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清华大学百年以前最美的校花，她当年拒绝了钱钟书的追求，而是嫁给了中国近代第一美男子，家境清寒的穷小子陈孟嘉。她首次把艾略特的荒原翻译成中文，其释本至今是被公认。她和丈夫为祖国追回了大量的国宝级珍贵文物，但在特殊时期，她被折磨得精神分裂，丈夫更是含冤自尽，她一生无儿无女，孤独的离世。她就是一代传奇芳华才女赵萝蕤（rui），钱钟书小说《围城》里的唐晓芙原型就是她。

       赵紫宸，这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1912年5月9日女儿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父亲对着盈盈可爱的女儿，心底漾开柔软的爱意，特地为女儿斟酌、考究起个好名字。他认为“萝”与“蕤”，是香草，是藤蔓，是繁茂而坚强的生命。确定为女儿的名字赵萝蕤，“萝蕤”二字来源于李白诗句“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赋予这名字的是她的父亲，大概永远想不到，这个名字将预示着他女儿的未来，看上去脆弱不堪，实则永葆顽强意志、坚韧不拔精神。

       赵萝蕤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赵紫宸，历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1948年8月又曾担任普世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的六位主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赵紫宸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誉，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三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基督教宣教会议，北京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江苏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赵紫宸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后来留学美国，并在燕京大学执掌宗教学院26年，学贯中西，既教神学又教中国古典文学。赵萝蕤的母亲韩德常在燕京大学音乐系专修钢琴，并在歌诗班和《弥赛亚》大合唱中担任伴奏，与赵紫宸相识并结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父亲1914年至1917年在美国留学，赵罗蕊从小就在美国进学英语，弹钢琴。但他却是中国文化底蕴最深的学者，对孩子没有放弃中国文化的教育，常常亲自教女儿“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故从小既受到中文方面的培养，又接受了西式教育。16岁她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在校期间，她得到了冰心，周作人等各路名家的指点，成绩向来优异。后来又考上清华大学，研究英美文学。在校期间他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震惊了整个翻译界，赵萝蕤也因此一举成名。再加上赵萝蕤长得玲艳动人，学校校花。当时就有燕大、清华很多才子追求她，其中就有江西无锡，清华高才生钱钟书，但个个都入不了赵萝蕤的眼。赵萝蕤不喜欢钱钟书，她说钱钟书的文章没有意思，既没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也没有英国拜伦、雪莱诗人的浪漫。后来她转身爱上了校草陈孟嘉，陈孟嘉经常写诗，与闻一多、徐志摩、朱襄被誉为新月派四大诗人，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孟嘉是个律师，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很会写诗，当得上才子称号。但是面对赵萝蕤，他却心生胆怯，没有勇气去追求，反倒是赵萝蕤的主动，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儿。赵萝蕤从小不说娇生惯养，也算衣食无忧，他们怎么忍心自己的掌上明珠跟着一个穷小子受苦呢？父母坚决反对，父亲为了逼迫女儿回心转意，狠心断掉了赵萝蕤每个月80元的生活费。但赵萝蕤没有妥协，仍旧和陈孟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算是定下了终身，最终还是赢得了父母的认可。婚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要选择嫁给陈孟嘉，是不是喜欢他的诗，赵萝蕤说：“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了，我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他长得帅，我太喜欢他英俊的脸庞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夫妻俩迁居昆明，陈孟嘉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学校规定夫妻二人不能在同一个学府中任教，赵萝蕤只好放弃教书，在家中操持家务，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开始赤着脚挽起袖子挑大粪，种菜、养鸡、做家务。赵萝蕤思想守旧，认为“夫为妻纲”，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再苦再累也心甘。但自己终究是个读书人，还得把知识文化发挥作用，所以每天的家务做完后，晚上还要继续写作和翻译。哪怕这样日夜辛苦操劳，赵萝蕤还是信心百倍地生活着。

 1944年，陈孟嘉受邀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四年，赵萝蕤则随丈夫一同前往，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努力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在外国的日子，夫妻二人不仅共同搜集了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更是从海外收藏家手中争取回来大量的珍贵文物。一尊嗣子壶就是当年夫妻俩从海外藏家手中高价买下来的，最后带回国来捐给了国家，现在是国宝级文物，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四年后，陈孟嘉已先一年回到清华大学，赵萝蕤于1948年冬才结业。那时美国码头工人正闹罢工。罢工结束，赵萝蕤搭乘第一条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向上海。登船的那一刹那便听到广播，北京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已经解放，傅作义部队陷入重围。赵萝蕤同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京，他们都期望能顺利到达北京。到达上海赵萝蕤就找人想办法去北京，正巧有一架给傅作义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京。他们三人便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飞到了北京，在天坛的柏树丛中降落，过天津时解放军的高射炮向飞机射击，但是没有出事而平安抵达了目的地。飞机没有扶梯找来一个带着铁钩的竹梯，钩在机门口，可以使乘坐者下到地上。但离地还有一米多，在地上铺设了两床棉被往下上跳，终于平安到达北京。赵萝蕤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孟嘉：告诉他自己已平安抵京，哪天开城门，哪天就来接她回家。三周后城门开了，北京已和平解放。于是赵萝蕤回到了清华园，也就回到了燕京大学即将任职的母校。 

