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始封地别论

景茂礼

摘要：曲村——天马晋国遗址的发现与晋侯墓地的发掘，推翻了历代以来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的说法，曲沃及周边地区是晋国始封地、晋国源头、晋文化发源地等定论已深入人心，似乎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但是众所周知，晋国始祖唐叔虞所封之地是商代方国“唐”地，唐地在今山西历史上曾有两处，一处在晋阳（今太原），一处在平阳（今临汾）。而时至今日，曲村——天马遗址不仅没有发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墓地，就连理应存在的大量商代（至少是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初年的文化遗存亦尚未发现，或者可以说寥若晨星。事物都发生在时间里，离开时间就意味着不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曲村——天马遗址，出现无商末与周初遗存及唐叔虞墓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不能不让人觉得晋国始封地仍存在讨论的空间，今太原是晋国始封地仍有可能是事实。本文欲试图参照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对今太原是晋国始封地进行辨析梳理，希望对晋国始封地研究增加更广泛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唐叔虞；晋国；始封地；唐；晋阳；太原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会给所在地打上深深地烙印，留下同一时期范围内大量遗址遗迹。作为已被认定的晋国始封地曲村——天马遗址，不仅缺乏大量商代或晚商遗存，而且始封地“唐”国的都城在何处至今仍存在分歧未能落实。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人说在曲村——天马遗址附近；有人说曲村——天马遗址不是都城遗址，晋国最早的都城“唐”应在今尧都区、浮山、襄汾一带寻找；还有人说，晋国早期都城问题，从目前所见出土材料来看，今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是最有可能的唐国所在地。而晋国始封地“唐”在今太原的说法，虽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考古资料与出土实物予以证实（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但大量的文献记载、幸存的遗址遗物等客观情况仍不应忽视，在“唐叔虞墓”尚未考古发现之前，不应该放弃对此地的考证研究。基于这种想法，结合有关资料本文试图从客观存在的现象入手，对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这一议题进行辨析梳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历史背景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国家政权发生了转移，旧贵族不甘亡国失败屡屡聚众谋反，新政权急于稳定统治每每封土建邦。公元前1033年，商朝原属国“唐”地发生叛乱，周朝急忙派兵镇压，平叛后周成王将“唐”地即今太原（晋阳）封给其弟叔虞统治，以作为北部边塞的安全保障，这就是由来已久的“桐叶封弟”的故事。

唐国传到叔虞子燮父时，商朝彻底灭亡被周朝取代，燮父不愿沿用前朝国名，因其境南有晋水改唐为晋，创建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晋国的开始。随着北方狄人日益强大，到燮父子武侯时，小小晋国每每受到骚扰攻击，加之处于周朝边塞，兵疲国弱，地脊民贪（其时整个太原盆地均为湖水占据），迫于无奈，思欲南移，在被周王获准后，徙迁于霍山以南古曲沃地区。历经数代晋侯努力，养精蓄锐，争城夺地，逐步发展为周朝大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今太原，作为晋国始封地的明确文字记载始于东汉，直到南北朝一直被世人公认，唐时始出现异议，但仍未否定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的地位，直到清初顾炎武才提出强力质疑。究其原因，只因山西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唐”地——晋阳与平阳，班固《汉书》宗晋阳说，李泰《括地志》两说并存，顾炎武《日知录》宗平阳说。顾氏否定晋阳说的主要理据有二：其一，认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同见于传”，也就是说西周初期，晋国的范围还没有扩大到霍山以北，晋国不能在霍山以北立国。其二，认为“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也就是说周成王不能到狄国的境域内“桐叶封弟”，因此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不能成立。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今太原及霍山以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政权统治区域，夏易商，商易周，秦汉隋唐，代代相传，直到如今，北方民族只是短时间、阶段性占据。

