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庆：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

安庆，清代桐城籍诗人钱澄之赞曰：“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皖江东流，安庆是第一大埠，上接九江，下通扬子，有“八省要津”之美誉。所以，李白诗曰：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安庆诗文化资源丰富，择其要者言之：中国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安徽之源——皖山皖水所在地，桐城派发源地，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出生地，现代诗人朱湘祖居地，当代美学、诗学大家朱光潜、宗白华故里，当代著名诗人海子家乡等。

（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首见于梁代徐陵编《玉台新咏》。宋人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题作《焦仲卿妻》。取诗首句为题，即为现在通行的《孔雀东南飞》。

作为叙事长诗，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大致产生于汉末建安年间，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木兰诗》并称乐府诗双璧。全诗长353句，1785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珍品，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即誉之为“长诗之圣”。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为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庐江，汉代郡名。郡治初在今安徽庐江县西，汉末移置今安徽潜山县。

《孔雀东南飞》的诗文化意义，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开中国长篇叙事诗之先河。中国的叙事诗，历来大多是化繁为简，或者简化过程，聚焦某个细节，或者简化过程及情节，直抒心中哀乐，所以，篇幅都比较简短。《孔雀东南飞》不一样，它有完整、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有矛盾冲突，有对话，有心理描写，有情景表现，而且，组织严密，娓娓道来。正如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卷四按语）亦云“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孔雀东南飞》后来不断被改变为戏剧，搬上舞台表演，也正是因为它故事的完整与曲折，满足了舞台表演的需要。现代潜山籍小说家张恨水还将其改写成同名的长篇小说。

第二，生动、真实表现了那个时代家庭、亲情关系。母子、母女、兄妹、婆媳、姑嫂、夫妻等关系，作品都表现的细腻、婉曲。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写道：“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

第三，大胆幻想，创造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凄美结局，既是对美好爱情的礼赞，也是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兰芝“举身赴清池”，仲卿“自挂东南枝”，“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生不能成眷属，死也要结为鸳鸯，双飞双栖。由此可见，汉人的爱情理想是大胆而浪漫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七仙女的故事、梁祝化蝶的故事等，都产生于差不多同一时期，绝不是偶然的。

第四，从刘兰芝身上可以窥见，当时女性还是相对自由的，至少还没有后来出现的“贞节”枷锁的束缚。刘兰芝被遣还家之后，还能再嫁；而且不受人歧视，县令的公子、太守的郎君，先后前来求婚，可见，其身份地位与未婚女子毫无差别。如果不是遇到那个专横的婆婆，刘兰芝不会被遣，尽管她“举动自专由”，他的夫君却认为“女行无偏斜”；如果没有那个性情暴躁的兄长，刘兰芝可以选择不改嫁，她的母亲不能逼迫，所谓：“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后来，他们双双殉情，双方家庭也是理解和同情的，给予了一对有情人应有的尊重和尊严。

第五，从刘兰芝身上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女子的教育、成长经历，以及与女子相关诸如穿戴、游戏等习俗。“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女工、才艺、诗书、婚嫁，历历可观。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初七，即农历七月初七，这天晚上，天上银河，乌鹊搭桥，牛女相会，所以，旧时妇女在这天晚上祭织女，是为乞巧。下九，及农历每月的十九，古人以二十九为上九，初九为中九，十九为下九。古代妇女常相约在下九置酒相会，结伴娱乐游戏。刘兰芝在被遣还家告别小姑“涕落百余行”之际，还不忘提醒小姑这两样事，可见其中包含了多少美好快乐的记忆。

（二）寂寞“南岳”、诗人独许——天柱山

天柱山是安庆的诗山，唐以来，诗人赋天柱山的诗作甚多，计有千余篇，不可枚举，且依时代顺序，选录、简析如下：

李白《江上望皖公山》：

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晏皖公山，巉绝称人意。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默然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

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二年南下宣城途中，此前李白尚未有憩迹炼丹之举。后来，李白安史乱中曾到宿松等地避祸，但并未实现自己的诺言：投迹归此地。“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的天柱山，不过是诗仙李白于皖江之上匆匆一瞥之际的逸想。但能被李白所青睐，说明当时天柱山名气已经不小了。

白居易《题天柱峰》：

太微星斗拱琼台，圣祖琳宫镇九垓。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玉光白橘相争秀，金翠佳莲蕊斗开。时访左慈高隐处，紫清仙鹤认巢来。

白居易集中无此诗，见《安庆府志》。此诗影响比上选李白诗更大，其颔联“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可谓天柱山的金字招牌。后来戴叔伦的《题天柱山图》：“拔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当是此诗与杜甫《望岳》二诗化合而成。

