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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艺术家不同，傅聪不大喜欢和媒体接触，尤其不喜欢一些话题“不上路”的记者采访。可他这样的人物又躲不开媒体，总是被记者们追踪。所以，采访傅聪这事儿就颇费点儿功夫，有时似乎有点看运气的感觉。赶上他高兴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憨厚中透着智慧的笑容，聊起天来也是谈笑风生。可若赶上他不那么高兴，那就一点面子没有，管你是什么媒体，他会眉头一皱，磕磕烟斗，两句话就把你打发走。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就遇到了后面那种情况。

 

  话不投机，只得“收摊儿”

 

1998年10月，在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傅聪应邀回国，并举行了两场题为“肖邦之夜”的专场音乐会。我观看的是10月24日、也就是他的第二场音乐会。当晚，他与中国交响乐团合作、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奏了莫扎特的《第27钢琴协奏曲》，其精湛的琴艺，赢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前去对他进行采访。可到了剧场后台的走廊一看，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已经在傅聪的休息室门口守侯，另外还有一大群等着让傅聪签名的观众。还好，给我排定的顺序比较靠前，只等了几分钟便见到了傅聪。不过，进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4家媒体同时进入。排在我前面的是两家报纸的记者，我后面是白岩松带领的CCTV《东方时空》栏目。这4家媒体的近10位记者一进屋，立刻就把这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休息室塞了个满满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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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傅聪的表现还算配合，对一下拥进的这些记者也没表示什么意见，只是叼着烟斗坐在沙发上静静的歇息。趁我们两家电视栏目架摄像机和布灯光的空档，白岩松对那两家报纸的记者说：“赶紧的，你们先来吧。”可是，当那两家报纸的记者提了几个问题之后，傅聪的眉头就渐渐皱了起来。像：“你上次回国是1988年，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再次回国？”、“你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和别人的演奏有什么不同？”、“你目前在国外生活得如何，你现在的家庭状况又是怎样的”？第一个问题傅聪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傅聪说：“你们可以自己去体会”。问到第三个问题，傅聪往烟灰缸里磕了磕烟斗说：“我有点累了”。的确，这几个问题要么不好回答、要么题目太大，要么是个人隐私不愿说。见此情景，我只好悄声对我身边的摄像说：“哥们，收摊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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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与阿格里奇互相“连哄带劝”

 

秋去秋又来。转年、也就是1999年10月，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傅聪再次应邀回国演出。这次不是他独奏，而是与阿格里奇、梅斯基、以及台湾小提琴家胡乃元联袂举行三场室内乐演奏会。音乐会的题目很温馨，叫“傅聪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演出组合十分新鲜而有趣，让众多乐迷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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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傅聪和他的朋友们”这个题目还真不是随便乱起的。这几位音乐家虽然在年龄、辈份、国籍、影响力，乃至性格、爱好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他们无论是演出舞台、还是在生活中的都交情很深。比如梅斯基与阿格里奇，他俩的合作之多与关系之好，甚而被西方一些媒体传为是一对“音乐情侣”。而傅聪与阿格里奇更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两人不仅艺术上彼此敬重，私下里也是交往密切的知己。尤其是在一些国际钢琴比赛上，俩人更是常常在评委席中就坐，彼此成为“同桌的你”。就说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的联袂演出吧，阿格里奇本来应该提前两天抵京，可是该到的那天她没来。这边给她打电话询问，她说自己临上飞机前心情不好，所以不想来了。又是“心情不好”，阿格里奇经常藉此而取消演出。可这下却难坏了音乐总监余隆。无奈，余隆只好去请她的“朋友”、已在北京的傅聪从中斡旋。结果，傅聪在电话里一通连哄带劝，还真个就把阿格里奇给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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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与阿格里奇）

“心情”已好的阿格里奇倒是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北京，可临近演出前，傅聪自己又说不想上台了。那是在为傅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然后就一脸无奈地说自己的颈椎骨刺压迫了神经，手背的腱鞘炎也很疼痛，所以决定取消自己的演出。事实上，那天他的手上也确实缠着一层药用胶布。这下余隆又犯了难，只好又请阿格里奇来斡旋。到底俩人是朋友，经过阿格里奇的一番“连哄带劝”，傅聪果真回心转意决定登台。只是将原来的曲目《门德尔松三重奏》换成了肖邦的《夜曲》，其他一切照旧。

    

