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三十一年》：“鬼神（即祖先）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礼记·祭法第二十三》：“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自古祭祀必有原则。直到春秋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对于自己的族属仍然十分明确。由此可知，甘氏有称系出炎帝之裔族者，当是历代祖先遵行《祭法》之原则，以祭祀炎帝裔族先祖之故。但时至今日，炎帝裔族的甘氏，很少有人能清楚系出炎帝裔族具体哪个支脉了。这是一个涉及族系源流，而且很重要，也很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加以理清，并作为一项专门课题加以研究。这也是甘氏后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甘氏究竟出自炎帝裔族的哪一支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绕着甘氏族人。在家传谱牒散失，又无正史为之佐证的情况下，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今世之人而言，只能处于茫然与纠结之中。由于种种历史的原故，纵览目前流传下来的甘氏谱牒，对此记载大都泛泛而论。在世系不能明朗的情况下，只能坚称“此为祖传之说”。但此事却常遭到某些人的嘲讽，甚至有妄者断言“炎帝裔族之甘氏根本不存在”。这显然是于史无征的个人臆测，实在是可悲可叹！对于这样的疯呓之语根本不用与之理论，不要糟蹋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当务之急应该静下心来，深入探究族系源流。作为甘氏后人，我们不可以去责怪祖先没保存好并遗留下相关记载，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深入研究去揭开此中谜底。曾有甘氏后裔花费大量精力，将各种传说汇集编写成册，即所谓的《甘人史记》，或《甘人史话》，试图以臻世系。虽然精神可嘉，但效果不佳，难以推广。所谓的《甘人史记》，因多处与正史不合，经不起深究，且又无法举证其资料的可信来源，稍微懂得历史的，又不敢引用，见者也大多一阅了之。可知此途举步为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从中得到某种启示。笔者考虑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探究，为逐步解开甘氏族系根源之迷，以飨敬祖睦宗之族众。

    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的文章，对于研究探询甘氏系出炎帝裔族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恩林教授指出，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以来，国家的居民基本保留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从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父系家族成员聚族而居的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从商代的甲骨卜辞以及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商周时期各个家族的地位，实际上是按照血统划分的，王族和公族处于最高的等级，以下依次是血统远近不一的同姓卿大夫家族。商代甲骨卜辞中记载有“子某”与“非子某”祭祀对象不同的现象。子某与非子某诸同姓贵族在祭祀体系上差别，表明二者与王有血缘亲疏的差别。某个家族与君主特别是现实的君主之间有较近的血缘关系，这个家族的首领也就有可能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这些家族也将拥有更多的财产和土地。这种家族制度的存在，以及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子族、多子族、大宗、小宗等家族结构，恰好是中国古代国家内部以血缘关系划分社会等级的确证。陈恩林教授又指出，中国古代国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过特定的方式形成的，虽然它的本质是以地域划分国民，但由于原有的部落形态和家长制家庭没有彻底打破，所以家长制家庭结构长期存留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特点。

    应引起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从商周时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父系家族成员聚族而居的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这表明具有炎帝裔族血统的甘氏，于此历史阶段也一定是以血缘关系亲疏“聚族而居”的。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一根本特点，首先要了解炎帝及其裔族的世系；再联系其世系找出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炎帝裔族“聚族而居”的主要地点；然后进一步结合甘氏各家流传的谱牒及各种相关史料，通过分析研究史料之间显性与隐性的逻辑关联；最后进行综合整合，作出较为合乎情理的判断。相信通过一系列缜密的研究、分析、整合、判断，对理清甘氏族系源流必将提供出重要线索和佐证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在《呼唤严肃的学术书评-代跋》一文中指出：就文献材料的使用方法而论，一是应像王国维等老一辈史学家们那样，注重文献典籍与出土的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等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二是应像徐旭生等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将不同时期记录下来的史料，根据其成书年代的早晚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注意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以早期的史料为立论的基础；当尚无早期的史料而只有晚期的史料时，晚期的史料才应摆在主要的位置上；而当早期的史料与晚期的史料发生矛盾时，没有特别的理由，不应用晚期否定或代替早期。只有这样，才会取得一些较为可信的研究结论，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笔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研究甘氏族系源流切实可行的正确方法和路径。

 （一）关于炎帝世系说

     台北的詹招琳先生（黄帝第129代、詹姓92代裔孙）是中国家谱研究资深专家学者。在他撰著的《中华民族姓氏通谱》中云：“姓氏是辨别人类每个人的符号，欲饮水思源，慎终追远，而民德归厚，且伦正昭穆（辈序），创建家族谱是缊藏相关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遗传优生学等等文化传承不可或缺基本史料。历代对姓氏研究的著述甚多，尤以单一姓氏的家族谱牒之流传。对少典氏衍传炎、黄谱系，作全面上溯下续，相互连贯性整理者，却不得多见，造成各姓氏源同流异，各据所本，古籍考证纷繁难稽，产生信古、疑古，诚然不如你我他现在一起来写家谱”。对于炎帝世系的记载，目前有多种不同版本。虽然不同版本繁简不一，人物参差有别，但主要脉络基本清晰。炎帝世系从八代到十几代的都有，而中国史学专家们认为，炎帝世系一般在15-17代比较接近史实。这些记述大体勾划出炎帝神农族人的姓氏起源、活动范围及迁徙情况。现将不同版本的炎帝世系简要摘选如下：

