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伍尔夫（英）著  王义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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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断然提出妇女写小说必须要有每年500英镑和自己的一间屋。而今，这仍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500英镑不仅仅是500英镑，自己的一间屋子也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一间屋子。我们要理解伟大的象征。伍尔夫清秀隽美的外表下是一颗睿智的哲学家的头脑，她的“500英镑”是妇女经济地位的稳固自足，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女性精神世界的独立和被尊重。】　　　

　　写这篇小文还颇有点曲折的经历。我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两遍，“一气呵成”（容我夸张一下吧）写下了三千多字的读后感……从台式往笔记本上移动的时候竟然发现文档是空的……草稿又早被我扔了（现在明白了手稿的宝贵啊），我几乎崩溃。正当我抱着悲凉的心境，打算重写这篇读后感时，在手机上发现了另一份备份。喜出望外。喜上眉梢。

    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见里面提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被书名吸引了，就找来读。读过之后按照习惯我会搜点书评来看看，检验一下自己的阅读感。竟然发现这是一部被奉为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和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作为女性主义发端经典传世名作。我承认我坐井底了，现在才了解这本书。近乎伟大的伍尔夫，在这本书里延续她一贯的不同凡响。伍尔夫小说家的艺术天才、意识流的极境造诣和评论家的深刻思想都在这部小书中展现，美轮美奂，大饱眼福。这本书来源于她1928年为女子学院做的演讲，意在探讨“妇女与小说”这个话题。伍尔夫在演讲上坦言自己很为这个题目费了些思考，作为女性作家她也为不能在这个题目上递给台下的听众一块纯粹的真理的天然金块而不安。她是一个极其容易紧张的人，为了这次演讲她至少从两天星期前就坐立不安，时时冥想。她又是一个敏感的女子，拿起小说家的虚构神器，和听众一起重新体验“我”（一个随便叫什么名字的女子）思考这个可能激起各种偏见和激情的题目的过程。她以为这样就像带领众人观看自己的影子，而真身便可隐退一边，没有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和神经的紧绷，“完全释放自己的天才”。字里行间各种艺术的珍宝被伍尔夫不经意地随意摆放，伍尔夫并不是一个邋遢偷懒的作家，她不是让读者为她来做整理工作的，只是天才的绣口一吐便是锦绣江山，我们见这字字玑珠便拾掇不暇了。初读这部书之所以有醉酒的昏乱是因为自己的陋浅，意识流的气质和虚构的空气充溢在演讲稿中，伍尔夫的天才是狡黠的，她优美的散漫娓娓漫延，能让人迷离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梳理一下内容，演讲前的一两个星期
    “我”（可以叫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随便什么）在10月晴朗的天气里，坐在一条河的岸边，为这个能激起各种偏见和激情的题目想得出了神。金黄、绯红的灌木炉火燃烧一样映在窗子上，思想的小鱼咬住“我”思考的钓线，搅动湖面难以平静。“我”为这个题目热烈地思考着；（女子纯粹思考的自由和快乐）
    “我”极为迅速地走过一块草地，一个意欲拦截的男人身影使“我”本能明白女人要从舒软的草地上退回去，退到属于她们的粗硬的砾石路。“我”思想的小鱼被这个300年来一直守卫男人草地的男人身影吓得不知藏到哪里去了，热烈的思考变成一阵冷汗； （女子思考的被男性粗暴干涉）
    “我”前往图书馆重新寻找思考的线索，被一位绅士挡在门口，单身女子是不能获准进入的。“我”做着对这个男人图书馆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事，一个女人的诅咒、气愤和起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庭院和四方场地里一个女人安宁精神的获得来自于头脑与事实的毫无接触；（女子思考被自己女性情绪的羁绊）
    “我”在午餐前一个小时匆匆往餐室赶去，如泣如诉的风琴散播着基督教堂的庄严和静谧，然而“我”再也不愿意试图进入，即便被准许，那个男人的世界在“我”未完全平息的愤懑中像一条总是在航行而又老打不到目的地的帆船一般；（女子思考仍困囿在性别敌视中）
    “我”断断续续的深思再次被午餐的钟声打断。餐桌上回想到1914年战争之前还没有被杀死浪漫精神的男人女人在餐桌旁压着嗓子吟哦爱人的到来，“我”兀自笑出生来，只好佯指草坪中央一只没有尾巴的马恩岛猫作为发笑的由头；（女子思考被诗歌的想象重新激起）
    “我”走在林荫道上，午餐后的白昼正在褪色，双腿的节奏正鸣和着血液中诗的高歌，“我”又来到河边，对着哗啦的河水大声喊出诗歌的伟大——好不费力地、亲近地让人做出反应。可是诗歌的幻想经过一场战争被真是不可挽回地取代了，尤其是对教育存在幻想的女性。“我”在赫丁利的路上寻找真实，忘记改拐弯到费恩汉姆了。当“我”来到费恩汉姆的花园可以深深呼吸几口气，这里还没有被男人阻拦的身影笼罩；（女子思考的自由被事实步步紧逼着）
    “我”在巨大的餐厅里享用正餐。如果说这顿饭不好，它就得为思考的不顺负责。困窘的教科学的朋友赛顿小姐说“舒适的设施”“只好以后再说了”。“我”突然想嘲笑我们女人的那种应受指摘的贫困了，无尽的生育、繁重的家务职业的限制、被没收的拥有财富的权利，使女人深陷贫困的泥淖；（女子的思考在贫困中搁浅）
    “我”返回客栈的路上思考女人贫困的根源和贫困对女人头脑的影响。想起草地、图书馆和教堂的不愉快，想到一个性别的安稳富足和另一个性别的贫困无保障。“我”觉得抛开一天喜怒的情绪来自由思考这个问题；（女子思考的自由需要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到这里真正的问题才刚刚被引出。伦敦的一个上午，场景换成大英博物馆，“我”本想从那些博学之书中寻找到真理，翻出的却都是一页页男人写满的对女人的偏见。真理并没有从大英博物馆转移到读书记录上，但是“妇女与贫穷”被清晰地列在标题的位置，似乎完全偏离了“妇女与小说”。一个上午的努力后，“我”却发现每一滴真理都从指缝中滑走了。于是另一个真理显现出来，向男人们请教这个问题是纯粹浪费时间！“我”气得脸颊发烫，心砰砰乱跳。在大英博物馆旁边的一个小餐馆用午餐时“我”思考着自己的愤怒，来自男人对女人不公正的“愤怒”。当“我”打开钱包拿出十先令付饭钱的时候，我想到姑妈玛丽·贝顿为我留下的每年500英镑的遗产，使我不必为物质而卑微、恐惧、谄媚、奉承……这份固定的收入轻易平息了愤怒，甚至改变了脾气，改变了对人类另一半的态度。思考中街灯都亮起来了，“我”取道返回河边的家。