                            坐在观众席里与傅聪聊天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话在我采访傅聪这件事上得到了体现。11月8日下午、也就是音乐会开演的几个小时之前，我来到世纪剧院观看他们的走台排练。进来时，见傅聪已经在台上练琴，听那流畅敏捷的琴音，感觉不到他的手有什么毛病。据说这是因为一位乐迷专门为他请了一位按摩师，使得他的颈椎和手背腱鞘炎的疼痛大大缓解。那天傅聪穿了一件红色长袖毛衫，情绪显得特别的好。他自己弹了一会儿琴后，便又和阿格里奇坐到一起弹起了四手联弹。弹奏中，傅聪一边弹琴，一边不住地对阿格里奇“发号施令”，好象他是阿格里奇的教练。而阿格里奇也是一边弹琴、一边满脸堆笑地频频点头称是，一切都顺着傅聪的意思来。那情景再次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台上的排练还在继续，但换成了梅斯基与阿格里奇的合奏。此时，傅聪走下舞台，朝台下空荡荡的观众席走来。很凑巧，当时我和傅聪的弟弟傅敏一起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于是傅聪便来到了我们的旁边。我和傅敏早就相识，曾约他写过几篇介绍傅聪的文章，所以，此时傅敏也就把我介绍给了傅聪，并说：“他一直想采访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

傅聪点点头，指指他旁边的座位对我说：“那就现在吧，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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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颈椎和手好些了吧？”我轻轻问道。

“好多了，那位按摩师的手法还是很有效的。”

我接着问：刚才您和阿格里奇一起弹琴时，我就想，在这美妙的音乐背后，谁会想到您是忍着手的疼痛来演奏的呢？那么，如果让您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还会选择钢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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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是的，美好的事物背后，往往都有许多别人想象不到的付出。否则你就达不到那种理想的境界和地步。我年轻的时候因为种种缘故，错过了练“童子功”的年龄，可以说是半路出家，17岁才真正地下功夫，而且技术上也一直没受过科班训练，所以我练琴要比一般人要多花更多的时间，一辈子练得很辛苦。我还曾经想过，也许当初我应该去学指挥，那我就不用在技术上那么辛苦，可以纯粹去搞音乐。可是当指挥又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而这方面我不行。所以，我还得弹琴（笑）。

   我问：那么您小时候学琴时想过自己将来要当钢琴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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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夫妇)

傅聪：说实话，当初我没有这样的梦想。我小时候学琴，最主要是因为我的音乐感受力特别强，可能我爸爸感到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潜质，也许能有所发展，所以就让我学了琴。后来生活上有些变动，少年时代因为某种“逆反”心理，又有相当一段浪子生涯。以后我决定回上海，重新专心学音乐。这时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热爱音乐。我觉得没有音乐的话，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这不是什么理性的认识，而完全是感情上的。还有人问过我：你的音乐感觉那么好，为什么不搞作曲？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我觉得我的才能还是在再创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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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傅聪 中母亲 右傅敏）

 

我问：好象大家谈到您的时候，总是要和您父亲傅雷先生、以及《傅雷家书》联系起来。那么，您觉得父亲给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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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与傅聪）

傅聪：我在别处已经说过，《家书》实际上就说了四个字，就是赤子之心。爸爸的信从头到尾贯穿的就是这四个字。读这些信，你可以体会到一个人的真挚、坦诚和对生活对事业的那种热情和不懈努力。这其实就是他给我的最大影响。具体的说，一是父亲教育我如何做人，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艺术、谈不上音乐，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再就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一开始他对我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并不是给我知识，而教我如何自己去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这就好象给了我一把人生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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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也是开启音乐之门的钥匙，您是不是也把“赤子之心”融进了您的演奏中？

 

    傅聪：你说得对。我父亲就说：“真诚第一，感人的音乐一定是真诚的。”如果你的琴声很纯洁地发自内心，那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有的人可以把琴弹得很华丽漂亮，你也会随着欣赏，但能否被感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音乐这东西又难又容易，出发点对的话，音乐就会容易很多。我想，那些真有才能和音乐感的人很容易理解这点。让你的赤子之心、同音乐里面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接触，那种感染力一下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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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至此，有人过来招呼傅聪。于是只好与他握手作别。

 当晚的音乐会，几位大师聚集一台，弓弦交织间，可谓乐韵融融、情韵融融。那情景也深深感染了观众，使得台上台下融得颇像一个音乐的“大派对”，整个世纪剧院都被音乐、爱和友谊所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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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傅聪简介及现在的生活