王安石《别潜阁》：

一溪清泻百山重，风物能留邴曼容。后夜肯思幽兴极，明月孤影伴寒松。

另天柱山山谷流泉摩崖石刻，有一方署名“临川王安石”的六言诗：“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

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一直到至和元年（1054）。地方偏僻，但山川秀美，足以抚慰心灵，尤其是天柱山，让诗人深为震撼。还在马上，还在遥望之际，诗人即诗情迸发：“亘天青郁郁，千峰互崷崪。收马倚长崖，烟云争吐没。……”（《望皖山马上作》）

待三年任满，王安石于舒州已是难分难舍了。离开舒州之后，天柱山、皖山皖水依然时在念中，特别是到了晚年，思念之情更切，《耿天骘惠梨次韵奉酬三首》、《怀舒州山水呈昌叔》、《送逊师归舒州》、《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等作可谓溢于言表。

至今，王安石在舒州的诸多遗迹依然还在。人们曾在他当年读书读书台上（后人称为“舒王台”或“舒台”）建过“舒王亭”。尽管今已不存，但上有“王安石读书台遗址”刻石依然醒目。他当年在天柱山下“山谷流泉”处的诗刻，依然保存完好。“舒台夜月”、“山谷流泉”依然在“潜阳十景”之列。

黄庭坚《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鼓鼓隆隆山木风。炉香四百六十载，开山者谁梁宝公。（按：山谷寺，梁武帝赐名，后改名为三祖寺，为梁朝宝志和尚开创。）

天柱山麓，有一处山谷，两侧悬崖峭壁，谷底巨石遍地，终年浓荫蔽日，泉水淙淙，故名山谷流泉。自唐代开始，留下了众多诗文题刻，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宋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曾来此地览胜，留恋多时，赋诗甚多。除上面一首外，还有《青牛篇》、《题万松亭》、《发舒州向皖口道中作寄李德叟》等，其中《题山谷石牛洞》：“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似乎是有意追和王安石上述六言诗的。据说，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就始于这里，源于他对这山谷流泉的眷恋。山谷流泉景区至今仍有“涪翁亭”在。

此外，还有朱熹《天柱峰》：“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王士祯《潜山道中雪》：“处处溪山好，倪黄画亦难。雪云数峰白，枫柏万林丹。高下松毛积，凄清石溜寒。天心爱羁旅，岩壑饱经看。”等。

（三）桐城文宗，诗亦粲然

自古文风昌盛，又因桐城派的影响，桐城被称为“文都”。“天下文章，出于桐城”，所以人们习惯称桐城文章、桐城文宗。其实，桐城、桐城派的诗也粲然可观。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四二“桐城诗派”一节中写道：“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认为姚范（字南菁，人称姜坞先生）是桐城诗派的开创者。钱钟书极其赞赏姚范的《援鹑堂笔记》，首先是肯定姚范对黄庭坚的推崇，其次是肯定姚范对明七子的“心平语妙”，第三是肯定桐城诗派的创作成就。

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中写道：“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并自注云：“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能与有清一代饮誉文坛的桐城文派比轻重，足见桐城诗派分量。

桐城诗派由姚范发端，而集大成者是他的侄子姚鼐（字姬传，人称惜抱先生，与方苞、刘大櫆并称“桐城三祖”），最后由姚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字植之，人称仪卫先生）发扬光大。姚鼐在伯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桐城诗派理论，有《惜抱轩全集》传世。方东树著《昭昧詹言》、《续昭昧詹言》，在姚范、姚鼐基础上，具体而微，进一步发明、系统了桐城诗派的创作方法。

其实，姚范之前，享誉明末清初诗坛桐城的诗人（其时未有“诗派”的名头）还很多，除上述的钱澄之，还有方文、方以智、方仲舒等，他们实为桐城诗派的先驱。

桐城诗派与桐城文派一样，随着文学新的兴起，不断受到冲击，但其影响，或明或暗，薪火不断。方守彝、吴汝纶、马茂元、吴孟复、钱钟书、林散之等等，秉承桐城诗派理论，进行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均取得令世人公认的成就。桐城诗派诸人于皖江、于皖江各地所赋诗作甚多，是皖江诗文化中足可发掘的宝贵资源。

（四）不以诗人著称的诗人——陈独秀、朱光潜、宗白华、赵朴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在这场反字当头、全面改写中国历史的革命运动中，安徽的精英们可谓引领风骚：安庆出了陈独秀，徽州出了胡适之。

