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或特殊

沈从文

人类发明文字后，文字的使用，最先只是少数人有这个权利。因此凡用文字保存的知识，多具特殊性，少数人能运用它，多数人可不能享受它。直到后来发明了印刷术，而且发明的主要原因便是印行经典，力求普遍。多数人虽因此能享受经典，还是不能自由使用文字。这限制自然是由上而下的，多数人能够享受文字的用处，已算得到一般化的意义了。照理想说来，社会组织从法老帝王的极端专制，到民主政治的人类原则平等，知识学问的特殊性必然渐归消灭，一般化必然渐次可以实现。

可是另外还有个事实值得注意，就是人类求生技术越进步，社会越复杂，一切必分工进行，各有所守，各有所专，种种知识学问又会自然而然趋向于专门化，特殊化。一般性日少，特殊性日多。

一个民族的文化或文明，重在一般事情能够特殊化，同时这特殊化的东西又能应用于一般生活。能够这样，是进步。不能够这样，是堕落。这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举个浅近的例，昆明地方城乡转运的交通工具，大部分还是牛车，若有人能设法使牛车行动较轻便，或甚至于造出一种木牛流马来代替，就是一般的特殊化。这种费力少效用大的交通工具，每人都能用，都能有，就是特殊的一般化。提起地面交通工具时我说马车牛车，不说汽车，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一直到如今还不能够真正自造一辆汽车。

关于牛马车辆问题，不过借来譬喻一下罢了。文学方面也有特殊一般问题存在，很可讨论。

文学作品简单说来不过是用文字拚拚凑凑产生的一种东西罢了。古怪是它的存在，好像很有用，又好像无用。即如说有用，它的用处又随人解释，各有不同。现在假定承认字有用，就文字说，不管它是和普遍口语离得极远，还是和口语十分接近，想运用它来编一支小曲，一段短短故事，使情感或理想成为一种型式，或者更不怕汗牛充栋来写一部大书要他发生好作用，必得透彻了解它的性质。比方说，在试验中必作到能令文字“平铺成为湖泊，凝聚成为渊潭”。必有耐心和残忍，肯“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一个作家对于文字的性能了解得越多，使用它作工具时也就越加见得“恰当”。 我不说“美丽”，说得是“恰当”，正因为一切所谓伟大作品，处置文字的惊人处，就正是异常“恰当”处。运用文字，表现自己或社会，希望恰如其意所能言，写它出来时，且能明白在某一类读者中必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可能引起些什么反应，既是每个作者的愿望，这么说来，了解文字性能似乎也可以算得上一种“知识”，而且算得上作家所不可少的知识，这知识稍稍说得不同，便是技巧，调排文字的技巧。

在这时提起技巧，很自然会成为一种迂论，一种反世违俗见解，原因是有句话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一切文字都是宣传。

“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着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得“宣传”两个字。在朝在野服务什么机关的，也都只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标语口号盛行时，什么标语口号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不大明白。于是社会给这些东西笼统定下一个名辞，“宣传品”。这名辞内容，包含了“虚伪”，“浮夸”，“不落实”，“无固定性”，“一会儿就成过去”，种种意义。又给创造它的人一个称谓，“宣传家”。宣传家可分两种：有少数是能干的，人虽能干，依然不会得人敬重。居多倒是愚笨的，因为仿佛极有信仰，实在无多知识。这件事平常人不能说，不许说，用意虽多，说来还是很容易令拿笔的老实人灰心，护短者生气。但居指导地位的又照例不肯说。所以慢慢的情形就越来越不同，直到有一天，“宣传”两个字当做什么解释，指导者也弄得糊糊涂涂。这一天不一定是“未来”，也许“过去”已有过了。

现在我们一提起用文字作宣传工作时，真像是早已由少数专家的特殊知识，进步到多数人的一般化知识了。想证实它并不困难，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便是一例。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理由是他们会宣传，正在用笔战斗。若让我们说真话，多数拿笔的朋友们，对于这一项知识，应当说实在太薄弱了。“抗战八股”与“自我批判”两句话近来在刊物上常可见到，说明这薄弱的存在。想增加这种“文化人”的知识，也许还得从宣传家写成的小册子以外想办法。也许还得另外什么人写点东西出来。这本书说不定只是一部小说，内容仅仅写到普遍社会所见的“愚”与“诈”，“虚伪”与“自大”，认识它，指摘它，且提出方式来改善它，与战事好像并无关系，与政治好像并无关系，与宣传好像更无关系，可是这作品若写好，它倒于这个民族此后如何挣扎图存，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大有关系！他教育的或者只是一小部分读书人，为的是这些人真正爱重这个国家，有了觉悟，很谦虚的需要接受这种教育。这作品不特内容能启迪他们，文字也能启迪他们。

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或自称为“文化人”，这么一来对“宣传”好像极有意义，因为宣传与热闹本来不可分开，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不过我倒觉得另外有些作家，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分，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或更抱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几种人的行为，从表面看来，都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本分。他们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坚忍毅力，和最前线的兵士品德，完全一致。这种人和“文化人”比起来，在当前是个“少数”。

这种人的产生增多，并不靠“宣传”，火用火可以拉引，这种人当前看来少，战争若持久，此后会加多。不拘是作家，是专家，将个人能力参加到战争方面时，毫无可疑，这是一个贡献生命最切实最合理的方式。话说回来，这种人的态度是很容易被人轻视与忽视。这种人且常常不免被某种“文化人”奚落。原因极简单，“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他若作的是“宣传”工作，一切无宣传性的工作，需沉默努力而且更需时间和耐心的工作，都容易被误解，受奚落。好在这一切是无妨碍的，战争一延长，举凡冷静而坚实的工作，就会见出它的意义和效果。

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在一些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载于《今日评论》1939年1月22日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