 

      钢琴，是傅聪的终身“情人”；音乐，是他灵魂的避难所。早年傅聪前往波兰学习时，父亲傅雷临别赠言说：“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50年后，傅聪正朝着父亲的意愿走来。他的身上，有着中国文人的傲骨和音乐家的悲情。
　　●“我是钢琴的奴隶”
　　过去，对时间一向吝啬的傅聪，每天近11个小时与钢琴“促膝谈心”，而且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上了年纪后，他逐渐把练习时间缩短为6小时。他说，自己天生手硬，从小童子功又没练好，所以一日不练就不行。弹琴时，傅聪常常自得其乐，“这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眷顾！”对音乐，他像基督教徒对待《圣经》般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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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近八旬，傅聪依然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厅里、大师班上。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说：“我是钢琴的奴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的传教士，人生的大半辈子消磨在琴上，太辛苦了！但我还没有退休的计划。”与上海音乐学院签了3年合约后，傅聪定期给钢琴大师班授课。如今“傅爷”的尊称，已在校园内传开。老师与学生都喜欢听他上课。“傅爷”诠释的肖邦、莫扎特、德彪西，有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深度和古典美。

 

 

　　傅聪在国际乐坛受尊敬的程度，远远胜于其他大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是美国《时代周刊》以及许多重要音乐杂志的封面人物；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钢琴家仍常常向他求教；世界重要的国际钢琴大赛，他是理所当然的评委。傅聪说：“只要我多活一天，就越发现音乐的高深。我觉得，60岁以后才真正懂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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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而多彩的情感世界

　　 傅聪的情感世界，孤独而多彩，但永远对外人封闭。不过，朋友还是透露了他的一个小秘密。
　　在傅聪卧室的床头，挂着一幅初恋女友的素描画像。那是早年傅聪前往波兰学习时，女友亲笔画好后送给他的。没想到，这幅素描画像竟成了他一生美丽的记忆。1959年，其父傅雷遭不测。女友偷偷写信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傅聪，并告诫他不要回来，否则他的艺术就完了！正是这封信，促使傅聪出走，并挽救了一个钢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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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傅聪没有证实这个“秘密”，但他还是解释了当时出走的原因：“我出走的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艺术，而我离开艺术就没法活下来！”去国千里，傅聪将思国之情与无奈悲哀，全部融化在他弹奏的肖邦乐曲中。1960年，他的音乐感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赛，黑赛写下一篇名为《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还亲自把文章印了一百多份分发给朋友。
　　浪漫、唯美的天性让傅聪经历了3次婚姻生活。第一次是与梅纽因前妻诺拉生的的女儿弥拉。但十多年后，傅聪和弥拉的家庭破裂了。用傅聪的话来说，缘由是“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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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又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南朝鲜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傅聪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3个月，短暂的婚姻。”

    后来，在钢琴家鲁普的介绍下，傅聪结识了在香港长大的钢琴家卓一龙，两人结婚后，傅聪漂泊的“航船”，才停靠进了平静的港湾。现在，一家四口生活在伦敦，其乐融融。傅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38岁，系弥拉所生，现在一个国际基金会工作。他长相非常英俊，乍看之下，像是好莱坞演员。傅聪与卓一龙所生的儿子今年25岁，系在读哲学博士，是本专业出类拔萃的人才。        http://s3/middle/a439bfaftc9977d9e9cb2&690
                           （青年时期的卓一龙）

    傅聪于20世纪50年代离开波兰后，就一直定居在英国伦敦。在那里他过着一种安静而又平淡的生活。在国际音乐界驰名的调律师黄三元先生，前不久曾应傅聪夫妇之邀，专程去给他们家中的4台钢琴调音。黄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傅聪现在的日常生活。
    傅聪的家是一幢五层的别墅。他的钢琴分别摆放在一层、三层的大厅和花园琴房里，都是很高档的德国琴。其中有三台斯坦威，另有一台贝斯坦，这台琴是傅聪的至爱，搬运回家时颇费周折，最后是用吊车吊人三层的。
   傅聪每天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早起来听听音乐。然后在各种资讯中了解国际形势，与朋友通电话、读书。中午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就上楼练琴。随身带一只苹果，直练到晚上天完全黑了才下来。傅聪每天的练琴时间都在8小时至10小时，除非在旅行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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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聪卓一龙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