（1）《史记·帝王世纪》：神农→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衰→帝榆罔。共八代，530年。平均每代66.25年。（此说不太可靠）

（2）《山海经》：帝轨→帝临魁→帝承→帝明→帝宜→帝来→帝衰(炎居)→节并→戏器→祝融(缙云氏)。共十代，平均每代52年。（此说也不太可靠）

（3）浙江温州《苍南章氏史志》：炎帝神农氏(石年)→临魁→帝承→帝明→帝宜→帝来→帝衷→帝莖→帝戏→榆罔→帝器→祝融。共十二代，平均每代43.33年。（此说亦不太可靠）

（4）《富春屠山柴氏宗谱》云：“柴氏本姜姓，出炎帝神农氏之系。神农氏生子十有三人，数世而有炎帝器。器生三子，其少子曰祝庸，生术嚣。术嚣生二子，曰条、曰勾龙。勾龙为后土，后世祀於社，生子二人，曰垂、曰信。垂生伯夷，伯夷生太岳，佐禹平治水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于申，太公吕尚其苗裔也。武王封之齐，举太公二十二世孙也。柴氏得姓自举始。”

（5）《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6）据李文章撰《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载于民国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湾源流第二十四期第27页。」该文自炎帝至姜太公谱系如下：

炎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鳌—帝哀—帝榆罔—雷—共工—句龙—信　—夸父—垂　—伯夷—先龙—玄氏—王宣—王定—王怀—王恒—王宙—王宇—王高—王许—王宰—王禅—王启—王蒯—王正—志道—祖荣—杜成—济公—林　—承先—荣　—永和—禹宣—恒车—海复—祖甲—二懋—正二—心成—元　—仲调—训元—先二—司会—辉前—公伦—豫仲—姜（齐）太公。（詹招琳《谱》为第一代炎帝至第三七代齐太公。李文章《传说》第五四代齐太公）。

（7）台北詹招琳《炎帝神农氏衍生姓氏源流谱系》：少典氏第二代、炎帝神农氏第一代：地字辈。父少典氏。母有蟜氏女曰安登之长子。长于姜水，故曰姓姜。姜之支国有十三：怡、伊、纪、淳、甘、州、舟、骀、戏、向、薄、列、赖。竹氏、竺氏。孤竹氏、孤氏、墨氏、墨台氏、默怡氏、怡氏、台氏。伊尹后：伊秩氏、耆氏、伊氏、伊耆氏、伊祈氏、尹氏、阿氏、衡氏、冲伯氏。姜之派：烈氏、烈山氏、列山氏。厉氏、厉山氏、丽氏、丽山氏、巫氏、神氏。农氏、灵氏、节氏、药氏、山氏、邹屠氏。淳之后，淳氏、淳于氏、于氏。甘灭于夏。州灭于杞。舟、骀、戏、向、薄，至周犹存列。赖灭于楚，后有甘氏、州氏、舟氏、骀氏、戏氏、向氏、薄氏、列氏、赖氏、随氏。

（8）目前比较接近史实的炎帝世系，还有卢美松在新浪博客转发的炎帝世系。卢美松编著有《中华姓氏谱》卢姓卷。《中华姓氏谱》丛书是中国史学会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成果，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社科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李学勤教学担任主编，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童超教授任常务副主编，集合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中青年学者研究编写，考证确凿分析有据，论点精辟，具有深刻的立意和现代的思想，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笔者简要摘录卢美松的炎帝世系如下：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377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所谓榆罔弟轩辕，只是表明炎帝、贡帝二族本是兄弟胞族，或有婚姻、血缘关系的两个部族。）
第九世，名器，榆罔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一世，名术器，祝融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器子。
第十三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佐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即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二）关于炎帝姜姓裔族说

 神农氏姜姓，“姜”字从女，作为部族人员的共名，是部族的姓称，源于共同的始祖母，有着共同的血脉统绪。在神农氏父系氏族社会以前，曾经历过长期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个时期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氏族的共同称号。《庄子·盗跖》篇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尽管到了后世，这一部族的许多分支，有许多氏称，但他们的祖先则是统一的，是不会磨灭或被忘却的。周代，许多姜姓氏族（支族）的人，共同尊奉他们的始祖炎帝。春秋时期也不例外。

    《史记·帝王世纪》记述：“炎帝，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炎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炎帝姜姓部族沿渭水、黄河向东迁移，其中一支到山东境内，在黄河下游与淄水之间活动，随后定居下来，故山东地区多有姜姓部落聚居。周初，武王分封姜子牙一族在山东建立齐国，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夷者何？齐地也”。姜姓氏族繁衍众盛，分布在东夷各地以及关中、江淮之间，而以齐地和临淄一带为聚居中心。