　　晚上没有带回来真理，只带回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女人比男人穷。伍尔夫拉上窗帘，徘徊在自己的书架前，从历史、诗歌、戏剧中寻找答案。范围缩小到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一个没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能写韵文或十四行诗的时代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女诗人。种种原因，自最早期起妇女就像烽火般灿烂燃烧在诗人、剧作家笔下，但现实中女性却是苍白枯萎的。男子虚构了一部女子的历史。种种原因，即便莎士比亚有一个同样天才的妹妹朱迪恩，她也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有机会受教育、当演员、写剧本。16世纪出现的天才朱迪恩只能发狂、自杀，因为她的本能和生活条件完全不能提供完全释放自己天才的心境。18世纪之前的女子没有历史，从婴儿房被直接推进了婚房。十九世纪出的女人写小说还匿名或者署男人的名字，还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还依靠父亲的仁慈获得零花钱。女子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而女性首先选择写小说或许是为了减少来自男性的阻力和整个社会的嘲讽。相比诗歌、喜剧等，小说被视为不够严肃消遣之物，女性即使被发现在试图创作小说也比较容易被“原谅”。而男性也发现了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更方便写女性，这也促进了小说和女性的关系。将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比肩，因为简·奥斯汀的行文中不像夏洛蒂·勃朗特等女作家充满怨恨和自我的影子。只有忘记自己的性别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实际上简·奥斯汀进行创作的十九世纪女子仍然连自己的起居室都没有，只能在公共起居室偷偷写作，为了不被发现还得时时将自己的手稿藏起来。可是弥漫在见·奥斯汀作品中的是自由无拘束，并没有显现出受到压抑女性的愤怒所妨害的痕迹。简·奥斯汀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天才，和莎士比亚一样，而夏洛蒂·勃朗特没有，她的愤怒阻碍了天才的完全释放。对这种心境的推崇应该是来自伍尔夫切身的体会，她知道在一个有着“双性”和谐社会到来之前女性写作所承受的压力，她自己可能尤其严重，对于承受此压力不至于崩溃还能写出作品的女子她是尊敬的。也许伍尔夫的天才太过甚，她的压力才来得格外巨大，天才的巨大能量积压在体内不能完全释放，于是她疯狂了……是她天才的悲剧，也是她天才无与伦比的见证。
    女性同胞，在全世界范围内仿佛都经历了相似的历史，除了短暂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可以掌握自己，父权制社会至今，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西方知道十九世纪还在嘲讽上台演戏和握笔写作的女子，中国也在二十世纪还为梅兰芳的女性婀娜而迷醉。我有时候难免好奇，想从男人笔下的女性形象着手，勾勒出过往中国女子的画像，从中发现男子眼中的女子甚至还原女子自身。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酒店老板娘，曾经令我十分着迷，很想下手梳理一番。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太天真了，男子笔下的女子岂是女子自己哪！即使在史册上留了个名的女性，那也不是她们自己本来的样子了，是经过男子之眼目之手口转述的样子，是符合男性社会规范的样子，是“李杨氏”“张王氏”……中国的女性或自觉自愿或被迫无奈地喑哑了，好好几千年听不到她们一声真切的声音，净是“代言”和“仿声”。男性为女性“代言”“仿声”一方面是由于强烈的永不满足的支配欲，一方面是长久居于支配地位造成的刚愎自用和自恋自赏。整个社会任由男性横行，女性全面缺席。于是，在男性看来，对“低一等”的女性的情感似乎也跟着低贱了，那时的男女私情往往难登大雅之堂，还不如对与自己在同一等级的男性之间的情爱崇高。所以古代兄弟之情、江湖义气比现在盛行得多，甚至断袖之癖也更为普遍。于是乎看男戏子有一种高雅崇高的感动，而看女伶献艺则是荒淫不正了。此处的关键词似乎可以设为男性的自恋、自我猥亵、自我色情。

