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的各种体式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谓众体皆备；唐人，凭兴趣为诗，兴趣所至，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的，都可入诗。一次偶然，接连读到几首唐人访人不遇的诗，忽发奇想，搬出《全唐诗》，把唐人这一类的诗歌都找出来看一看。结果，仅诗题中出现“访……不遇”、“寻……不遇”等字样的诗作就有99首，这是有标记的；还有许多不出现这些字样的，无标记的，但同样是访人不遇的诗。唐代诗题中出现“题……”字样的诗歌，不少就是访人不遇之际写的，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是有标记的，其《题李凝幽居》是无标记的。不管有标记，还是无标记，只要是访人不遇一类的诗歌，本文皆称之为“访不遇”诗[1]。

唐代有“访不遇”诗，别的朝代有没有呢？笔者发现，《楚辞》部分作品中表现了“不遇”情怀，如《离骚》的上下“求女”不遇等，那是含有明显政治寓意的，即不遇时、不遇君，王逸注《楚辞章句》解释得很清楚[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中有表现怀才不遇的，李善注《文选》解释得很清楚[3］。我们注意到，唐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本文所讨论的“访不遇”诗。元代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载刘备初访、再谒诸葛亮“不遇”，均于卧龙岗庵西墙上题诗，前诗云“寻君不见空归去，野草闲花满地愁”，后诗云“卧龙不相会，区区却又还”，虽属本文讨论的“访不遇”诗，但并非刘备亲题，而是宋元人假托之作[4]。从《全唐诗》看，最早的一首“访不遇”诗是宋之问的《使至嵩山寻杜四不遇慨然复伤田洗马韩观主因以题壁赠杜侯杜四》。唐代以后，笔者查阅了《宋诗钞》，只得到“访不遇”诗12首[5]，元明清以后，这类诗歌就更少了。只有唐代，写作“访不遇”诗的诗人多，上述99首有标记“访不遇”诗，出自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韩愈、李商隐、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70多位诗人，而且有写的，有和的，如独孤及《和虞部韦郎中寻杨驸马不遇》，杨巨源《和郑相公寻宣上人不遇》等；有同题作诗的，如韩愈、窦牟、韦执中同寻“刘尊师”不遇，各依“同”韵、“寻”韵、“师”韵赋诗一首；有一人写多首的，如王维3首，刘长卿3首，孟浩然3首，李白3首，岑参2首，韦应物2首，钱起4首，白居易2首，李商隐3首等。可见，“访不遇”诗这种形式，在唐代诗坛异常活跃。

为什么独独在唐代出现如此多的“访不遇”诗呢？下面试从盛唐气象及盛唐气象影响下唐代诗人的精神风度等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1 盛唐气象拓展了唐代诗人的襟怀，“访不遇”诗不过是他们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开拓出来的一片新天地

    从上述有标记的99首“访不遇”诗看，其中只有２首是初唐诗人写的，余下97首都是盛唐及中晚唐诗人的作品。盛唐气象无疑对唐代诗人胸襟气度产生了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余恕诚《唐诗风貌》第一章“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和精神美”论述得最为亲切。余恕诚指出，唐诗历久不衰的魅力，“不仅由于它的巨大认识意义，同时还在于它在反映中国七至九世纪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时，带有独特的‘丰神情韵’，充分地表现了唐人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具有丰富的生活美与精神美。”“尽管唐代社会本身也有走下坡路的时候，有如杜甫所讲的‘万方多难’的时代。但由于这种时代是紧接在‘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的盛世之后的，盛唐的精神文化影响仍然极为深刻，人们的胸襟气质还是跟其它时代不同，还有幻想、有希望，甚至觉得盛世还会再来。这时候，生活在人们的感受里即使是惨淡的，也还能够有力地拨动人们的心弦……”[6]7-8