    甘氏历代皆有称为炎帝姜姓之裔者，然而此说之依据仅散见于甘氏流传至今的各家谱牒，大多是泛泛而论，缺失其对世系的记载，尤其是可佐证此说的历史记载极其匮乏。难道真的寻觅不出任何可证族系源流的脉络？笔者认为，即便是如甘氏各家谱牒所云：古谱散失于唐宋战乱之际。然而累世相传源出炎帝裔族之实当毋庸置疑。可否寻源探本，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获取渊源流变之迹以相佐证？为此，经过笔者查阅求证于同源姜姓裔族的史籍与谱牒，其探寻族系源流脉络的工作已初显端倪。

    据《许姓公谱》云：“吾族许氏先世，系承神农氏炎帝裔孙文叔公之后”。《许氏族谱》还详细记载：炎帝裔勾龙生五子：长帝垂、次信公、三共工、四后氏、五句氏。帝垂公为尧共工，生二子：长伯常、次伯夷，名噎鸣。伯常公生仲右，仲右公生叔真，叔真公生许由。许由公，字武仲，又字道开，居阳城槐里(今河南登封市)。许由公子许犍，为夏启司徒，许犍公子许辉，许辉公子许远，许远公子许明，因夏孔无道，去夏入商，即匏巴（《列子·汤问》：“‘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张湛注：‘匏巴，古善鼓琴人也。’），善鼓琴而鸟舞鱼跃。许明公子许敏，许敏公子许广，许广公子许平，许平公子许兴。商武丁为司徒，伐蓝夷有功，列为吕侯，附庸国许国。许兴公子启叔，启叔公子威克，威克公子文叔公。

    《许氏族谱》又载：“噎鸣的后代分为薄浑、甘氏、州氏、向氏、随氏、先龙等支”。神农氏继伏羲氏治理天下，称为炎帝。炎帝初都于陈，后又徙鲁。后因伯夷佐唐虞有功，为舜四岳，历廿九代。至周武王（时）封其后裔文叔(姜信)于许国，后为楚所灭，末裔以国为姓亦姓许，自此子孙分散繁衍天下，皆宗神农氏炎帝为许姓开宗鼻祖。

    另据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恕（字道原）《通鉴外记》云：“许国世次，许姜姓，男爵，与齐同祖，尧四岳伯常公之后。周武王封文叔公于许，以为太岳胤。”可知，许国之姜姓“与齐同祖”。帝垂即是尧之共工，其族团不但存在于史前，而且其后裔还延续到周代，著名的齐、许、申、吕四诸侯国就是为其后裔所建。例如《国语·周语》说：“昔共工弃此道也，……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此一王四伯，（指夏禹和共工从孙四岳）皆亡王之后也。……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类似的记载还可以找出一些。总之，齐、许、申、吕四诸侯国为四岳后裔，这在《左传》、《国语》中是有案可查的。

   《国语·周语下》：（尧）“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也。”韦昭《国语·周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之后。”炎帝子孙得以复兴，经夏、商两代而到姜尚。

    姜尚是炎帝之裔，伯夷之后。上古伯夷为尧舜时人，炎帝15世裔孙，共工从孙。帝尧时伯夷辅政，掌管礼仪（为尧“典三礼”、“定五刑”），助尧治理部落联盟，很有政绩，尧想禅位于他，伯夷不肯接受禅让，推荐舜做了帝。帝舜时正式任命伯夷为秩宗。禹代行天子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之心腹。伯夷因系共工之后，也善治水，曾助禹治水。《新唐书·宰相世系》：“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偏(通遍)掌四岳，为诸侯伯(通霸)，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毛诗正义·崧高篇》注：“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土。”○索隐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尚其后也。”按：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盖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号为师尚父也。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集解徐广曰：“吕在南阳宛县西。”或封于申，○索隐地理志申在南阳宛县，申伯国也。吕亦在宛县之西也。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史记·周本纪》：“（武王）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足见周武王对姜尚的褒奖和尊重远在王族之上。

    以上是根据史籍和谱牒的记载，对姜姓氏族中的关键历史人物进行简略了解，并以此作为探源线索之头绪，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我们知道，姜姓氏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氏族，繁衍至今已有数千年之久，姜姓究竟有多少个分支氏族，一时难以汇集齐全，且各种版本也不胜枚举。笔者现将以下几例姜姓世系展举如下，以供各位参阅：

（1）据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所列，姜姓氏族有27氏，“炎帝苗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亹亹申伯，王荐之事，于邑于序，南国为式。’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许在颍川，今许县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闲，晋惠公徙置陆浑。州、薄、甘、戏、露、怡，及齐之国氏、高氏、襄氏、隰氏、士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干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皆姜姓也。”

（2）据唐代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3）据一位不曾署名的作者所列，出自姜姓裔族的多达61氏：

