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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
　　滕王阁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张裕钊

【资料来源】《张裕钊滕王阁记》武汉市古籍书店出版时间:1985.6

 一、张裕钊书法欣赏-书法造诣

       张裕钊中锋用笔，溶秦篆、汉隶、魏碑于一炉。在临摹历代名家碑帖时，先入后出，取神遗貌，另辟蹊径，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内圆外方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清代书法家。康有为称其“集碑学之成”，推崇有加。其书法险峻中见刚健，在日本颇有影响。

    张裕钊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其源于魏晋，突越唐人。济刚柔俊逸于毫端，创造出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法。具有劲拔雄奇、气骨兼备的特色。张氏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突出的方法。以中锋运笔，饱墨沉光，精气内敛。“笔画以斜为正，结体似圆实方，匆匆落笔的手稿，更无意为方为圆而方圆自得”。（陈方既《张裕钊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故章太炎曾为之赞叹不已：“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尢与他人相绝”。

    张体书法端严浑穆，取法六朝兼融唐楷之峭拔峻秀，运笔扎实凝重，转折处呈外方内圆，兼容方圆于同一点划之中，将碑帖熔为一炉，自成一家之体。因楷书代表书法作品为《南宫县学记》，故称其书体为“南宫体”。

    “南宫体”自清末以来，曾风靡中国书坛。并随张裕钊弟子宫岛咏士流传到日本，且兴盛不衰。至今，宫岛家族已历四代传人，其第三代宫岛吉亮先生曾先后授徒五千余众。然而，“南宫体”在中国书坛沉寂已近五十载，承习者寥寥，几近绝迹。

    张裕钊书写魏碑成就最突出。他学习北魏《张猛龙碑》、东魏《凝禅寺三级浮图碑》和隋《淳于俭墓志》，更刻意于北魏《吊比干文》等。他的书法，结体方整险峻，用笔外方内圆，浑穆逋峭；但有时稍兼行书笔意，转折方硬，变化较少。康有为对张裕钊书法评价极高，后来也有人认为康有为的推崇有过誉之嫌。

张氏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张謇、日本宫岛咏士等多人。其中日本弟子宫岛咏士追随裕钊先生8年，奉学惟谨，于书法得益犹多。张辞世后，宫岛咏士回国创办“善邻书院”，传播张氏之学，使张氏书体在日本衍为流派，至今不衰。

    张裕钊作为晚清书法大家，当时门下有不少日本弟子，张裕钊的追随者在日本甚多，并陆续有人来湖北鄂州寻访。1984年夏，日本宫岛咏士的后裔“善邻书院”院长宫岛吉亮，曾率众渡海来华，与中国书协在北京首次联合兴办“张裕钊、宫岛咏士师弟书展”。日本书法代表团还专程到张裕钊先生的故乡鄂州访问，期间也来拜会过祖屋。为了后人及书法爱好者寻访方便，村民们自发在村口立起牌楼，以示荣耀。

    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中称：“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他的书法艺术受到康有为、章太炎的高度赞扬。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赞说：“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必留，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 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 

     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有影响的作品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黄孺人墓志铭》、《重修南宫县学记》、《论学手札》、《滕王阁记》、《蒯氏墓碑》、《赵充国颂》、《古诗帖》等。   

二、张裕钊书法作品欣赏【节录韩愈新修滕王阁记】

    雄浑逸迈，清代一人。

    从清朝嘉庆、道光以来，书法界的有识之士为了摆脱元、明以来甜俗书风的恶习，发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碑碣雄奇书风的运动，不仅有阮、包、康为碑学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更有一大批书法大家亲自实践，结出丰硕的碑派书艺之果。一时间碑派书家群星灿烂，形成了清朝特有的雄奇豪迈的一代书风，而在这股强大的碑学书风中，用作响鸣清代碑派之音而其声贲贲然者，当数张裕钊之楷书。

 
    张裕钊（号廉卿）生活之程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帝，此时正是碑学之风大兴之时。“时势造英雄”，正是这股强劲的碑风，孕育和造就了张裕钊这位一代书法宗师。而张裕钊作为一代宗师，其代表成就当是他那雄浑逸迈的“张裕钊楷书”。在当朝，人们就对张裕钊的书法造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本朝四家皆集古之大成以为楷……集碑学之成张廉卿也。”（康有为语）盛赞张裕钊是“清代一人”，细读张裕钊《滕王阁碑》，我们即可对张裕钊杰出的楷书成就窥见一斑。