研究历史，有一条不成文的经验，特别是对夏商周历史的研究，作为使用证据的证明力，多数人认为纸质文书不如竹简文书，竹简文书不如钟鼎铭文，钟鼎铭文不如甲骨文字，甲骨文字不如出土文物。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就位于霍山以北，1976年首次发现一座商代墓葬。1985年又发现两座商墓和一座车马坑，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和其它文物。根据120余件有同一种铭文的青铜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判定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之友好方国“丙”国的遗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殷玮璋先生《历史商墓与丙国铜器》一文认为：“丙国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铸造工艺技术，其社会生产水平与商王国接近。这个国家拥有相当充裕的人力、物力、财力。”198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旌介遗址进行了再次钻探，又发现从商周到秦汉的墓葬54座，并发现规模较大的粮仓6座，据专家推算可储粮100万斤，并由此推定旌介村附近存在着大量定居生活的人群，历史上应是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海金乐、韩炳华先生编著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灵石旌介商墓》记载：“灵石旌介墓葬的时代，大致属于殷墟晚期或商周之际，周边地区在时间上与此相近的文化遗存并不少见，其主要的晚商文化遗存有：山西太谷白燕遗址……山西汾阳杏花村遗址与杏花村东堡墓地……山西柳林高红遗址……保德林遮峪、忻州连寺沟、石楼桃花庄、永和县城关、吉县上东村等。”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出版的初中教材《中国历史》第一册记载，商朝的统治区域：“势力最大的时候，东到大海，西达陕西西部，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并记载：“北至辽宁，南到湖南，都发现过西周的青铜器。”也就是说，商周的统治区最北曾到达今辽宁，周灭商继承了商的统治范围，从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包括今山西在内，顾氏“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能成立。

“桐叶封弟”的故事，发生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033年。1954年在太原尖草坪区、1958年在太原小店区、1975年在太原狄村、1980年在太原东太堡等遗址，均发掘出土大量夏商遗存。在今晋中榆社台曲遗址，也发掘出土大量夏商石、玉、铜器，说明其时夏商在今太原、晋中地区已建立了许多部落与属国，即所谓的“方国”。今榆社的箕国，介休附近的雀国，灵石地区的丙国，都是商的属国，太原作为商属国“唐”的存在、周灭商封叔虞于“唐”顺理成章，不存在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考古出土实物，无可辩驳地说明，商周之际霍山以北广大地区，特别是今山西中部地区，基本属商周统治区而非“大部皆狄地”，顾氏的观点不能成立。之后，迫于狄人的攻击，晋国徙迁于今晋南，狄人只是阶段性占据，史书多有记载。而曲村——天马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唐叔虞墓，没有发现大量商周遗存，从考古角度不仅可以证实典籍记载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佐证太原唐叔虞墓存在的可能性。

文献记载

晋国始封地，是晋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早期史料匮乏，且记载简略又多语焉不详，造成晋国始封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早可信度较高的《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四》记载，叔虞受封之地是商之“唐”国，位置在大夏之墟。而遗憾的是“大夏之墟”未能考证，不知确指当今何地。

西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史记》历来被认作信史，所记之事不少为近代考古确证。叔虞封唐的故事，沿用了《左传》的基本框架而更加明细。遗憾的是仅指出了“唐”的大概地望，未能明确具体位置。司马迁后叔虞封唐900余年，《史记》的创作综合运用了国家档案、先秦典籍、游历访问等叙事材料，仍然无法得出结论，说明他在写作时有大量的先秦资料供其使用，由于资料不同，说法有异，难下定论，故而作出如此结论，既不否定晋阳说，亦不肯定平阳说。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晋阳（今太原），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闻喜，故曲沃，晋武公（疑误，应为武侯）自晋阳徙此。”《汉书·地理志》后《史记》百余年，是第一次明确指出叔虞封唐地在今太原的历史文献，也是第一次明确指出晋国由太原始封地徙迁晋南的历史文献，相信他在写作时除先秦资料外一定读过《史记》，作出如此记载，是经过考证弥补《史记》的不足呢？还是相信先秦资料的一种说法加以认定呢？这是我们无法知晓的。

东汉郑玄《毛诗谱•唐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父改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孙成侯（疑误，应为武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毛诗谱•唐谱》后《汉书·地理志》近百年，基本延续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之后，西晋皇甫謚《帝王世纪》、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南北朝范晔《后汉书·郡国志》、郦道元《水经注》，以及今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均对以上观点表示赞同。

唐李泰《括地志·并州》：“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故曰晋侯。’”《括地志·绛州》：“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传〉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彖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括地志》两说共存，虽明显趋向平阳说仍不敢否定晋阳说。

两说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始力主支持“晋南说”全面否定“晋阳说”。顾氏《日知录·卷三十一·晋国》：“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同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顾氏的观点，对后人影响甚大，一度时期受到很多人的赞同，而在之后的考证研究中，两说均有支持者与反对者。