封氏——出自国名，炎帝裔孙名钜，曾为黄帝之师。夏朝时钜的后代被封于封父（今河南封丘）。至周代，封父国被灭，其国人遂以原国名为氏，成封姓或封父姓（《姓苑》）
申氏——《元和姓纂》：“申，姜姓，炎帝四岳之后，封于申，号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申地在今河南南阳。
齐氏——《元和姓纂》：“炎帝姜姓之后，太公望子牙封营丘，为齐国，因氏焉。”
高氏——春秋时，齐太公吕尚（姜子牙）的六世孙齐文公吕赤有个儿子被封于高（今河南禹州市西南），称为公子高。公子高的孙子名傒，他以祖父的封邑为姓，叫高傒，其后代就姓高（《姓氏寻源》）。
赖氏——赖与烈、厉古音相通，炎帝生烈山（或说厉山），故烈山氏、厉山氏、赖山氏皆同。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称：“传说中的炎帝后裔有四支，可能是属于古羌人的四个氏族部落。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从夏代以上被奉为稷神。”何光岳《炎黄源流史》说，古代的烈山氏从渭水流域东迁，约于商代在今河南鹿邑东的厉乡（《史记·老子列传》正义：“厉，音赖。”），建立赖国，古赖国就是后来老子出生的地方。烈山氏的这一支在周代又受封为子爵，称赖子国，封地在今河南息县东北，子孙以国为氏，为赖姓（《古今姓氏书辨证》）。
许氏——许氏来源明确，为姜姓之后，四岳之一。《元和姓纂》说：“许，姜姓，炎帝四岳之后。周武王封其裔孙文叔于许，后为楚所灭，子孙分散，以国为氏。”许国在今河南许昌。
吕氏——出自炎帝裔孙伯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吕，周国名，姓姜，周穆王时封。《国语·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宣王时改为甫，后为楚灭。在今河南南阳县西三十里董吕村。”
文氏——文姓的起源有4支，其中一支出自姜姓许氏，即炎帝之后姜文叔。《路史》云：“太岳之后有文氏。”春秋时，许国受郑国所迫，四次迁徙，于公元前506年迁到容城（今河南鲁山），传至战国初年许元公时，为楚国所灭，子孙分散四方，除有以许为氏之外，还有以许国开国君主许文叔之字为氏的，就是文氏。
谢氏——《元和姓纂》：“谢，姜姓炎帝之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氏焉。”
傒氏——春秋时齐国公子高傒之后，以祖辈名字为氏，为傒姓。源同高氏。
甫氏——炎帝孙伯夷之后在周穆王时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周宣王时改吕邑为甫邑，建甫国。伯夷之后遂为甫姓（《风俗通》、《国语·郑语》）。
章氏——《元和姓纂》“章，姜姓。齐太公支孙封鄣。《左传》‘齐人降鄣’。子孙改鄣为章氏。”
桓氏——姜姓，齐桓公之后，以谥为氏。
丁氏——本自姜姓，姜太公子伋谥丁公，因以命族。
崔氏——姜姓，姜丁公伋之子食采于崔，因以为氏。
鲍氏——齐有大夫鲍叔牙。
甘氏——《潜夫论·志氏姓》列姜姓27氏，有甘氏。
贺氏、庆氏——《通志·氏族略》：“贺氏：即庆氏。姜姓，齐桓公之支庶。自齐庆父之后，皆以庆为氏。到后汉，有汝阴令贺仪，其曾孙侍中贺质，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
聂氏——系出姜姓，姜丁公封支子于聂城，国以为氏。
东宫氏——《广韵》：“齐有大夫东宫得臣。”
东郭氏——《元和姓纂》：“东郭，齐公族，桓公之后也。”
将具氏——齐太公子之后，见《国语》。
将其氏——齐公子将其之后。
纪氏——《元和姓纂》：“纪，姜姓，炎帝之后，为齐所灭，以国为氏。”
焦氏——周武王封炎帝之后于焦，建立焦国，子孙以国为氏（《广韵》、《通志》）。
井氏——《姓源》：“炎帝姜姓之后。”
卢氏——《元和姓纂》：“卢，姜姓，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傒，食采于卢，因姓卢氏。
露氏——《潜夫论·志氏姓》列姜姓27氏，有露氏。

略氏——《通志·氏族略》：“略氏，姜姓。”
骆氏——《元和姓纂》：“骆，姜姓。齐太公后有公子骆，以王父为氏。”
丽氏、郦氏——系出姜姓，郦，古国名。
年氏——《路史》：“齐公族。”
农氏——神农之后（《风俗通》、《姓解》）
平氏——《广韵》：齐相晏平仲之后。
其氏——《路史》：齐公族。
阚氏——《无和姓纂》：齐大夫阚止之后。
柴氏——出姜姓，高氏分支。齐文公子高傒，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姓高，高傒十世孙高柴，是孔子弟子，高柴孙高举，又以祖父字为氏，姓柴氏。
强氏——系出姜姓，齐大夫公孙疆之后，疆与强通，后以强为氏。
丘氏、邱氏——《元和姓纂》：齐太公封营丘（今山东临淄），子孙以地为氏。邱氏本作丘氏，因避讳孔丘，改为邱。
山氏——烈山氏之后。
尚氏——《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尚氏，姜姓。齐太公之后也。太公号师尚父，支孙因氏焉。
向氏——《史记·补三皇纪》：“炎帝神农氏，其后有向氏，姜姓。”
邰氏——《说文》：炎帝之后，姜姓所封。
棠氏——《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棠氏，姜姓。齐桓公之后。邑于棠，其后为棠氏。
望氏——《通志·氏族略·以名为氏》：望氏，姜姓。《风俗通》云：“太公望之后。”
牙氏——《姓考》：“齐公子牙之后。”
晏氏——《元和姓纂》：“《左传》：晏桓子，名弱，齐公族。”
岳氏——姜姓太岳之后（《姓纂》）。
怡氏——《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云：“神农氏，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
移氏——《风俗通》：齐公子雍，食邑于移，其后氏焉。
易氏——齐大夫易牙之后。
榆氏——《姓苑》：炎帝裔路子分居榆，后灭于晋，因氏。
渊氏——《姓源》：齐大夫子渊之后。
州氏——《水经注·阴沟水篇》引《世本》云：“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
舟氏——《姓源》：舟，姜姓，炎帝之裔。有舟国，因氏。
柱氏——《史记·补三皇本纪》引《左传》：“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
烈山氏——同“赖氏”。
查氏——出自姜姓，齐顷公子食采于楂，后去“木”为“查”氏。
訾氏——《姓苑》：“齐人，本姓祭，以为不祥，改姓訾。”
淳于氏——《通志·氏族略》：“淳于氏，亦曰州公，姜姓。”
    《路史后纪四》云：“黄帝封参卢于路”（“参卢”，榆罔也。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注：‘路亦作露’。又云：“伊、列、舟、骀、淳、戏、怡、向、州、薄、甘、隋、纪，皆姜国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绍烈山，是为默台。”