    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特别是开元、天宝之际，国运昌盛，一度天下太平，给盛唐文人们尽情漫游创造了优裕的物质条件和交通便利。盛唐诗人们除了自个儿放情山水之外，相互之间也交游频繁。如李白与孟浩然、杜甫、张旭、贺知章、高适、崔宗之、王昌龄等，杜甫与李白、高适、贾至、岑参、王维、裴迪等，孟浩然与张九龄、王维、王昌龄等，王维与王昌龄、张九龄、卢象、储光羲、祖咏、李颀等，李颀与张旭、高适、裴迪、崔颢等，高适与王之涣、颜真卿、任华、沈千运、薛据等，岑参与高适、颜真卿、王昌龄畅当、严维、王季友等，都有过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交往。[6]75中晚唐以后，尽管国势衰微，国家动荡，但诗人们依然沿袭了盛唐诗人漫游、交往之风。

雄心勃勃的唐代诗人们，他们似乎永不满足，似乎总有怀才不遇之感，总有感时伤逝之叹。所以，即使他们不交不往，诗歌之中也常常会出现“不遇”之意象、境界。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旷世情怀；李嘉佑《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野棠自发空流水，江燕初归不见人”、 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等诗中表现的恒常的野棠、燕子、流水、潮水、夕阳、山、月等不遇于不得恒常的人、不得恒常的往日繁华；刘长卿《栖霞寺东峰寻南齐明征君故居》、皮日休《游栖霞寺》等诗中所表现的明知不可寻、不可遇而着意寻访的追慕古人情结等。

唐代诗人具有如此襟怀、气度，现实中的访友不遇，自然就能悠然处之了。能与世间一切（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为友，最终也就不存在遇与不遇了；因为，不遇此即遇彼，总有所遇。从唐代诗人的“访不遇”诗中，我们大多能读出那种不遇人即得遇山水、得遇恒常、得遇平日欢会时无暇顾及的一切的超脱情怀。

如刘长卿《明月湾寻贺九不遇》诗，他访贺九不遇，只得“空所思”、“孤舟来去”、“伤心归”；但他遇见了明月湾、遇见了明月湾的山水、月色，所谓：“楚水日夜绿，傍江春草滋”，“故人不在明月在”。此外，如严维《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独游应驻景，相顾且吟风。”刘得仁《通济里居酬卢肇见寻不遇》：“云山堪眺望，车马必裴回。”姚鹄《玉真观寻赵尊师不遇》：“羽客朝元昼掩扉，林中一径雪中微。松阴绕院鹤相对，山色满楼人未归。尽日独思风驭返，寥天几望野云飞。凭高目断无消息，自醉自吟愁落晖。”都莫不如此。

许多时候，人如果能与世间万物为友，甚至都没有访与不访，遇与不遇的问题了。李白是这样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此诗短短二十个字，千百年来，影响异常深远，概因其无特定时间，无特定对象，本质上也无特定地点（虽点明敬亭山，不过是触发诗兴的一个机缘，若换作另外的任何一座山，似乎也无不可）的限制。此时的李白，或许已经不再在意世间、世人了，于自身，是俯仰自在，任平生；于身外，亦是虚怀以待，任其自然，无喜无忧，一切自任。任众鸟高飞，任孤云独去。一“闲”字恰好，等闲处之：任山鸟流云自去来，任自己心眼自避趋。杜甫也是这样的，“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你看他：坦腹江亭，长吟《野望》（按：《野望》是杜甫之前写的一首诗），心不与江水争流，意但随闲云自在，任将晚之春寂寂，喜自私之物欣欣。这是一种多么随心随性的境界啊！只可惜诗人到底不能忘我，不能忘家国之忧（按：尾联一作“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所以尾联让人难堪，难以接受，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尾联云：“与上六句似不合。”[7]352再看杜甫的另一首诗，“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后游》）你看他再游修觉寺时，感觉：这寺还在怀念他曾游览过的地方，这桥又珍爱他再次渡过，山水就如老朋友一般，总在等待他的造访，花草更是如好客的主人，尽出奇珍，尽显风采，敞怀相待，就连那烟光、日色，似乎都恋恋不舍。人怜物，物亦怜人；人俯下身子、放开襟怀，则物性与人性相通。故物自欣，人亦自欣，平日里一腔愁绪，都让此间的欣喜一扫而空；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上两首诗云：“‘物自私’，物各遂其性也。‘更无私’，物共适其天也。”[7]352此外，如王维《终南别业》：“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孟浩然《九日龙沙作，寄刘大昚虚》：“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客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都表现出无往不遇、无所不遇的放怀逸兴和山水情致。