陈独秀不以诗名世，不以诗人著称，但他写诗，他是个业余的诗人，不过被他别的光环掩盖了。陈独秀自己也从不以诗人自居，可能只做诗人不符合他“新青年”的理想，离“实利”和“科学”较远；但陈独秀身体里除了政治、思想、文化，同时还活跃着诗人的细胞。陈独秀有鲜明的文学观，主张文学之文不同于应用之文，应该是以情为主，应该是“华美无用”的。陈独秀有鲜明的诗观，在《寄沈尹默绝句四首》（其四）中写道：“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百艺穷通偕事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独秀曾手书过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他的自我写照。诗如其人，无论是在革命的洪流里，还是后来沦落湖海间，他的诗都气若长虹，慨然有风骨。如《哭汪希颜》、《咏鹤》、《和斠玄兄赠诗原韵》、《对月忆金陵旧游》等。

朱光潜、宗白华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同一年（1897）出生，同一年（1986）去世，同享90高龄。

朱光潜出生于安庆桐城市，青少年时期在桐城读私塾、高小、中学，受桐城文风熏陶，对古文、古诗产生浓厚兴趣，一致影响终生。朱光潜似乎不写诗，但他的一言一行告诉我们，他是诗人中的诗人。

朱先生终生与艺术、与诗歌结缘。《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一封信就是《谈读书》，朱先生告诫青年：“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由此可见，朱光潜先生所读书中，他最喜欢、读得最多的是诗或富有诗意的作品。世界需要诗人，世界也需要像朱光潜先生这样热爱诗、善解诗的人。

宗白华，祖籍浙江义乌，籍贯江苏常熟，但出生于安庆市小南门母亲家中，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8岁后，才随父母迁居南京等地。

宗白华可谓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母亲方淑兰，是桐城派三祖之一方苞之后，他的父亲宗嘉禄是清末举人，曾任中央大学教授。1919年，宗白华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后任《学灯》主编，开辟“新文艺”栏目，将哲学、美学、新文艺融为一炉，为一批文艺青年提供发表新诗的阵地，成为当时著名的副刊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宗白华发现和栽培了郭沫若，他主编的《学灯》上发表了郭沫若大量的新诗，被称为新诗纪念碑的《女神》诗集中的许多作品，就是首先在《学灯》上发表的。在此期间，宗白华还经常与郭沫若、田汉书信往来，后三人的书信结集出版，名为《三叶集》，为中国新诗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宗白华是美学家，但他生前只出版了唯一的一部美学著作——《美学散步》。这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而并不很厚的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是爱美、爱美学的人必读的，它是爱艺术的人必读的，它更是爱生活、爱人生、爱诗的人必读的；可以想象，宗白华先生在散步的时候、在书写的时候，身兼多重身份：美的探寻者、艺术的探寻者、诗的探寻者、诗人……

可见，美学家宗白华更像是诗人；不仅像诗人，而且他确实写诗。李泽厚在《美学散步》序文中写道：“宗先生本就是二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出过诗集。……宗先生当年的《流云小诗》与谢冰心、冯雪峰、康白情、沈尹默、许地山、朱自清等人的小诗和散文一样，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散发出这样一种时代音调。而我感到，这样一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从早年到暮岁，宗先生独特地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构成了宗先生这些美学篇章中的鲜明特色。”

1920年1月3日，宗白华在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一定要作诗。”这或许是对自己，或者他那一类型的人，比如朱光潜先生，最好的解读吧；同时，也是对我们一般人平凡人生最好的启示吧。

赵朴初是著名的佛教领袖、著名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和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这都是大家熟知的。除此之外，赵朴初还是诗人，工诗词曲，有《滴水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片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行世，这一方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滴水集》、《片石集》之后，赵朴初还有的大量作品。赵朴初的诗词曲的最大特点是：富有禅味，耐人咀嚼。如《闲情偶记五首》：“变化有鲲鹏，丸泥理可通。今朝通手黑，明日彻心红。    细向心中捡，然而有不然。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何处不春风，温生慄冽中。扫尽一路白，待看万山红。    空言志澄清，何如勤洒扫？峥嵘万古尘，一洗天下小。    摧拉枯朽尽，铁骨独留枝。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

这几首小诗写于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2日赵朴初在广济寺被监管劳动期间。第一首写摶煤球，第二首写捡煤核，第三首写扫雪，第四首写大扫除，第五首写拆旧纸花。如口占一般，随手拈来，随口道来，但耐人寻味。

