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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奶奶身边的日子

□盛英

记忆中，一幅画面久久印在我的脑海，那就是奶奶深夜里在煤油灯下纺棉花，纺车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童年的我也常常学着奶奶的样子坐在蒲团上纺棉花，纺车转呀转，转出了我快乐温馨的童年。  

1972年9月，我出生在豫东平原的商丘县，离黄河故道南约十几公里的盛吾楼村。村子很大，约有七八百人口，奶奶家在村子中心，旁边有个古香古色的非常漂亮的红楼。村子四周有一道高高的土城墙，城墙外有一条美丽的护城河，村头土城墙外就是我的家。城墙和护城河修建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听老人说至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从记事起，奶奶就是我最亲的人。妈妈怀了弟弟后，爸爸又在部队，就把八个月的我托付给了奶奶，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奶奶在众多的孙子孙女中，偏偏最疼爱我，她常把好吃的东西偷着藏在粮囤里或挂在梁下高高的筐里留给我。奶奶天天给我洗脸梳头，冬天怕我冷总是给我暖被窝……

稍大点的时候，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活脱脱一野小子形象，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儿。

有一次和小伙伴在房后玩，无意中我发现高高的土城墙上有个马蜂窝，出于好奇，立刻有了捅蜂窝的念头。我当即找来一根长竹竿，要大家做好跑的准备，我捅完就跑，转头一看，只见一群大马蜂嗡嗡叫着从空中追过来。我曾捉蜜蜂被蛰过，这大个的马蜂一定比蜜蜂蛰人疼，我吓得大声告诉大家抱头趴下别动。跑在后面四叔家的弟弟可就惨了，被马蜂蛰得哇哇大哭，头上脸上好几个大包，大人来时，我们一哄而散。

农忙时我成天光着脚，在村子里、田埂上、水塘边到处跑，就是不爱穿鞋。我和小伙伴们捉知了、掏鸟窝、捏泥巴、偷西瓜……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曾看邻居家那树石榴花开得红红的，非常好看，还没等石榴成熟，就带小伙伴爬墙偷石榴，等邻居家的奶奶发现了，我们一下子全都跑没影了。有时还和小伙伴去偷大队的西瓜，而看西瓜的就是爷爷。被发现后，爷爷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奶奶却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教我如何做人。在那个家家都吃杂粮窝头的年代，农村的日子很艰苦，奶奶却常常帮助比自己困难的人。她说，人要有爱心，要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艰苦的日子都会过去的。奶奶让我知道了“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后来想想，那未成熟的石榴酸极了，我们就像那未成熟的果子，懵懂而青涩。

母亲是学林业的，她结婚时在院子里种了几行杨树，杨树就是母亲婚礼的见证，现在想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母亲种的小树和我一起成长，也成了我的朋友。那时也没什么玩具，不像现在玩具花样繁多，我常常在树下荡秋千，有两棵挨得近的小树就成了我的单杠，有时抓住两棵小树玩倒转，爬树更是轻车熟路，一棵小树嗖嗖几下就窜了上去。

有时候，妈妈也会回家住一阵子。那年夏天，我上房掏了一只小麻雀用线拴住正在门口陪弟弟玩，只听一个非常严厉的声音说：脏死了，放了它！弟弟吓得一哆嗦，小麻雀带着线摇摇晃晃地飞走了。眼前一位陌生的解放军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门口，我知道，这人一定就是父亲！他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时候回来了，在我记忆中，父亲是那样的陌生，让人望而生畏。我躲在了奶奶身后，怯怯地看着父亲。后来，我才觉得，做为军医的父亲也许有点职业病吧。父亲那时一定是怕小麻雀有传染病，就像担心现在的禽流感一样，可是父亲那严厉的呵斥声却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那年父亲休假教我和弟弟背诵的第一首诗，就是李清照的那首“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当时并不理解诗的含义，长大后才明白父亲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希望我们长大了要做人中豪杰。父亲非常喜欢文学，他的藏书多半是文学名著，我在上学的时候大部分都偷着看了。值得庆幸的是，父亲这种爱好对我的影响很深，近几年我能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些文字，是和父亲的影响分不开的。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经常放映露天电影，只要听说周围十里八村哪个地方有电影，我就会缠着奶奶带我去看。我想，那时农村的孩子应该都爱看露天电影，那种狂热劲不亚于现在的电脑游戏。在那个夜不闭户的年代，夏天的晚上，人们睡在院子里，一个枕头一张凉席铺在地上即可。我躺在凉席上看星星，看月亮，浮想联翩。奶奶慈爱地摇着蒲扇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种幕天席地“以天为盖地为庐”的感觉，令人难以忘记。

