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跟“实证”较真？

                                                         ——马政经何以“实证”（之一）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马政经”）的否定，主要集中在两个与“实证”有关的问题上：

    一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形式化”的叙述形式（“形式化”的核心，就是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表述——量化或数学化）；

    二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计量方法的统计检验（计量统计检验的旨趣，就是用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抽象或归纳）。

    按照“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实证的手段和实证的载体，那么它就没有资格进入“经济学”的行列，当然，它也就没有资格进入“科学”的行列。换言之，是否“实证”以及有无“实证”，已经成为确认经济学身份的基本标志。

    大家瞧瞧，衡量马政经是不是“经济学”，是不是“科学”，首先就不得不跟“实证”这个范畴，较一下真儿。

    何谓实证？从词义上讲，所谓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英文“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v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切”。在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看来，“实证”一词具有真实、有用、精确等含义。据有人考证，马克思早在 1841 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使用了“实证”以及“实证哲学”的概念。在著名的唯物史观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提出了“实证科学”的概念。

    虽然马克思对实证的含义并未给出明确的表述，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来看，所谓实证，就是从事实出发，并根据经验的观察进行分析的过程，比如：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实证离不开感性。因为实证与感性密切相关：感性既是实证的出发点，也是实证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 

    马克思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感性在科学方法中的重要地位。

    感性是什么？从感官的角度而言，感性就是经验，就是实验，就是实证。没有以感性为出发点的经验，没有以感性为基础的实验，就没有实证。一言以蔽之，所谓实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

    对于科学而言，实证为什么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某种知识和理论到底是不是科学，人们只能以自身的主观感受到的客观现象来确认。这种确认的过程，就有如贝克莱所说：“存在即是被感知”（至于如何评价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此处不讨论）。

    换言之，只有通过主观感受到的现象，来反推客观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人们才能确认某种知识和理论是否“真实”，是否属于科学。这里的“主观感受”，就是实证。正如恩格斯说: 

    “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昕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所以，科学必须从感性出发。比如，有关黑洞的照片为什么是科学的重大发现？因为“黑洞照片”为有关黑洞的理论和预测，为人们提供了可以主观感受的实证依据。

    科学之所以离不开实证，除了人们需要通过自我的感知或感性来对科学做出确认之外，还因为人们需要有确切证据来维持对科学的“信念度”。所谓“信念度”，就是对某个命题、某个看法的信任程度。虽然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都是某种信念，但是，由于在证据上的不同，二者的信念度却大不相同。

    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曾提出过一个定理 ：人们对于某个命题的信念度，是同这个命题的“概然性”相契合的（概然性就是“多半为真”的意思）。问题是证据会改变信念度，如果证据不足，那么信念度就会降低。总之，非证据性因素不能带来充分高的信念度，只有基于证据的信念度才是持久和充分的。所以，提高信念度的方法就是尽量获得更多的支持性证据（参：郑伟平）。这里说的“支持性证据”，就是“实证”的意思。

    总之，正是由于信念度的不同，决定了能提供证据的实证在科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论是实在论者还是非实在论者，不论是坚信客观实在还是否认客观实在，若是在科学的语境中进行思考，那就必须将实证检验作为理论比较的试金石，而不能仅以抽象逻辑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唯一依据。正如意大利罗马大学量子-引力研究员乔瓦尼.阿麦利诺-卡梅利亚所说：如果有关“高能光子延迟”的理论猜想不能得到验证，“那么对于我来说，它们就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信仰，我对此并无兴趣。”

    举一个例子，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非常重视实证所具有的直观性（感性）。在他看来，实证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抽象的理论必须通过实证才能得到直观理解，从而才能被人们所接受。他说：

    “如果在所有简单情况下，我们都能定性地抓住实验结果，并且看出与理论不会发生任何矛盾，那么我们就获得了对一个物理理论的直观理解。”

    正是利用γ-射线显微镜实验获得的直观的实证结果，海森堡才能自信地说：“在此情形下，我们看到了关系式pq-qp=-i的直接的直观内容。”

    在方法论的语境里，实证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何论点都必须从事实出发，都必须给出经验证据。