国氏——《左传·昭公四年》杜注：“国氏，齐正卿，姜姓。”

（4）据未署名的《神农氏在台诸姓渊源考》作者所列，台湾的炎帝后裔有75姓（以户数多者在前依序为）：许、谢、赖、洪、邱、吕、高、柯、卢、方、姜、白、纪、丁、骆、甘、陆、章、贺、崔、易、穆、解、向、左、狄、刑、丘、申、齐、蒲、焦、晏、尚、柴、栾、路、佘、竺、厉、邰、封、国、逢、强、山、浦、麻、薄、台、危、井、右、巨、后、年、农、士、青、望、羌、檀、大、竹、庆、牙、伯、柱、丽、药、壬、帖、淳、姜林、范姜。

    可以看出，上述来自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版本、不同姓氏所记述的炎帝裔族，其姓氏多达数十个。笔者惊异地发现，在如此庞大的姜姓分支中，无论作者是炎帝子孙，或是黄帝后裔皆列举炎帝姜姓甘氏一支。这绝对不是杜撰，是有史可考的，更不可能去改编别人家的家传谱牒。可见，历史就是历史，在炎帝姜姓裔族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甘氏一支，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甘氏。

 （三）关于炎帝姜姓之裔甘氏说

 已知甘氏最初起源于炎帝姜姓之裔，但甘氏究竟源出炎帝姜姓的哪一支？我们还需再作进一步探讨。从甘氏各家流传至今的谱牒来看，其相关记载表述的不够清晰。因此，从清代开始便有人提出置疑，从此同姓不同源的甘氏为之争论不休，也逐渐形成观点相异的两派：一派坚持源出炎帝姜姓说；一派坚持源出黄帝姬姓说。但时至今日，始终也没有达成一致公认的结论。其实，有这样的争论纯属正常。因为各家流传的谱牒所记载的不尽相同，其初衷是出于对祖宗的崇拜与敬畏，弄清楚自己姓氏的由来，积极为整理编撰修续谱资料贡献一份力量，追宗慎远，忠孝传家，无愧祖先，垂范于后代。此乃尽人子之孝道，不仅无可厚非，更应得到推崇与尊重。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个度，超出某种程度后，就必然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这样的情状并不是广大族众所愿意看到的。

    尤其在当今，对源出炎帝姜姓说持怀疑态度者，更直接地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甚至提出要以姬姓之甘为“正宗”，其他甘氏要重新“认祖归宗”的奇谈怪论。笔者认为，在周惠帝时曾有姬姓一支封于“甘”，其后裔中才出现以邑为氏者，按自视为其当今代言人所云：此谓“小姬甘”。而源出炎帝姜姓之甘氏，则远早于此“小姬甘”一千多年，二者本非同出一源，何以能相提并论，合二为一呢？那么究竟何为正宗？凡是头脑清醒者皆能读懂其中之奥。虽然，甘氏谱牒对源流记载不够清晰。但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动辄诋毁各家谱牒，不惜侮辱甘氏先祖，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并公然忽悠所有甘氏族人要重新“认祖归宗”，其用心就在于蓄意挑起事端，扩大不同源出甘氏之间的矛盾。

    综观他姓族群中，在探讨族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不同意见和见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彼此相互包容，和睦相处地共同研究探讨？相比之下，甘氏族群中出现不惜侮辱他人祖宗也要创立“小姬甘”为“正宗”的怪异现象，正如俗语所云：“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甘氏族群中出现的如此怪异状况，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难道不值得每一位甘氏族人扪心自问：你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对于别有用心、极力混淆历史、制造事端者，我们可以效仿古人所用的“试金石”，即“听其言，观其行”来检验其人品优劣与道德高下，不难对其作出准确判断。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切实为理清世系源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敬祖睦宗的真孝。