赵朴初一生修持人间佛，许身佛门，情系万众。佛是他心中永远的一盏明灯，但于家国，于众生，他也是神情款款。为佛教，他鞠躬尽瘁；但他从未出世，从未超然物外，作壁上观，于家国事，于天下事，尤其民生疾苦，他从不置身事外。与领袖、与艺术家、与元帅将军、与佛门僧众、与普通百姓，他都有交往。所以，他的诗词曲中，写满了人间大爱。

(五)诗歌之子——朱湘、海子

写这一部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一开始就要面对早逝、死亡的问题。朱湘和海子，生不同时，死不同时，仿佛世纪初和世纪末各自飘零的春花、夏叶，本没有任何联系；但等你把他们放在一块来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身上内在的联系还是很多的。首先，他俩都是安庆人，朱湘是安庆太湖人，海子是安庆怀宁人。其次，他俩都是早逝的，朱湘生于1904年，死于1933年，只活了29岁；海子生于1964年，死于1989年，只活了25岁。第三，他俩都是死于自杀，朱湘自投扬子江，海子卧轨山海关。第四，他俩都是热爱诗歌，视诗歌为生命的天才诗人。

据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湘生前出版了两本诗集：《夏天》和《草莽集》，未收入两本诗集的作品死后由友人编成《石门集》出版。当时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朱湘其中重要诗人之一，而且他最认真地实践了新月派“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所以，沈从文在《论朱湘的诗》中写道：“作者在生活一方面所显出的焦躁，是中国诗人中所没有的焦躁，然而由诗歌认识这人，却平静到使人吃惊。”“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作者的诗，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一个方向，是自然诗人用农民感情从容歌咏而成的从容方向。”“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用“古典的与奢华的”风格，创造出“东方的静的美丽”。作为诗意的小说家，沈从文对朱湘的理解、对朱湘诗歌的解读，最为中肯妥帖。 

海子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几岁，但却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作品，抒情诗、叙事诗、诗剧等，约250余万字。海子生前发表的诗并不很多，也没有出版诗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等，都是海子死后编辑出版的。如果说朱湘的诗是自然、沉静、透明的，那么海子的诗则是象征、躁动和隐晦的。海子骨子里无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但他又深深浸润在西方神学、哲学、诗学，包括西方的神秘学说里，他的诗中充满大量的隐喻、大量的暗示、大量的无序和无理性跳跃，这一切，使得他的诗可能会永远成为人们解不开的谜。他写土地，他写土地上麦子、村庄、草原、树木、花草、雪山……，他写土地上的人，尤其是那些活脱脱的女人，她们的头发、乳房、眼睛、温暖的怀，他写天空里的风雨、流云、日月星辰等等，都让人感觉熟悉而陌生，亲切而遥远，可解而不可解。这就是海子，至今无有定论的海子。

海子的成名作是《亚洲铜》。诗题“亚洲铜”，但诗并不是写通常意义上的亚洲铜，亚洲铜在这里只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诗写的是养育中华民族的亚洲的这块神奇的黄土地。那么，亚洲铜和黄土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它们色彩相近，都是黄色，时间久了，变成黑色；但诗人显然不是在这种表层意义上使用的。诗人应该是通过亚洲铜这个特定的意象，让人产生对黄土地更多的联想、更多的感悟。也许，铜的丰富，铜的深厚，铜的柔韧，既是黄土地的最好写照，也是生存在黄土地上的人民的最好写照；也许，作为亚洲铜的特有符号的青铜文化，铜鼎、铜尊的敛光、厚重，铜钟、铜鼓的洪亮、悠长，它们威而不猛的品性，更能表现这块黄土地上的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海子最为人们熟知的，而且也是他写得最为明白晓畅的一首诗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3月26日诗人就卧轨自尽了。可见，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诗人也在反思，力图过上平实的生活，力图写出平易的诗句。但到底很难，他至死也没能写出像这首诗这么明白易懂的诗。

朱湘、海子自杀后，一时间引起了世人尤其是诗界的震撼。而且非常相似的是，对于两个诗人的死因，不约而同的众说纷纭。但谁也不是最终的仲裁者，一切都只能是假定。朱湘、海子，他们是诗歌世界的强者，但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他们不懂怎样经营自己的生活，包括吃穿住行，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前程等等，他们不懂怎样迂回逃避，怎样保护自己，他们只会写诗，他们的生命就是诗，诗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用血肉之躯去碰撞诗神的激情，也一样用血肉之躯去碰撞现实的冷和硬，拼尽全力，与诗神、与诗融为一体，一个以扬子江水测量人类苦痛、诗神激情的深度，一个以山海关的那趟列车，称量人类苦痛、诗神激情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