    实证的目的和实证的结果有两种可能：其一，证实，即“证明其是事实”，或“证明其是”；其二，证伪，即“证明其不是事实”，或“证明其否”。

    实证的基本任务，在于回答“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

    众所周知，把实证等同于“定量分析”（甚至等同于计量模型），这是当下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并不正确。因为实证的路径既可以侧重于“定量”分析，也可以侧重于“定性”分析。实证不仅与定量有着紧密关系，而且与定性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都可以成为实证的手段和路径。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盖瑞·戈尔茨和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马洪尼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定性”与“定量”的区别，并不是数字与话语的不同，而是在于：

   （1）数学基础不同：定量研究建立在统计推理（特别是概率论与统计学）基础之上，而定性研究则扎根于逻辑学与集合论（set  theory）之上。具体反映在研究手段上，定性研究是“案例导向的研究”，侧重于概念的定义，研究手段是“语义学方法”，即用数据来阐明概念的意义；而定量研究是“总体导向的研究”，侧重于概念的测量，研究手段是“统计学方法”，即用数据来测量变量。

   （2）研究形式不同，定量研究通常是随机选择案例进行研究，而定性研究则总是选择“特定案例”来进行分析。总体上说，定量研究是“大样本分析”，通常是“跨案例分析”；而定性研究则是“小样本分析”，通常是“案例内分析”。

   （3）因果顺序不同，定量研究是“由因求果”，而定性研究是“由果求因”。

    戈尔茨和马洪尼有关“定性”与“定量”的区别表明，是否有“定量”并不是确认实证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定量”未必是“实证”，因为很多定量分析并不是“实证”的，而是“理性”的（即纯粹的逻辑演绎）——比如，数理经济学模型的推演就是其典型。同理，“实证”未必是“定量”，因为很多实证分析侧重于定性，而不是定量——比如，田野考察和案例分析就是其典型。

    众所周知，19世纪末（1899年）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为司马迁在《殷本纪》中有关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提供了能够一一对应的实物证明（实证）。严格说，甲骨文提供的实证分析很多属于定性实证，而并不是定量实证。比如，通过甲骨文的发掘，史学界确认了商朝后期都城遗址——殷墟（河南安阳），就是典型的“定性实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实证不仅是实证分析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而且有着广阔的运用范围。

    因此，把实证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显然是对实证分析的严重误读。遗憾的是，这种误读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的通识。在“形式化”和“定量化”等同于“科学化”的语境下（参：赵磊等：《对经济学形式化的非主流解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不少学者固执地把实证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从而坚决排斥定性分析在实证中的地位。

    问题是，一个无视定性而只有定量的实证固然也是“实证”，但这样的实证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实证而已。更何况，把当下经济学流行的“定量实证”等价于不偏不倚、客观中立的“科学超人”，实在是一个必须给予澄清的误区。

    综上可见，“形式化”以及计量统计检验仅仅是实证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涵盖也涵盖不了一切实证的手段和路径。

    如果说，把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检验的分析等同于实证分析，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排除在实证科学之外，这种做法是武断和狭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实证科学？换言之，我们应当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呢？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命题所在。

    在我看来，确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属于实证科学的依据，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是否已经实证，或者是否具有实证的可能性，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否具有实证的性质。

    对此，我从5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基本结论是：

   （1）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实证性质，是嵌入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核以及认识过程之中的。

   （2）唯物辩证的“抽象力”是政治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证性质的具体路径。尽管经济学可以借助计算机来完成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的抽象过程不能依赖计算机来完成。

   （3）如果不懂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和辩证性，那么，经济学的抽象就只能是感性层面的抽象，即使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范畴和基本理论有实证分析做依据，也难以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深层阶段。

   （4）不论是定量实证还是定性实证，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实证的结论将大相径庭。因为实证既是感性的，也是“非中性”的。

   （5）用计量经济模型“跑数据”，虽然能够实证出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联，但是，这种关联背后的内在根源仍然有待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揭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资本论》，是不能依靠计量经济学的“跑数据”来完成的。

   （6）《资本论》既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的宏观样本数据对唯物史观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

    对于以上5个问题，我将以系列博文的形式，分别展开讨论。

   ————————————

    特别说明：（1）本系列博文来源于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全文约2万7千字，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2）在网络上发表时，为了增强可读性，文字和内容有所调整，且略去了引文和注释。若需确认引文出处和参考文献，烦请核对原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