    张裕钊楷书的突出特点是融铸众家之长为一体，既有篆隶的浑朴开张，又有魏碑的坚劲逸雄。论融铸，说起容易做到难。融铸得好，可兼众长于一身；若不得法，反倒崎怪丑陋，不伦不类。而决定融铸成功的关键就是书法家的艺术灵性。宋高宗说：“士人作字，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草行自成一家者，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张裕钊就是这样一位能五体通变、具有超人的艺术敏感力的书法大师。
 
    廉卿楷书用笔的特点是方圆兼备，以圆为主。综观其笔法，无论勒努掠磔，皆为藏头护尾，浑圆劲健，其行笔过程是：轻笔入纸，继而重按，起笔处圆劲饱满；运笔舒提回锋涩进，使笔画中截富有质感和力度，收笔轻提回锋，其效果一似甘露莹玉，美不胜收。奇特的用笔，取法篆籀古风，一扫唐楷抛筋露骨的旺火气息，开创楷书涵润蕴藉的风雅新河，有时在折笔处参以方笔，使托肩外突，方圆互参，各得其宜：用圆，强其厚度，丰其血肉；用方，增其硬度，耀其神韵。

    廉卿楷书的结体以沉稳为主，稳中有变，稳健之字，重心下移，有凛然不可侵犯之势。如一“王”字，将中横下移，使下面两横靠拢，打破了三横均距的常见格局；重心在下，使全字稳如泰山，这种沉稳的结体，构成张裕钊楷书的基调。

    廉卿楷书结体之变，体现在以下几处：
　　一是大多有张左收右之势。如一“滕”字，其左边“月”旁一撇，尽力向左下方舒展，其余竖撇皆与之呼应。一“千”字，亦将中横左边略长于右。例如“外”、“意”、“州”、“者”无不如此，实乃“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种张左收右的结体之势，有一种壮士立坡拈弓搭箭的威武之姿。刘熙载曰：“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张书正是具备了这种超凡脱俗的将士之气。

　　二是计白当黑。即使再多的并列笔画在一字之内，也决不让空白处窄于笔划的宽度，而让其大致均等，如“幂”“壁”等字。至于笔划少的字，则自不待言了。这种计白当黑、黑白均分的布局，使字体结构疏朗有致。当然这种疏朗结构是以笔划必具力度为前提的，刘熙载曰：“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实为廉卿先生之谓也 !

　　三是楷中参行，拓宽了变化的天地。变化是书艺的基本原则之一。丁文隽先生说：“书必善于变化，乃能尽万有之妙，夺造化之神功。呆板整齐是所大忌。”廉卿“滕王阁碑”就是这样一帧颇富变化的书法杰作。凡相重之字，必有细微之处的不同处理，这种情况在欣赏该碑时随处可见。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廉卿先生以行入楷，丰富了楷书变化的天地，实为破胆夺气之举。如两个“滕”的月旁，前者将内中两短横写为相连属的点与提，是借用了行书笔法。而两个“事”字，分明是一行一楷，极尽变化之能事。另有“来”“九”“为”等，均含行书笔意，这样的楷中参行，增加了全篇的灵动之气，当然，楷行之分自有其限度，若超越限度，则楷不为楷而为行了，廉卿先生自然将其限度把握得恰到好处。

    书家皆知，楷书发展到唐代，已至极顶，后人再想在此之上另创新体，别出新义，的确是“戛戛乎其难哉” !然而，张裕钊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在异彩纷呈的楷书领地里独树一帜，不得不令人惊羡。

惜乎张裕钊是一位封建正统文人，道光三十年考取国子监学政，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子”之一。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在书艺上不可能有更宽的创新之步。虽说锐意出新，却仍然是在前人的圈子里徘徊，无非是篆隶笔法，魏晋结体，未能脱却古人窠臼，作为才华横溢的张裕钊，他完全能领会到书法的本质就是以有质感的线条流动构成超具像的富有美感的汉字艺术，从而超脱前人籓篱，走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创造出全新的书体。但是，在他身上，正统思想占据主要地位，连太平天国这样的正义之举，他也表示了不满（见《辞海》），可见他是不会如此大胆地去超越前规，自闯新径的。总之，他创新的程度被他的出身和思想所限制。