2 道教、佛教的兴盛,隐逸之风的盛行，让唐代诗人有更多机会透视心灵，参禅参诗，“访不遇”诗不过是他们参悟之后的自由言说

道教、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已步入鼎盛时期，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子、平民百姓，从世俗生活到精神世界，无不受到道、佛二教的深刻影响。

首先是道教。唐玄宗就曾以帝王之尊为《道德经》作注解疏，后来被五代人强思齐编入《道德真经玄德纂疏》一书。帝王如此，仕宦百姓追捧、推崇便更不待言了。所以，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8]道教何以会影响诗人和诗歌创作呢？唐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序》中如此描述“道”的境界：“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乐合天地之和，至礼合天地之节，至智合天地之辨，至信合天地之时……”[9]而中国古代诗学强调的感物兴情、师法造化、兴会自然之旨趣恰恰与这种境界相契合。比如，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0]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1]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强调：“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天地与立，神化攸同”、“俱道适往，着手成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2]。

    其次是佛教。唐代文人大多崇奉《维摩诘经》，此经的主角维摩诘是化身为居士的金粟如来[13],唐代文人内心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个亦僧亦俗、超妙出圣的人物。王维是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杜甫是“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李白更是标榜“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司马问白是何人》）。

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太上老君，没有维摩诘，只有太上老君、如维摩诘一般的道士、僧人、隐者；这些道士、僧人、隐者往往既是文人们的朋友，又是文人们所仰慕和追随的对象，如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一诗中所表达的，“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唐代除了有皎然这样的诗僧，更有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元结、李颀、贾岛、杜荀鹤等等与道教或佛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诸多诗人。

唐代诗人们的成长经历大都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正统教育是儒教，是社稷庙堂，是建功立业，是家国情怀，是普天下父母的共同期愿；成年后，走入社会，投身江湖，经历风雨风浪，乃至挫折失败，便渐渐在儒教之外，又接触了道、佛二教，并将之作为精神寄托和人生退路。所以，唐代诗人们既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功业意识的一面，又有放旷情志、隐逸山水的一面。他们之中不少人在出仕之前，都有于名山大川习业或隐逸的经历；出仕之后，一些人还要在京郊、州野置购庄园、别墅，以备闲暇悠游、隐居。这样一来，道士、和尚、隐者、诗人的界线就不怎么分明了，相互之间的往来就很平常而频繁了。那些道士、僧人、隐者，他们不比寻常居家之人，总是行踪不定的，或是云游，或是采药，或是到深山之栖真去了；所以，寻访他们，或相互访寻，不得相遇，就是很寻常的事了。上述99首“访不遇”诗，与僧人、道士、隐者有关的就有54首，占了一大半。

诗人中李白比较典型，他一生似乎都在出仕和隐逸之间徘徊，也即在儒、释、道三教之间徘徊。出蜀前，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曾隐于戴天山大匡山；出蜀后，他各处漫游一遍之后，又曾隐逸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再后来，又先后隐逸过终南山、徂徕山、庐山等地。他既有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即使前路茫茫，他也希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时时会豪情万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不时又会生出寻仙问道之志、隐逸山水之情，“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他三首“访不遇”诗，一首寻僧人（《寻山僧不遇作》），一首访道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只有一首是访尘世中人（《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但无只言片语言及寻访者，通篇皆以鹦鹉自况，表明自己辞京还山之志。

僧人中皎然比较典型，他既是僧人，又是诗人，诗道和禅道在他身上完美统一了起来。他与茶圣陆羽结“缁素忘年之交”40余年，他三首“访不遇”诗都是写给陆羽的。从这三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物外之人的人间情怀，尤其是《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一首，满含款款深情，“远客殊未归，我来几惆怅。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凤翅山中思本寺，鱼竿村口望归船。归船不见见寒烟，离心远水共悠然。”