1947年，夫妻拒绝了美国和台湾的邀请，坚持回到祖国，创办了清华大学博物馆，守护了大量的珍贵中国文物。陈孟嘉在清华任教，赵萝蕤任职于燕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不久后，陈孟嘉用稿费买下了一座四合院，夫妻俩在这里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舒心畅意的美好日子。原以为岁月会一直静好下去，但没成想到，命运之轮很快掉转了方向，厄运纷沓而至。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有人提出来要废除汉字，采用拉丁字母，陈孟嘉公开反对，表示千万不能放弃使用汉字，但没想到这个却成了一个导火索，使得他们在特殊时期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解放初期遇上“思想改造运动”接着1957年“整风反右”后，夫妻俩都在教育战线有了合适的工作，正当她以为，从此将与丈夫以书为伴岁月静好时，殊不知十年浩劫席卷而来，在那场浩劫中，他们终究没能在时代的侵袭下幸免遇难。原本按正常人的人生观轨迹来看，他们俩注定会是受人敬仰的大学教授，可特殊时代来临之际，人们对夫妻二人追回文物的功绩绝口不提，反倒是对海外生活的经历成了众人愤怒的喧嚣口，一切都表示怀疑。家里的字画古董全被抢走，书籍和满屋子的家具被放火焚烧罄尽。夫妻俩被迫跪在自己的院子里，众人对着他们吐唾沫、侮辱，百般丑化践踏，还当众把夫妻俩剃成了光头，用皮鞭抽打。赵萝蕤的白衬衫被血水染红了。在极端残酷的虐待下，陈孟嘉不堪受辱，在自己亲手种植的树上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凄惨离世，连骨灰都不允许被留下。赵萝蕤无法接受现实，崩溃到精神失常，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即便已经悲惨到如此地步，人们依旧没有轻易放过她，被逼迫着写检讨书，只因写错了一个字，又被关进了监狱五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政治斗争结束后，赵萝蕤劫后余生，历经了近20年的折磨，终于在1983年恢复名誉，并在北京大学担任英语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因长时期身心的摧残致使其一身病，通过治疗健康稍有好转，但依旧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缓解病痛，还落下了嘴角抽搐的后遗症。她从不谈曾经个人的苦难，始终很坦然，与朋友喝茶，参加学术会议。课余，她却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在卧室里的一张小书桌上整整伏案12年，开始投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巨著的翻译工作，完成了76万字《草叶集》的全部翻译，震惊了整个学术界。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对赵萝蕤的长篇报道：“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地翻译我们这位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回母校参加建校100周年活动，并授予她“专业成就奖”。

   晚年的赵萝蕤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她含恨走完了八十六年风雨人生的道路。1998年赵萝蕤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不到四年之后，她度过黄昏岁月的那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其祖上的老宅，见证了历史沧桑的明代四合院，2000年10月，由于北京城市建设需要时，被强拆，面临巨大商业利益的冲击，也在推土机下毁于一旦。

  晚年，赵萝蕤的病时断时续，没有多少人在记起这个半疯半癫的老太太。当年爱慕她的钱钟书，却把它写进了小说《围城》，是书中唐晓芙的原型，成为了永远的白月光。在人生最痛苦的那段经历，赵萝蕊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荒原》和《草叶集》至今仍是现代汉语文学翻译的经典文本。她常说：“人活在世界上悲痛固多于喜欢，但一切悲观都有止境，只有在有限承迎无限的时候，却永无止境。”禅意话语中透出的大彻大悟，最终让温室里的花朵赵萝蕤在荒原里微笑盛开，成为奇迹。在她人生最后的几十年里，赵萝蕤只字未提曾经的冤苦，她说一切悲观都应该有止境，那个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也不应该再重来。赵萝蕤的一生真像她的名字一样，活得像一株藤萝，活出了最茂盛最顽强的样子。赵萝蕤的一生诠释了：人生璀璨夺目也罢，跌宕起伏也罢，倘若你能够坚守，自有阳光射进来，最后定会光艳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