客观遗存

地名是人们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是人们对特定方位、范围、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予的文字代号，蕴藏着丰富宝贵的历史信息、环境信息、人文信息，晋国始封地的地名同样如此。

今太原市晋源区，即燮父改唐为“晋”的都城所在地，“晋源”二字名称的由来既是晋水源头的简称，也是晋国源头、晋国始封地的表述。古语云：有千年的话没有千年的人，民间传说有时是最为合理的，相传《诗经·唐风》即为晋源的民间乐曲或歌谣。

晋阳城，即燮父改唐为晋之“唐”城。明嘉靖版《太原县志》《古迹》：“晋阳城，县治北城，即古城。南面唐叔虞始封，又曰子燮徙都之所，一名唐城。”《遗事》：“周成王四年，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都晋阳。”古诗《晋阳》：“……；叔虞受封地，汾晋环左右；维城屏宗周，贻谋至孙子；胡为封曲沃，自使绝人纪；兵戈日强大，创伯在重耳；……”

晋王岭，相传原为晋王陵，位于今晋源区牛家口村东，就是因为埋葬有唐叔虞、燮父两位晋侯得名。明嘉靖版《太原县志》《陵墓》：“周，唐叔虞墓，县西南一十五里，谓晋王墓，又曰晋王岭，旧经云：其子晋侯燮墓亦附焉。”《重修唐叔虞祠记》：“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始封为唐侯，其子燮因晋水更号曰晋。有祠在悬瓮山麓，不知创自何代，魏〈地形志〉曰‘晋阳有晋王祠。’又〈通志〉载‘祠南有晋墓。’北齐天保中大起楼观……”古诗《唐叔虞墓》：“叔虞当时葬有丘，冯轩回首议成周；绝怜世变浮云尽，无稍年惊逝水流；歌凤已曾甘远引，泣麟亦不爱周游；孤怀落日无人会，野草萧萧又晚秋。”晋王岭，原有一大一小两个封土堆，大的高约10米，小的高约5米，俗称大小王墓。两个封土堆保留至上世纪70年代，被当地村民平田造地种了庄稼，1983年太原市政府批准列为第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明示。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冲击下，先是有人在此建起黏土砖厂，后来又有人做起挖土卖钱的生意，开着铲车在唐叔虞墓保护碑附近挖土，墓周变成一个高约4米、宽约40米的大坑，唐叔虞墓变成一座孤岛，晋侯燮墓彻底没了踪影。又有人在这里建起洗煤厂，竟然挖了一个深达十几米的大坑用于生产经营，名义上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没有丝毫保护措施和保护行为。

随着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现，权威专家确定晋侯大墓在晋南，否定了唐叔虞墓在晋源的存在。一些利益熏心不顾文物不可再生只顾自己发财的人们，大势宣扬本地唐叔虞墓、燮父墓是假的，甚至有人说考古工作者早在1979年就下了结论，唐叔虞墓、燮父墓为明清时期伪建。有些相关部门也声称，既然不是唐叔虞和燮父的真正墓葬，它的保护价值就大打折扣，以后如果没有重大考古发现，唐叔虞墓址在保护名录上删除的可能性极大。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王郭村发掘出土隋代虞弘墓时，墓志铭上赫然写着“葬于唐叔虞墓坟东三里”的字样，明清造的假怎能刻在1400余年前的隋代大墓中呢？虞弘墓的发掘，戳穿了说造假者的面纱，还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唐叔虞墓、燮父墓命运多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还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我们期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晋祠，是晋国唯一留存至今的遗物，位于今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晋祠镇，不知始建于何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晋水》，称为唐叔虞祠：“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魏书·地形志》又名晋王祠：“晋阳，有晋王祠”。“晋祠”之名亦不知出自何时，《元和郡县志》：“晋祠，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也。”新版《山西通志》：“相传为纪念周成王胞弟唐叔虞而建，因其封地晋国，故名。”西周时期，诸侯国的国号一经确定，基本为世代延续不变，这既是国体稳定的需要，也是对创建国家的先祖的尊崇和继承。“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在前，戎在后，说明当时不论是祭祀天地，还是祭祀祖先，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国家军事。由此看来，晋祠之建应该始于西周初年，延续至今已有3000余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以至太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到晋祠，枉到太原。