     中国文化似乎很避讳直谈女性，女子适宜“金屋藏娇”，“女子不洁”观使铁铮铮的大丈夫多看几眼多谈几句女子仿佛便受到了玷污，而且洁身自好的清白女子似乎连名字被外界男子多提一次也要污脏了身子，男女雷池牢不可犯。可实际上对男女两性关系又十分重视，比如被奉为圭臬的阴阳之道，态度很矛盾。生活中对女性十分压抑、专制，甚至残暴；而在文学艺术中却又对女子极尽美化赞颂之能事。现实中，女子往往只能蜷曲屋宇阁楼的阴影里任由生命自去枯萎，而诗画中美丽的女子永远是光辉绽放的主角。像游园惊梦的杜丽娘竟能使青春之火在死灰枯槁上复燃，如此传奇故事也只有在男子的想象中才能出现。中国女性在漫漫历史中一直沉默着，未尝留下一言半语，让我们对那几千年中女性自己的所思、所感、所居真实处境几乎一如所知。

　　最初，女子都被视作男子幽闭闺中的一件玩物，传宗接代的工具，甚至发泄欲望的对象，女子既不能和男子平等，低男子一等，又与男子关系最密切，她们了然男子“皇帝的新装”下的一切真相。所以，当女性暴露在公众面前，男性会感到一种自己被裸露的羞耻，他们会惊慌，就如把自己致命的弱点公诸于众了。女子不能有自己的空间和情感，甚至连脚都成了多余之物。女子缠足，使得那脚趾扭曲扁平变形，丑陋地贴在脚板下面，既使女子成为残疾，也实在没有什么美感可言。而男性欣赏的并不是病足——那认为制作的畸物，而是“三寸金莲”之女性身躯的“弱柳扶风”之姿，告苦无依之状，满足男子膨胀的自我。中国女性似乎也早已经习惯了男性阴影的笼罩，“女为悦己者容”，无人欣赏的美丽似乎就不能称其为美丽，只能的幽涧自开自落自凋谢。深锁庭院楼阁之中的女子想到，既然自己不可能抛头露面跋山涉水去经历丰富多姿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就得站在伟岸的男子身旁，让他的光华映照到自己，也可显出自己的光彩，正如太阳和月亮。于是，吕雉借着刘邦，虞姬借着项羽，武则天、杨玉环……这些女子都找到了依托的那个男子，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的男性希望女性“矮一等”，女性希望男性“高一等”，他们就这样“和谐”相处了数千年。