    笔者相信，既然是真实的历史，必然于各种史籍资料中得到反映，并留下其历史痕迹。即使甘氏流传的谱牒遗失了相关记载，但在其他同源的姜姓世系中，总可以找到有关甘氏起源明确而清晰的记载。果然不出所料，甘氏起源明确而清晰的记载显现于《许姓公谱》。《许姓公谱》对炎帝嫡裔甘氏的记载有云：祝融四子为术嚣，术嚣长子为勾龙（后土），勾龙长子为垂，垂次子为噎鸣(伯夷)，伯夷长子为太岳，太岳长子薄浑、次子就是甘氏。其具体世系如下：

垂→次噎鸣(伯夷)—长太岳)—次邰氏—三墨氏—四竹氏—五孤氏—六伯氏

                                 ↓

                             ├长薄浑—

                             ├次甘氏娶契氏—（按：夏有甘蝇，商有甘盘，周有甘茂，秦有甘罗…）

                             ├三州氏—长淳于—长于氏—　
                                    ├四向氏—
                                    ├五随氏—
                                    ├六先龙
                                    ├七申氏
                                    ├八吕氏
                                    ├九岳氏—长鄂氏
                                    ├十宗氏—　　　
                                    └十一芮氏—　　

    根据《许姓公谱》记载：伯夷公，名噎鸣，为舜四岳之官，治理天下有功受封於吕，太岳传芳自此始。噎鸣公生六子：长太岳（号称四岳）、次邰氏、三墨氏、四竹氏、五孤氏、六伯氏。太岳公生有子十一人：长簿氏、次甘氏、三州氏、四向氏、五随氏、六先龙、七申氏、八吕氏、九岳氏、十宗氏、十一苪氏。

    上述世系表明，炎帝神龙氏十五世孙（范阳卢氏族谱记为十六世）伯夷，其长子太岳，甘氏即为太岳次子一支。根据史料记载（《国语·周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之后。”炎帝姜姓之裔，故有怡、伊、纪、淳、甘、州、舟、骀、戏、向、薄、列、赖等十三支国。在此姜姓十三支国中的甘国，一直延续到夏朝。与之可以相互应证的是唐代丹阳郡甘氏墓志碑文，其碑文记载：甘氏“启于夏宗”。之所以有此一说，概指炎帝姜裔之甘国灭于夏，但其后裔仍然保留自己原有的姓氏（以国为氏）。自夏朝以来，虽无称甘国，而有称甘氏，始由斯也。相关史料及可参文献有：东汉《潜夫论·志氏姓》、唐朝《史记·补三皇本纪》、南朝·齐《姓谱》、宋朝《路史后纪四》、南宋《通志·氏族略》、清代《姓氏考略》、近代《中华姓氏源流通谱·炎帝神农氏衍生姓氏源流谱系》、《神农氏在台诸姓渊源考》、《辞源》等所列诸氏，皆对姜姓甘氏有所记载。

    《百家姓考略》（琅琊王相笺注）：〔甘〕宫音。渤海郡。夏有甘国，其后甘盘为武丁师。又，周（襄）王弟叔带封于甘，后以为氏。秦有甘罗，汉有甘延寿。根据《通志二十略·氏族序》记载：“一曰以国为氏，二曰以邑为氏。天子诸侯建国，故以国为氏…。”可知，夏之甘国是以诸侯建国。宋元《文献通考·封建考二》对夏之甘国为诸侯建国释义道：“三皇以来至殷末周初诸侯之见于经传者。共工氏女娲末年，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怒触不周山以死。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炎帝神农氏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甘氏乃为炎帝神农氏姜姓之后，与其他同源姜姓诸氏“并为诸侯，或分四岳”。

    夏时“甘国”与周时“甘邑”在于“有五等之封”的明确区别。《通志二十略·氏族序》云：“封建有五等之爵，……亦有五等之封，降国侯而爵邑侯，降邑侯而为关内侯，降关内侯而为乡侯，降乡侯而为亭侯。学者但知五等之爵，而不究五等之封。关内邑者，温、原、苏、毛、甘、樊、祭、尹之类是也。……周有甘邑，因甘平公为王卿士，而以甘士为氏。”“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焉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所以，历史上的“甘国”与“甘邑”确有区分。“诸侯”与“卿士”之封，古有定论。历史上也就从来不存在两个“甘国”之说。换言之，上述例证已然明确揭示了一个不争的史实，即夏时甘氏一支出自炎帝神农氏姜姓，原以国为氏；周时甘平公（与周武王同姓）一支出自黄帝姬姓，则以邑为氏。此乃“三皇以来至殷末周初诸侯之见于经传者。”

    笔者认为，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这两支不同源的甘氏，从来不存在以谁为“正宗”或强求另一方与之“合二为一”说法。对于各自寻根问祖，追溯宗源之举，本不构成对任何一方的威胁与利益冲突，应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同为炎黄子孙，皆应共同承担起华夏文明的传承重任。

   （四）关于炎帝裔国之甘国说 

     对于古甘国的由来，且众说纷纭。因史籍缺乏对甘国的明确记载，以致这一问题不仅困扰与之密切关联的甘氏族人，也困扰着进行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现代史学家对此问题，从总体上可概括为“陕西户县说”与“河南洛阳说”两种。根据史学专家的考证，结论是远古太岳族甘氏活动区域在陕西。因此，多数专家学者偏向于“陕西户县说”。

