不和”。之所以不和，就是因为君子与小人对秦国的态度不一，其症结核心又在于“不念其君”与“思其君”。这里有软有硬，明确告诉穆公：如送惠公回国，我们将一如既往，感恩秦国，侍奉秦国；如果继续扣留惠公，“思其君”者绝望，便会和“小人”联合起来，再立新君，向秦国报仇。还说，为了调和双方意见才来晚了（“比其和而来，故久”），是借以强调“小人”态度的坚决。这就向穆公表白：晋国上下表面上不和，实质上一致。正话反说，表面软，骨子里硬，绵里藏针。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不和”双方矛盾的焦点已经明确，即“不念其君”与“思其君”。所以穆公接着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国谓君何？”即晋国对惠公前途的认识如何？吕甥针对眼前的现实也摆出了双方对立的观点：“小人曰不免（于死），君子则否。”这又引起了穆公的一些担心：晋国“小人”不接受惠公怎么办？于是又追问“何故？”吕甥又根据穆公心理，再作进一步分析，说：小人心怀新怨不思旧恩，愿从新君向秦报仇，所以认为惠公不免于死；君子则认为秦对惠公一定会施恩到底：原先“能纳之”（立为君），昨天“能执之”（扣留），今天“则能释之”（放其回国）。并希望穆公不要把本来“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的好事，使之成为“以德为怨”的坏事。吕甥阐述得很明白：双方思想认识表面上矛盾，实质上一致，即都希望惠国安全回国；如果不放惠公回国，“君子”便会将恩德变为怨恨（“以德为怨”），联合“小人”向秦报仇。秦穆公当然不愿看到这个结果，所以马上改变对惠公的待遇，“乃改馆晋君，馈七牢焉”，最后以侯伯之礼，送其回国。
这段外交辞令非常生动，真是曲折而又畅达。吕甥处弱不示弱，只承认错误，不表示无能；面对强者的逼问，对答如流，表面上洒脱随意，毫无戒心，实质则小心谨慎，处处设防。所答内容万变不离其宗：不能让穆公改变放惠公回国的主意。
《左传·僖公十五年》也记载了内容类似的一段对话：
秦伯（即穆公）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子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慼，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杨伯峻注：此役指韩战之始终，包括伐晋与假想释惠公言之），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两书比较，措辞有许多不同，表达效果显有差别。首先，《左传》写的太直太露，且空泛，不如《国语》委婉曲折而有力。《左传》说“小人耻失其君”，《国语》说“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都是说的对惠公被俘之事的反应，但前一“耻”字则有刺痛穆公之嫌，不如后者含蓄稳妥，因为它含有自责之意。《左传》引小人的话说，“仇必报，宁事戎狄”，《国语》则说，“必报仇，吾宁事齐、楚，齐、楚又交辅之”。前者虽表决心，但空泛无力，因为戎狄遥远；后者则显得实在有力，因为齐、楚在附近，而且都是秦国现实的对头，当然害怕晋国联合他们。第二，《左传》当面称谓对方一律用“秦”，没有选择；《国语》有时用“秦”，有时用“君”，遣辞谨慎，符合外交心理。《左传》把秦穆公扣留惠公（“执之”）的后果说作“刑莫威焉”；把先“执之”后“舍之”的后果说作“秦可以霸”，都有些不雅，不如《国语》说得委婉而得体。第三，《左传》把每个问题中的两问都写成一问，删去“何故”再问，这就表现不出穆公的顾虑和心急，以及吕甥的稳重、从容和含蓄，且文章失去波澜，削弱了应有的文采。两书所记，从历史事件说，“小异而大同”（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但从文学表达效果看，则“大异而小同”，《左传》逊于《国语》。
《国语》记载历史人物言论，似乎比较随便，有些无关宏旨的言谈，作者也加以记录，以寄托某种情趣或劝戒之意。这些谈话往往说得异常巧妙、有趣，从中可以领悟到谈话者的智慧和聪颖，以及性格特点。因为无关宏旨，作者写起来也更加无拘束，绘声绘色，大放异彩。有的几则对话连起来，简直像戏剧小品，诙谐幽默，看了忍俊不禁，从而享受美感。
《晋语九》记载，晋大夫董叔要娶范氏之女为妻。叔向认为不合适，曾加以劝阻，告诉他，范家富有，又有权势，将来要受他们欺侮，还是不要高攀这门亲事为好。可是董叔利令智昏，不听忠告，且公开承认，作范家女婿，正是因为看到了范家的钱财和权势，“欲为系援焉”，想着依靠范家的牵引把自己提拔提拔。经过努力，董叔终于娶了范宣子之女、范献子之妹范祁为妻。不久，范祁就向她哥哥献子诉苦，说董叔不尊重她（“不吾敬也”）。献子凭着权势，不问青红皂白便把董叔抓来，且用绳索吊在了庭院中槐树上（“执而纺于庭之槐”）。这时叔向正好从门前经过，董叔看见了便大声喊道：“子盍（何不）为我请乎？”叔向怎样回答呢？请看原文：