　　男性的矛盾还表现在，他们一边将女性严严密密锁进房间里，将她们训练成低眉顺首、端庄贤淑的良家女子；一边又幻想着女性能琴棋书画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风花雪月，于是又有了妻妾之别和娼妓之属。而且中国传统婚姻最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令人莞尔的是最初的自由恋爱竟然发生在男子和妓女之间。

　　伍尔夫念念不忘的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几乎人人能作诗的时代，却没有出一位女诗人。我们的唐代何尝不是如此。有一种不乏夸张的说法，唐代的一棵树上的叶子掉下来砸到十个人，其中有九个是诗人，即便是那样的时代，唐朝女诗人的声音又在哪里呢？或者也是有的吧。只不过被女子署上了个男人的名字吧，以此表明自己对于女子写诗的羞愧，即便被发现，也可以更容易得到谅解和宽恕吧？十九世纪西方女子最初首先选择写小说就和这种情形一样。有时候历史是不是就这样精确地复制了呢？就连词——这种一致被认为的女性文学之典范也仅仅使得有限几个女子的名字被世人记下了，她们历尽艰辛才站出了列。而那也是不能不得益于男性的允诺，李清照是遇上了太好的父亲和丈夫；而没有男子的允若，女子拼了性命的一搏，如朱淑真，泣血的书稿最终也只落得个随她香消玉损的结局。

　　到了现代，女作家已经可以走出家庭，可以自由游历、写作，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几千年的枷锁并没有完全从女性身上卸下来。由于男性主导的评论等，女性作家笔下写出来的东西并不完全属于女性，而是按照男性规则进行创作。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女性特征退化的过程，写作标尺逐步向男性规范靠拢。杨沫《青春之歌》的修改也表示着女性写作向男性标杆的低头献媚。从题材上来讲，战争、政治……是属于男性的，是重要的；家庭、服装……是属于女性的，是不重要的。男性的标尺在每个人的手中，不仅衡量着男性自己，也一直都衡量着女性群体。即便在高等院校的大学、研究生宿舍中，女性们还时时一起感叹那逝去的美好时代，怀念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劳作的时光，在家里做男人的傀儡和附属物。现代女性产生这种想法可能因为女性还没有准备好使用和享用完全同男子平等的自由权利，也可能因为现在女性获得了一种表面上叫做“男女平等”的东西，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不平等，而恰恰又将这种伪平等认作了真相本身。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在这里回视并考察她之前的女性前辈时，有一个后来者斯提凡.博尔曼（1958-）写出《阅读的女人危险》《写作的女人危险》等来回视包括伍尔夫在内的“她们”，后一本通过约50位著名女作家的人生经历，为我们揭示女人的写作之难。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10年4月出版《写作的女人危险》，宁宵宵译，封面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我以为这再恰当不过了。读的女人危险》之后，伯尔曼再次联手海邓艾希推出这部描写历史上女作家生活的图文书本书。两本书相得益彰，完整呈现一部“女人与书”的悲欢史。女作家与男作家的生活有何不同？写作危害了女人的生活，还是写作的女人威胁到男人的世界？本书通过约50位著名女作家的人生经历，为我们揭示女人的写作之难。还有迈克尔•坎宁安的畅销书《时时刻刻》（The hours）以及获奥斯卡奖的同名改编电影都可视为后来者对伍尔夫等女性先锋（伍尔夫或许会对此称呼摇头一笑）的一次次回首和致敬。
    在我的行文中充满了伍尔夫所言女性的“愤怒”，阻碍了我的表述，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也就意味着意思畅通表达的失败。请原谅我一提到性别就不自觉陷入了莫名的狭隘和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