    《尚书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原注七字：“有扈，在始平鄠县”《左传·昭元年》注文）。夏商周时期，邑之外称为“郊”或“野”。“甘之野”即是指甘国的郊野。户县古称扈、鄠（《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其地处秦岭北麓，关中腹地，东临沣水，北依渭河，城西有涝河，周、秦、汉、唐皆京畿之地。夏之前，户县称鄠国，属有扈氏。《百家姓溯源》认为，扈（户）姓即起源于此。《汉书·地理志》记载：“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劳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有萯阳宫，秦文王起。”《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渭水又东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径秦文王萯阳宫西，又北径五柞宫东，又北径甘亭西。在水东鄠县。昔夏启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故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按，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设帐授徒，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皆其门徒）《索隐》解释：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元和郡县图志》记有“甘亭”曰：“在县西南五里。夏启伐有扈，誓师于甘之野，即此处也。”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的会战之地在今户县甘亭镇一带无疑。多数专家认为，在今户县甘河乡一带古有甘国于此，甘国是一个小国，国中最大的河就是甘河。学者陈瑞松在《百家姓溯源》一书中就认为，“甘姓就起源于甘河乡，皆因其乃古甘国之地。”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其会战之地在河南的甘邑。周襄王之弟叔带被“封于甘”，这个甘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其子孙后来也以甘为姓。

    炎帝姜姓之裔的古甘国，究竟在于何处？据史书所称，禹都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夏启在禹去世后讨伐有扈氏，当从禹都安邑到陕西户县的“甘”之野，其两地直线相距约为258公里。一说，禹都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东)。若从阳城到户县之“甘”，其两地直线相距约为404公里，似乎距离过远。夏启伐有扈氏，在户县一带古“甘国”之地的可能性则较大。因为夏启伐有扈氏是主动进攻者，其会战地点在扈国附近的“甘”之野比较合理。至于具体地点，或甘亭，或甘河都有可能。夏的国都在安邑，夏启进攻有扈氏的最佳路线应越过黄河，从今渭南一带南下到达“甘”之野。

    以上有两个地名都简称为“甘”，并涉及到夏之姜姓甘国和周之姬姓甘邑。但夏启不可能在两“甘”之地同时与有扈氏进行会战，那么只能择其一。究竟哪一处可能性更大？我们可试用排除法来作进一步探讨。

两“甘”之地其中一处为周朝姬叔带封地，我们不妨从“叔带封于甘”与“叔带奔于齐”两个历史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一下比较分析：

（1）从时间上看：

①、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夏，叔带召扬邑、拒邑、泉邑、皋邑戎人以及伊、雒之戎一同讨伐京师，攻入王城，焚烧东门。秋，秦穆公和晋惠公讨伐戎人来救周。戎人退走。次年（襄王四年），周襄王为此讨伐叔带。《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意思是说，秋天，叔带奔于齐。冬天，齐桓公便派管仲让戎人与周王讲和，派隰朋让戎人与晋国讲和。可知，整个事件过程发生的时间并不太长，前后大约两三个月。

②、周惠王封其子叔带于“甘”，当在周惠王五年惠后生叔带之后，这时才可能封其食邑。叔带（前672－前635四月），谥号昭，故又称甘昭公。西周初时，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虽然户县当时属于“西周王畿之地”，但是，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朝已衰落并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这说明周王室对西部的控制早就大大减弱，逐渐被秦襄公等诸侯国势力所控制。此后将近百年，东周才发生“叔带封于甘”的事情。可知，叔带封于“甘”的地方，已不可能再回到西周时期的京畿范围之内，而只能是在当时东周所能控制的洛阳附近。而洛阳附近所以有甘邑，可能与其前朝武丁臣甘盘的封地有关（此待后续）。

（2）从距离上看：

①、假设，叔带封于“甘”的地方在陕西户县一带。从河南洛阳（周惠王都城）到陕西户县附近古甘国旧址，两地直线距离约为359公里。叔带伙同戎人讨伐京师，或周襄王讨伐叔带，在地域跨度上都会显得比较困难，何况中间还需要穿越其他侯国领地，并非东周王室可以随意大动干戈的地方。东周开始以后不久（公元前707年），郑庄公击败周桓王，周桓王以后就基本龟缩在东周王畿之内，莫说天下共主了，连中等诸侯如宋、郑乃至卫的实力都不如。由此可推断，叔带封于“甘”的地方不可能在陕西户县一带。

②、从河南洛阳到山东临淄（齐国都城），两地直线距离约为577公里。如果说叔带由此条线路“奔于齐”，相比较从陕西户县一带“奔于齐”要缩短将近一半的路程，还是有可能的。但已经是足够远的距离了。

