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龙骨坡遗址

“巫山人”化石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三峡河谷的发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有关“巫山人”遗址的重大发现，曾一度轰动世界。发掘出土的204万年前“巫山人”左侧下颌骨化石，至今保存在三峡博物馆，位列十大镇馆之宝。

“巫山人”左侧下颌骨化石——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出一段带有2颗臼齿的残破能人左侧下颌骨化石以及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1986年又发掘出3枚门齿和一段带有2个牙齿的下牙床化石。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包括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小种大熊猫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学者研究，龙骨坡遗址出土的遗物代表了一种能人的新亚种，后被定名为“能人巫山亚种”，一般称之为“巫山人”，距今约201～204万年，比云南元谋人还早30万年。

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三个单元分别通过展示这三个阶段典型文物，来反映当时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旧石器时代的烟墩堡遗址和铜梁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过去，三峡地区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属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贫瘠区，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的启动为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带来契机。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在库区长江两岸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遗存及脊椎化石地点69处，出土了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使三峡库区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贫瘠区一跃而成为富集区，为研究古人类在三峡地区的适应、开发过程和该地区更新世环境演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烟墩堡遗址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与世界各地谱系对照

中国大约从距今14000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之所以叫做新石器时代，是因为这一时代广泛使用磨制过的石器，而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由沾土制作的陶器也已诞生，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磨制石器、陶器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它们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

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

新石器时代制作陶器

在三峡的高山大河里，一个个新石器文化持续不断地生长了7000余年，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奉节鱼腹浦遗址发现的七千多年前的陶片，被考古学者亲切地称为“三峡第一片”。这一片长36毫米、宽91.7毫米、厚70.4毫米的陶片，成为三峡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缕“曙光”。

奉节鱼腹浦陶片——三峡第一片

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独立的发展体系。在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度与湖北西部地区一致。而巫山以东的重庆大部分地区，随着近年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变化的先后更叠也渐趋明朗，即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玉溪下层遗存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采集，此后峡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渔猎采集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下降。家庭形态方面，大溪遗址早期发现多人合葬墓，晚期则只有双人合葬墓，推测早期属于母系大家庭，而晚期可能已经变为父系家庭了。

新石器中期 水牛头骨

陶罐

新石器晚期 折沿深腹罐

新石器晚期 盘口深腹罐

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单元之间是一座小木桥，寄予“走向文明”之意。桥下，是一座新石器晚期的苏和坪原始房屋遗址复原。在对位于万州区太龙镇的苏和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柱洞、门道、红烧土居住面和带有火膛、烟道的灶、残墙体等，同时屋内还有大量陶器，博物馆均按照遗迹1/4的比例进行了还原。

苏和坪原始房屋遗址复原

与旧石器时代相比，新石器时代在工艺水平、精致程度、艺术美感等负面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琳琅满目的陶陶罐罐

在2001年奉节兴隆洞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段剑齿象牙刻和一只骨哨，这是重庆地区发现最早的原始刻划艺术和音乐艺术。石哨的发现，可能会把人类原始音乐艺术的历史再一次向前推进至14万年以前，而奉节发现的这段剑齿象牙刻，则将人类刻划艺术的萌芽时期向前推进了6万年。

三峡最早的刻划艺术——剑齿象牙刻

墓葬并不罕见，罕见的是把真实的古墓葬搬进博物馆。在“新石器时代”单元里，就有这样一口从大溪文化遗址切割来的原始人合葬墓。这个墓是从巫山大溪的考古现场整体切割回来，原封不动地镶嵌在展馆地板上的，观众可以站在玻璃上，超近距离俯看这个先人的墓葬。图中左边两个成年人，其中一个胸部插着一枚骨箭；右边三个未成年人，其中一个少了一只大腿。看着五人墓葬遗骸，我的思绪禁不住穿过久远的历史，想探一探这五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一家人吗？他们为何而死？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一种么样的状况？种种疑问萦绕心头。

最罕见的墓葬展出——大溪文化墓葬

好了，我们要进入“青铜时代”单元。青铜时代是指人类主要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时代。作为成都平原与江汉平原间交通走廊的巴渝，巴人在学习外来先进青铜文化和自行探索之中创造着充满神秘特色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中发现有蜀、楚、秦等周边文化长期而明显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明显特色。目前重庆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名叫“三羊尊”，此乃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青铜三羊尊——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