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求焉？”
叔向联系董叔原来一心攀高门的想法，“欲为系援焉”，抓住“系、援”二字，用了双关语，对攀龙附凤、利欲熏心的董叔进行了辛辣地嘲讽。董叔原希望的是政治地位的牵引与提拔（系援），用的是比喻；叔向接过比喻物，说的就是用绳索的牵引与悬吊——你原来不是想借范家的权势被牵引向上提拔吗？现在被绳索捆绑不是“系”吗？被吊在树上，不是拔高（援）了吗？原来想得到的现在都得到了，还有什么请求呢？董叔被悬吊，在叔向看来，是罪有应得。可是他借用董叔原来的话柄，用双关语说出，特别显得诙谐幽默，滑稽有趣，令人捧腹。——这样的事情，在《左传》作者看来，离经不雅，就不值得记了。
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出亡途中，与其舅父子犯（即狐偃）发生过矛盾，甚至动了干戈。《左传》和《国语》都写了，但从文学角度看，《左传》远不如《国语》生动有趣。
重耳受骊姬迫害，外出流亡，其初并无大志，一心贪图安逸。处狄十二年，又到齐国去。路经卫国，卫文公不礼；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土块）”。重耳受得了戏弄和侮辱，好不容易到了齐国。齐桓公很客气，“以其女妻之，遇之甚善”，又赠“马二十乘”，供其玩乐。重耳满足了，说：“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将死于齐而已矣。”后来，“齐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随从的大臣们认为应该离开齐国，以谋出路。姜氏也认为“怀与安，实败名”，劝重耳图大志。可是无论怎样劝说重耳都听不进去，并下决心说：“吾不动矣，必死于此！”没办法，只好私下商量，把重耳灌醉，车载以行。主谋就是子犯。重耳醒后，一看离开了齐国，很恼火，于是怨恨子犯，甥舅之间发生了争斗。《晋语四》是这样记载的：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这则对话异常生动，微妙微俏地刻画了重耳和子犯二人思想性格和心理活动。重耳醒后，一看失去了自己的安逸生活，便“以戈逐子犯”，刺杀他舅，并说“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可见这位贵公子的恼怒程度和放肆任性。子犯呢，非常熟悉这位外甥的思想性格，胸有成竹，对自己导演的这幕剧十分满意，心情坦然，应对自如。面对气势汹汹刺来的长矛，且“走且对”。可以想见子犯退跑时面带嘻笑的样子。一方怒眉倒竖，一方嬉皮笑脸。场面十分有趣。子犯的对话，虽以滑稽的口吻说出，却切合事理。将来无非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无所济”，即得不到接济和援助，或战死山岗，或饿死荒野，不知死在哪里，到那时逃跑唯恐不及，谁还等着与豺狼争食死者的尸体？一是“克有成”，即事业成功，你回国做了国君。到那时，香甜脆美的食物应有尽有，我的肉又腥又臊，你还愿意食用吗？——在紧张的气氛中，出以轻松滑稽的语言，收到了幽默诙谐、逸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查《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这个历史插曲时，只写了这么几句：“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简则简矣，但幽默风趣的文学韵味，却荡然无存。
《晋语八》记载栾氏家臣辛俞与晋平公的一场对话，却又是另一种幽默，“板着面孔说笑话”，在极严肃的场合下，说不严肃的话，“反常”却“合道”。利用一个词的多种含义，采取偷换内函的方法，强词夺理从而达到维护自身的目的。
栾盈（又称栾怀子）是晋平公的大臣，党人多，势力大，与执政者范宣子闹矛盾，受逼作乱，被赶出晋国。范宣子下令全国，阻止栾氏党人及家臣跟随，说“无从栾氏而从君”，“从栾氏者为大戮施（杀死暴尸）”。可栾氏家臣辛俞仍追随栾氏出走，结果被守吏抓获，献给了平公。平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辛俞的回答却出乎常人的意料。他说：
臣顺之也，岂敢犯之？执政者曰：“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从君也。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录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者曰，“不从君为大戮施”，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