沿革简历

晋国从西周初年建立，到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灭亡，经历了600余年的漫长历史，其间兴衰无常，变化多端。谨按文献记载结合各种资料，对其发展轨迹简单梳理如下：

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

公元前1033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约公元前1020年，叔虞子燮父，不愿沿用前朝国名，以其境南有晋水，遂改唐为晋，是为晋侯，晋国由此始。《汉书·地理志》：“晋阳（今太原），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

约公元前1000年，燮父子武侯迫于狄人攻击，在获得周王批准后徙迁古曲沃（今闻喜），历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厘侯、献侯，共六世。《汉书·地理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疑误，应为武侯）自晋阳徙此。”

公元前811年，晋国发展壮大，臣服邻邦倗国，为防止绷国贵族图谋不轨，献侯子穆侯徙都于“绛”（原倗国境域，今绛县），历穆侯、文侯，共二世。《毛诗正义唐谱》：“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曾孙成侯（疑误，应为孙武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其孙穆侯又徙于绛云。”

公元前746年。晋国吞并霸国，文侯子昭侯徙都于“翼”（原霸国境域，今翼城），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历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晋侯，共七世。《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昭侯封其叔于曲沃的性质，既不同于晋国之外的小国，又不同于晋国之内的卿大夫采邑，是比较特殊的分封。究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都城迁 “翼”，一是靠近祖先陵寝，方便祭祀守护；二是处于原霸国境内，方便统治霸国国民，有利于社会稳定。其二，封其叔曲沃，一是曲沃是祖先宗庙所在地，方便祭祀守护；二是让叔父远离都城，减少对自己的干预，这样叔侄二人一东一西，既确保了对祖先的继承保护，又有利于对国家的稳定治理。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公元前678年，曲沃代翼，武公正式被周王命为晋国国君，因都城“翼”的百姓对其大都持反对态度，因此既不愿留在曲沃守旧，又不想到“翼”就职，为了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徙都于“绛”（今绛县），计划扩建绛都。第二年即公元前677年，武公去世，传子献公。公元前668年，献公扩建绛都。绛都历武公、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成公，共八世。期间，并国17，服国38。《汉书·地理志》：“绛，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有铁官。狐讘，骐。侯国。”

公元前585年，成公子景公，因新田自然环境优越，乐其风土，徙都新田（今侯马），历景公、厉公、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出公、敬公、幽公、烈公、孝公、静公，共十三世。《左传·成公六年》：“……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公元前376年三家分晋，公元前369年晋国灭亡。

小 结

通过以上辨析梳理，本人认为：其一，晋国始封地在今太原、唐叔虞墓在今太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未发现唐叔虞墓前，不应轻易对晋国始封地作出认定，不应轻易将晋国始封地今太原、唐叔虞墓在今太原排除在晋文化考证研究之外，反而应加强对晋国始封地太原与太原唐叔虞墓等晋文化的保护，特别要加强田野考古，探寻唐叔虞墓的蛛丝马迹，早日揭开它的芦山真面目。其二，晋国在600余年发展中，经历了那些阶段，建过多少都，迁过多少次，各都地望在今何处，等等问题都不应轻易作出认定，就目前来讲，除将本文认为的初都太原排除在外，仍有三都两迁、四都三迁、五都四迁、七都六迁等说。因此，晋国都城到底有几个？经历了几次迁徙？它们的地望在今哪里？不仅仍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而且仍是值得下大力气去研究考证的问题。

另外，《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至靖侯前只有五世，即：叔虞、燮父、武侯、成侯、厉侯，曲村——天马遗址发掘出土的9位晋侯墓葬，也是按照《史记》记载推算排列确定的。而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则认为《史记》记载有误，晋国至靖侯以前应该缺短二、三世，他在《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指出：“《史记》所记战国时各国世系颇多矛盾, 如对晋君被废之年《晋世家》与《魏世家》就不一致。……我以为《史记·晋世家》所记晋靖侯以前晋国世系不全，五世传承不确，肯定遗漏了某些晋侯。……靖侯以前的晋国世系，遗漏二、三代晋侯是完全可能的。”如此说来，曲村——天马晋侯墓遗址缺短的何止只是唐叔虞，恐怕连燮父、武侯也没有吧，怎能下结论认定呢？看来晋文化的研究任重道远，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更大的发现，取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