三羊尊通高42.8厘米，造型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肩部有三个对称的羊头和鸟形装饰，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呈中原文化商末时期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有意思的事，这件青铜器并不是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文化废墟上发掘出来的，而是在一场洪水之后在大宁河畔发现的。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没有同时出土的文物作为判断时代的依据，考古学家们只能根据他的形状、纹饰等方面推断它制作于商代中后期。学者们从它的制作工艺、造型等多方面分析， 认为这件器物是本地铸造，代表了早期巴文化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鸟形尊——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

2002年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的鸟形尊，因其神秘性而位列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它通体长28CM、宽16.8CM、高29CM，集合多种动物造型于一体，整体呈鸟形，似鱼嘴，似鹰喙鼻，似兽耳，似凤冠、似鸽，生动塑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神鸟形象。精致的铸造工艺，华贵的绿松石装饰，尽显使用者高贵的身份与独特的审美。古拙的青铜色在聚光灯的照耀下，低调地散发出万分夺目的光泽，把人们一下子带入悠远的历史中。

目前，鸟形尊的用途和来历还是不解之谜。考古所工作人员介绍，以“尊”命名的器物一般是酒器，但从其形状判断，此鸟形尊又不是酒器。从造型、纹饰来看，此鸟形尊也没有巴文化文物的特点，更像中原山西一带的文物。那么它又是怎么来到巴地的？目前尚不知晓。

战国青铜虎钮錞于——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

一鼓作气，接着再介绍一件镇馆之宝——战国青铜虎钮錞于。这件錞于1989年夏万州甘宁乡发大水时，从红旗水库泄洪道巨石缝中被发现。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西汉前期，在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都有发现，其中以巴人故地发现最为集中，成为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这件錞于属战国晚期的巴人作品，高68cm，上径36cm，底径28cm，重30公斤。通体完整，音质优良，造型厚重，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

其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是巴人虎崇拜的又一重要例证。虎钮的周围，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这些图语对研究巴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羽人击鼓与独木舟已经被选取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

战国嵌银饕餮纹铜壶

战国釜甑

战国车轴饰

                                          青铜曾侯乙甬钟

                                玉具剑                                

展厅内一把精致的玉器剑吸引了我的目光。青铜时代的人们往往用一些特殊的器物来显示自己的身份，玉具剑就是其中的一种。玉具剑流行于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是高级贵族的专用品，这种在剑鞘、剑身上装饰玉器的做法对增加兵器的实用性毫无帮助，纯粹是标榜权势的道具。

忠肝义胆巴蔓子

最后一个单元是“秦灭巴蜀”，让我们重点了解一下巴族与巴族英雄巴蔓子。巴族出现于何时我们还不知道，巴人并不是重庆地区的原住民。学者们推测最初巴人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春秋时期巴国在与东边的楚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被迫向三峡地区撤退，建立了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巴国。而楚国的军队很快就追踪而来，巴国在楚国攻击下一步步后退，先后在现在的涪陵、重庆、合川、阆中四个地方建立都城。巴国的疆域也随着古代战争频繁发生而不断变化，大体上巴国最强盛时占据了现在的重庆和四川东部、贵州北部的部分区域。战国时期各国的扩张步伐加快，巴国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终于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消灭。　

巴蔓子墓

巴曼子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巴国的将军。据《华阳国志·巴志》载:东周末期，巴国将军曼子求楚国出兵平内乱，许诺以三座城池相谢。乱既平，巴曼子不忍国家割让城池，“乃自刎以头授楚使”，请向楚王致歉。楚王感动，“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亦以上卿礼葬其身”。有诗赞曰:“刎颈高风悬日月，存城旧事邈山河。”巴曼子生于东周末年的临江城，后人念其忠诚，改临江为忠州。巴曼子刎首留城处的古城墙位于县城东门，现依然可见。巴曼子墓俗称“将军坟”，坐落在渝中区七星岗。始建年代已不可考，历代皆有所修葺。现存巴曼子墓重建于1922年，现存墓碑为民国初荣县但懋辛题，曰“东周巴将军曼子之墓”。坐上半城到解放碑的公车，在七星岗站下即可到巴曼子墓。

商代陶器

走出“远古巴渝”展厅，我感到自己对巴渝文化的了解明显充实了许多，清晰了许多。那一件件出土的文物，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从这些或石或陶或铜的器物上，我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车辙，文化绵延的脉络。其实，历史并没有远去，这些文物离我们并不是那么遥远，它就在我们的脚下，与我们相隔仅一层黄土而已。这一层黄土，又如何能够遮蔽住文物身上所散发的神秘光芒和温润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