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以来，歌妓盛行，到了元末明初遗风尚存，明代的妓女分为两种，一类是官妓，一类是民妓，朝廷还特别设立一个机构教坊司来管理这些妓女，官府对官妓收取税收，称之为“脂粉税”，而私娼不在官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良家妇女一旦沦为娼妓，便会成为贱籍也称“花籍”，很难翻身，只有依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才能脱籍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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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城市妓院数量很多，涌现出许多色艺俱全的名妓，当时的南京秦淮河花船名满天下，在青楼中有号称“金陵十二钗”，明末，南京城名扬四海的有，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柳如是等，明朝的青楼女子，不论是见识、社交能力都远远的超越了前朝。

　　随着社会城市生活的发展，歌妓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作为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门庭若市，官员客商往来不绝，风流才子更是喜欢和这些歌妓附庸风雅，甚至以科举的形式为秦淮名妓排名，专门制定了花名册，以状元、榜眼、探花之名来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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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妓是一个花季事业，生命周期很短，这个致命弱点她们自己也知道，为了给自己以后做好打算，这些歌妓在出卖色艺的的生涯中，通过广泛交游，结交各方人士，千方百计的物色中意的人，以便日后能脱籍从良，做一个官员富商的小妾，她们诙谐幽默、抚操丝弦、舞旋、酒令无不精通，依靠这些技艺使得很多社会名流趋之若鹜，流量往返，但不是所有歌妓都会有好的结局，她们也面临着孤老终生，无依无靠的风险。

　　明朝歌妓的出路，大致为三种，一是由于偶然的机会，遇到皇帝的宠幸，但这种几率实在是太少，也有极个别的案例。二是结交朝廷官员或名士，从中选择一人做小妾。三是寻觅富商大贾，作为自己一生最后的归宿。

　　景泰年间，妓女李惜儿，由于偶然的机会受到了景泰帝的宠幸，成为了皇帝的一名妃子，史籍中记载“通籍宫掖”，说明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在明代皇帝中，武宗皇帝最为不安分又是最不受圣人礼节束缚的，在他的生活中除了喝酒游玩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嫖妓。据记载，这位武宗皇帝游玩到了山西的一个关隘时，从太原府找来了一些女乐，从中结识了一位妓女，是乐工刘良的女儿，此妓女擅长歌舞，深得武宗宠幸，一路的饮食起居全都有她服侍，后来这位女乐一直得到武宗的宠爱，一直到武宗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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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并非所有的歌妓都有机会结识天子。只能退而求其次，只好从名公巨卿中物色。按照明朝法律规定，禁止官吏“娶乐人为妻妾”，如果违反规定，便会杖六十，并判处强制离婚，官员子孙如果娶女乐为妻妾，按照此法判处。到了明中期以后，这项规定慢慢失去法律效力，在任官员和士大夫以娶名妓为妾成为了一种时尚，争相效仿，皇帝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各大名妓纷纷归于公卿名士，比如王微之归于许誉卿，葛嫩之归于孙临，董小宛归之于冒襄，柳如是归之于钱谦益。

　　明朝城市的商业繁荣，商人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醒世恒言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不过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商贩，却深的名妓的青睐，毋庸置疑的是，商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得到名妓的垂青，反过来讲，这些富商们因为取了这些名妓才有了资本和士大夫在地位上取得平衡，如北京的名妓刘凤台，艳名京城，与很多公车如京的举子相好，最后却委身于福建临清的商人林尚炅。

　　那些与名公俊士，风流才子上演了一幕幕“才子佳人”的名妓，在从良的观念上，同样不可避免的像权力和拜金主义靠拢。秦淮名妓艳名千古，世间之人可贱亦可贵，可憎亦可爱，在当时的社会，这些人是值得同情的，也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