    道教的道场、佛教的寺院，大多在名山大川之间，远离尘世，得自然之灵秀，诗人到这样的地方来寻师访友，遇与不遇，自然都会诗情萌动，诗意盎然了。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诗人访人不遇，也愁；但他能不被愁所困，能从失落中生出逸气，故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都能成诗。他另一首《寻山僧不遇作》，其中一个“闲”字，恰好表露了诗人彼时的心境，了然无事，也了然无碍，故能进入一个空灵的、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得见“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 

品读“访不遇”诗，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王国维的一段话：“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4]尘世中人，包括诗人，“访”即是“入乎其内”，“不遇”则能“出乎其外”。物外之人，僧人、道士、隐者，则有所不同，他们“访”是“入乎其内”，“不遇”则并非“出乎其外”；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物外，“不遇”只是回到了常态。但皎然不一样，他是一个诗僧，礼佛参禅的时候他是僧人，访朋问友的时候他基本无异于常人、无异于世间别的诗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访不遇”诗中读出的更多的不是佛和禅，而是喜与忧、期待与离愁，总之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情冷暖、尘世情怀。

3 唐代诗人之“访”大多是兴致所至，率性而为，乘兴而为，遇则放怀尽兴，不遇则随情随性，“访不遇”诗应时而生，成为“兴趣说”的最好注脚

现代人访朋问友，总要先打个电话什么的，预约好再定行程；一千多年前，唐代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往往只能是心有所动，情有所思，便起身前往，所访之人在不在，能不能遇，只有碰运气、凭心灵感应了。如贾岛《题李凝幽居》，这首诗因颔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著称，而尾联更加耐人寻味，“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意思应该是，但愿我俩心有灵犀，不再辜负了今日的相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了造访的成功率，那就是上文中已提及过的“访不遇”诗中的造访对象，大多不是世间常人，而是行无定踪、居无定所的“世外”高人；这样的人，如闲云野鹤一般，可想而知，十有八九是不得遇的。

明知很难得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乐此不疲地去访呢？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5]这里“兴趣”一说给了我们启发，唐代诗人的寻访，也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都如陈子昂《酬田逸人游岩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一诗中的那位田逸人，是“闻莺忽相访”，是乘兴而为吧。

许浑似乎早就揣摩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王秀才自越见寻不遇，题诗而回，因以酬寄》中写道：“自有孤舟兴，何妨更一来。”既是兴趣所致，遇与不遇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如苑咸《寻西山隐者不遇》（一作山行寻隐者不遇）：“虽无宾主意，颇得清静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韩翃《寻胡处士不遇》：“到来心自足，不见亦相亲。”更何况，有的人兴趣本来就在于访的过程或访的所在，至于遇与不遇，只在其次，或者不遇未必不是好事，未必不是别一种机缘，如白居易《晚出寻人不遇》：“篮舆不乘乘晚凉，相寻不遇亦无妨。轻衣稳马槐阴下，自要闲行一两坊。”姚合《寻僧不遇》：“入门愁自散，不假见僧翁。花落煎茶水，松生醒酒风。”总之，盛唐诗人襟怀开阔，风流闲雅，寻访不遇之际，照样兴趣盎然，诗兴沛然，故能出口成章，出神入化。到了唐代晚期，“访不遇”诗数量依然不少，但大多不再有盛唐的风采神韵，甚至表现出了愁苦之色。如李咸用《访友人不遇》：“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崔道融《访僧不遇》：“寻僧已寂寞，林下锁山房。松竹虽无语，牵衣借晚凉。”

唐代真是一个可爱的朝代，盛唐气象真是令人神往，它造就了唐代人的大气和率性，造就了唐代的诗仙、酒仙，诗圣、酒圣、茶圣、画圣、草圣，也造就了唐代的“访不遇”诗。

    参考文献：

[1］全唐诗[C].北京：中华书局，1960.

[2］王逸.楚辞章句[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萧统.文选[C].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丁锡根.宋元平话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宋诗钞[C].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7] 沈德潜.唐诗别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C］//鲁迅全集：第1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C]//张继禹.中华道藏[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0] 钟嵘.诗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1] 刘勰.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2]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讲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维摩吉经[C].赖永海，高永旺，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 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5] 严羽.沧浪诗话[M]//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