中原的太阳像个大火炉，就连吹的风都是热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乡除了闷热就是知了非常多。白天我和小伙伴寻着知了的叫声，在树下蹑手蹑脚地用长长的竹竿粘知了，竹竿尖粘一小块非常粘的面筋，和现在的泡泡糖差不多，只要知了那透明的翅膀一碰面筋，不管它如何挣扎惨叫都再也飞不掉了。捉到后，我好奇地研究这“大自然的歌手”如何发声，并掀看雄知了腹部的两个圆盖，看半透明的鼓膜振动，感觉乐趣无穷。

更精彩的是太阳落山后，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在树下等待 “爬炸”（豫东方言）破土而出。“爬炸”就是蝉的蛹，也就是知了的幼虫。奶奶说，“爬炸”在泥土里已等待了好几年，入伏后一定会迫不急待地在傍晚钻出地面爬上树，早晨就变成了知了。只要树下的泥土有个小洞或泥土松动，我就用小棍轻轻地扒开土，有时把小棍轻轻伸进洞里，它就会顺着爬上来；有的很敏感，一有动静就缩进洞里。我悄悄地看“爬炸”灰头土脸地爬出来，别处已爬出来的，出于本能拼命地往树上爬，没爬高的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爬到高处的“爬炸”就逃脱了一劫。它们会在高高的树上脱去外衣，留下金黄色半透明的蝉蜕，变成知了飞走。成语“金蝉脱壳”就是这么来的。

知了在我们家乡还可以做成一道独特的风味小吃。奶奶通常把“爬炸”和刚钻出壳的知了洗干净晾干，有时头天晚上用盐水泡一下，第二天晾干，然后在锅里用香油煎熟，撒点盐，香酥可口的高蛋白小吃就可以品尝了，真是其乐无穷。每到晚上，大人们在村口的大柳树下点一堆火，用脚一跺树，知了就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这才是正真的“飞蝉扑火”。我们用盆捡知了，奶奶把知了翅膀和脚剪去，用油一炸，绝对美味。长大后才知道，这种吃蝉方法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非洲一些国家也比较流行；《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毛诗陆疏广要》云：“盖蜩亦蝉之一种形大而黄，昔人啖之。”可见，古今中外都有吃蝉的习俗。听奶奶说，在经济困难时期，“爬炸”和知了救了许多人的命。

9岁那年我随父母到了东北，18岁的时候，我和父亲一样也成为一名军人。离开家乡几十年，我只吃过两次“爬炸”，一次是2006年在北京王府井的小吃街 ，当时我兴奋极了，而同事却吓了一跳，因为在北方根本没有人吃，我可是解谗了。第二次是两年前，有个从外地来大连搞活动的流动风味小吃，一串10元，我欣喜若狂，立即买了几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许已没多少人再去捉“爬炸”了，许多人甚至会渐渐淡忘这些儿时捉“爬炸”的乐趣。

1992年夏天我和父亲同时休探亲假，回老家看望奶奶，父亲感叹“乡音未改鬓毛衰”。因为许多年没回去，当时家乡的变化很大，我和父亲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看到远处有一男子在田间劳作，就下车打听，一抬头，发现竟然是小叔，后来一提这事小叔就笑我们。奶奶手拄拐杖，苍老了许多，耳朵也背了，我心里有种想哭的感觉。听小叔说，奶奶念叨最多的还是我和父亲。家乡人生活条件都很好，车和家用电器一点不比城里差，但那残存的土城墙和护城河已经不见了。

傍晚我陪奶奶在院子里聊天时惊讶地发现，堂哥家的芦花鸡一个个都站在树枝上，第一次看到鸡飞上树。我好奇地问奶奶，哥家的鸡为什么上树啊？奶奶见怪不怪地说：是啊，天天都是这样，它们夏天只在树上睡觉，可能是嫌天太热树上凉快吧，冬天就进窝了。原来它们有的是跳上矮墙或踩着靠墙的农具飞上树的。看来鸡也知冷热。

然而复员工作、结婚生子，和奶奶一别又是多年，竟然是永远。奶奶94岁时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醒来，父亲让我留下来照顾手术后正在做化疗的母亲，因此竟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奶奶在全村人缘最好，威信最高。她一生勤劳，为人和蔼善良，宽宏大度，一生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就那么平平淡淡走了过来，可是平凡中，我却看到了一位伟大的女性的人格魅力。奶奶用大爱影响着我的一生，让我的童年如此地刻骨铭心，如此地难以忘怀，这份爱我会永远珍藏。

转眼间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麦浪，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想起生活过的老屋，想起声声蝉鸣，还有奶奶煎的“爬炸”的味道。

无论家乡的面貌如何变迁，童年的生活画卷都会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永远无法抹去，尤其是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和她老人家手摇纺车的姿势，更是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