    尽管如此，张裕钊的楷书艺术仍不失为楷书领地里的佼佼者，在中国书法史上，他的楷书还是独树一格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仍然还是所有书家中的“这一个”。如果拿他与“学颜有成”的钱南园先生相比，其高下之分自是不待细说的了。

释文：
　　滕王阁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 ——张裕钊   　

三、张裕钊生平简介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鄂州市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人，出生于鄂州市东沟镇龙塘村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读私塾，稍长，便能作诗应对，展轴挥毫。道光18年（1838年），16岁考取秀才，后居乡仍修举业。道光26年（1846），于湖北乡试中举，被乡里视为“文曲星”。道光30年（1850年），张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既而中选，官授内阁中书。这次考选的主试官为曾国藩，因张文似曾子固而奇之。张氏后趋游于曾门，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等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子”。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官职不显。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

    曾门四子，指曾国藩门徒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  
    黎庶昌 1837年-1898年 字莼斋，贵州遵义人。近代散文家、外交家。 
    张裕钊 1823年-1894年 字廉卿，湖北武昌人。近代散文家、书法家。 
    吴汝纶 1840年-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近代文学家、教育家。 
      薛福成 1838年-1894年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

张裕钊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张裕钊自幼天资颖异，青少年时期悉力研读唐宋古文辞和历史等经世之学。尤其对宋代古文家曾巩的《南丰集》揣摩精熟，颇有心得。这就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也培养了他后来自辟蹊径，突破藩篱的书学独创精神。

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他目睹国运日下，官场腐败。不乐仕进，于1852年9月回鄂，受聘主讲武昌勺庭书院。1866年游鄂，就聘编修《钟祥县志》。1869年，张裕钊回武昌。任事鄂城书局。此时除应酬日常事务外，主要攻读西汉及唐宋诸大家古文辞，于书法更是“苦索冥思”，临池不辍。在临摹历代名家碑帖时，先入后出，取神遗貌，另辟蹊径，创出内圆外方的“张字体”。

    1871年，张裕钊应聘主讲江宁凤池书院，其书法此时已臻炉火纯青，他中锋用笔，溶秦篆、汉隶、魏碑于一炉，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里评说的：“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

    1883年，主讲直隶保定莲池书院，并兼“学古堂”教席，历时六载。其间。作有书法作品【重修南宫县学记】，抨击科举制度“其弊已极”，提出只有革除“八股之文”，才能使“志气所动，人蹶而兴”。时日本宫内员宫岛诚一郎(栗香)慕其名。遣子宫岛咏士(彦)于1887年西渡来中国，投其门下就读。其后，裕钊先生主讲过武昌江汉书院、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至1892年辞鹿门书院职，由长子张沆(时任西安同知)接往西安草厂巷养老。执教的同时，曾校刊《史记》；考订《国语)、《国策》；著有《今文尚书考证》、《左氏服贡注考证》、《濂串文钞》。其弟子为其辑有《濂亭遗诗》、《濂亭遗文》、《论学手札》、《濂亭文集》等。其遗墨甚多，后学甚众。

    张裕钊一生执教数十年，桃李盈门，弟子三千，名士逾百，张氏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日本宫岛咏士等多人。许多门生后来成为学者、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和实业家，在政界文坛各负盛名，卓有成就。其中日本弟子宫岛咏士追随裕钊先生8年，奉学惟谨，于书法得益犹多。宫岛咏士为其送殡后归日，宫岛咏士回国创办“善邻书院”，传播张氏之学，使张氏书体在日本衍为流派，以发扬光大先师的人品风骨及书法精神。其弟子姚雪臣在河北省南宫县的历代传人有姚景贤、董毓明、张自旺、张智霖。南宫现在张裕钊的传人较多，已多次举办张裕钊流派书法展。

    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

    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笃精古文辞，被称为桐城派之胜流。《七言诗》有北派清朗爽利的书风，精气内敛，是其书法力作。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