执政者代表晋平公发布命令在前，而辛俞的行动在后，对国之大令是“犯”还是“顺”，是辛俞有罪与否的关键。辛俞深知这一点，所以必须在“令”（布告）文字中下功夫，以求解脱。原来“君”的含义有二：一是事实上的国君，即晋平公；一是意念上的君主，把侍奉三代以上的家主当国君看待。从前者的角度讲“犯令”，可从后者的角度讲则是“顺令”。所以辛俞牢牢抓住后者，依据传统观念，结合自己实际，说明自己对栾氏“不敢不君”。我今天行动正是贯彻执行“从君”的大令。最后还进一步强调说明，自己根本不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辛俞申诉的特点，不仅条理清楚，而且处处引用国令的原话作依据，使对方无懈可击。这样，不仅摆脱了“犯令”之罪，而且显示了自己无限忠君的节操。反常却合道。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幽默，使你想笑也笑不出来。因此晋平公听了深受感动，非常高兴，先“固止之”，又“厚赂之”，最后“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两处记载栾氏作乱逃跑的事，一处是，“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一处是，“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都没有提辛俞的事，大概也因为辛俞的言行有些离经而不雅。
另外，《国语》人物对话中常常引用当时谚语。这些谚语凝聚着民族的智慧，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形式上又多整饬对偶，生动形象。如“从善如豋，从恶如崩。”（《周语中》）说明人严格要求自己行善事，必须作一定努力；放任自流作坏事却相当容易。“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晋语八》）教育人要救好人于患难，还要敢于向在位恶人进行斗争。“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周语中》）说明当时官民关系尖锐对立。“民可近也，不可上也；”“民之欲之，天必从之。”（《周语中》）“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周语下》）“众口，祸福之门。”（《晋语三》）几则谚语都形象说明民心不可违，要虚心听取民众呼声，极具表现力。……这些谚语多数已成为格言或成语流传下来，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头或书面上。
还有，《国语》中很多语言非常整齐，排比夸饬，铺张而扬厉，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如《周语下》对晋周（晋国公子周，因晋献公骊姬之乱，曾逃到周，一度侍奉单襄公。得到了单襄公的赏识。后回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悼公）的赞赏：
事单襄公，立无跛（偏任），视无还（眼睛旋转），听无耸，言无远（玄远，脱离实际）；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心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能利人），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义），言教必及辩（辨别是非），言孝必及神，言惠（爱）必及和（睦），言让必及敌（匹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
因此，单襄公告诉其子顷公说：
“必善晋周，将得晋国。……且夫，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美善）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言必得晋国）！”
这种整饬流畅而昂扬的语言，在开《战国策》铺张扬厉的文风方面，其作用远大于《左传》。
综上所述，评价《国语》的文学价值，要摆脱史学家和经学家的偏见，抓住它的“记言”特点。其记言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恐怕要胜于《左传》。至于《国语》的记言，为什么缺失当时几个重要国家，而且极不均衡，则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了。
附言：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