③、若“叔带奔于齐”是从陕西户县到山东临淄，两地直线距离约为927公里，这对于当时的古人来讲，显然是一段不可思议的遥远之途。选择此途作为逃生路线，似乎不大可能。如果说叔带是为了逃命而不顾一切由近千公里以外逃往临淄的话，那么管仲则无须象叔带那样“不顾一切”地玩命赶路。根据史籍记载，叔带刚刚于秋天才逃往齐国，而管仲已于冬天便到了洛阳，其间短短两三个月即可往返，再次说明叔带是从洛阳逃到临淄的。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扈姓宗祠通用对联：望出京兆；姓启扈国。“扈氏家谱网”又称：“有扈氏，出自姒姓。为大禹的后代，受封于扈（今陕西扈县一带），建立有扈氏国”。可知，扈氏起源于陕西户县，在京兆郡（今陕西西安）形成扈氏名门。此与史籍记载的夏启讨伐有扈氏的会战之处比较吻合。

    《汉书?地理志》记载：“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劳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有萯阳宫，秦文王起。”另外，户县还有一部分属崇国。崇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正义》上解释“崇国是受夏鲧（禹的父亲）所封，虞（舜）、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史记·周本纪》记载：“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正义注：“皇甫谧云：崇国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经》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夏朝前就建立有崇国，它的第一个国王就是尧帝封的颛顼（zhuān xū）的儿子，也是大禹的父亲鲧。商末时最后一位王侯叫虎，史称“崇侯虎”。秦代在崇城设户县，城南设立过甘亭，当时亭为军事单位。隋代把户县县城从今韩村迁来，以古亭为县治，因而后来人常称户县为甘亭。1993年设镇时命名为甘亭镇，今户县县政府所在地。从西安周边的这些古地名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禹等部落领袖，以及四千年前的古扈国、古甘国等，均在户县、周至频繁活动过，从而留下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地名。

    综合上述所作的分析，基本可判断：姬叔带封于“甘”的地方不可能在陕西户县，而是只能在东周京畿范围之内的河南洛阳附近。夏之古甘国则当在陕西户县一带。由此可以排除夏启伐有扈氏在洛阳附近甘邑的可能性。

  （五）关于甘国与甘氏传说之考辩

     今本《中华民族姓氏渊源略考》（简称《姓氏略考》），在论述甘氏渊源时，首先列举源于姒姓的一个“甘国”。不知此说出于何种典籍？如此振振有辞录于书册，当是经过相关考证而得出。为便于甘氏族众参评及解析其中“奥妙”，现将其原文内容摘录如下：“出自夏王朝时期的诸侯甘国，属于以国名为氏。传说，在夏王朝时期，有一诸侯甘国，公爵，因此号称‘甘公’。夏帝启灭有扈氏之后，在甲申—乙酉年(前2197—前2196)敕封有功勋者食采于其甘地，公爵，世代胙土相承，由此形成了夏王朝时期的一个诸侯甘国。一直到了夏末帝姒履癸五十一年(商侯子汤五年，公元前1767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600年)，子汤发动了击灭夏王朝的著名‘鸣条之战’，夏之甘国亡国之后，其贵族及国人散居各地，以其故国名称所居之地，并以原封国名为姓氏，称甘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从此，中原各地就有了不少称作‘甘’的邑地名称，诸如有河南原阳、陕西户县、河南宜阳、甘肃张掖等地。姒姓甘氏族人皆尊奉甘公为得姓始祖，且不与姬姓甘氏合谱。”

    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上述今本《姓氏略考》中的短短数语，已是让人疑惑重重。笔者试以简析如下：

1，今本《姓氏略考》云：“夏帝启灭有扈氏之后，在甲申—乙酉年(公元前2197—前2196年)敕封有功勋者食采于其甘地，公爵，世代胙土相承，由此形成了夏王朝时期的一个诸侯甘国。”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表来看，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姒姓甘国受封于“启灭有扈氏之后”，也就是说只能在公元前2070年以后的事，而不可能超越之前。但所谓的姒姓甘国出现的时间，却早于“启灭有扈氏”的百余年，显然与断代工程夏代年表相冲突。

    从历史上看，早在“启灭有扈氏”之前，已有“甘国”。史书明确记载的“甘国”也仅此一个，其余皆称为“甘邑”。传说中的所谓“姒姓甘国”，不仅没有得到史书的证实，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史籍所载，于夏朝之时确有甘国的存在，它只能是炎帝姜姓之裔国。

2，对于姒姓甘国，今本《姓氏略考》又云：“夏王朝灭亡，甘国也随之灭亡，其王族后裔子孙以国名为氏，成为最早的甘氏一族”。这一说法，无论从史实的角度、还是从甘氏内部家谱交流的情况来看，均不被认可。尽管如此，今本《姓氏略考》仍然“确认”其为甘氏之最，再次显露出缺乏考证之弊端。早有史籍文献可考却熟视无睹：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四》等皆对甘氏渊源已有明确记载。源出炎帝姜姓的一支甘氏，于夏启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曾建有甘国，是为炎帝姜姓十三裔国之一。史称“姜之甘国灭于夏”，此后始有甘氏之称，其后裔延续至今，并被甘氏普遍载于谱牒，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早的甘氏。

3，从姒姓角度再考证今本《姓氏略考》所谓甘氏“第一个渊源”之误。查该书又云：“姒姓，启之庶兄所封。禹传位与启，不服，与启战于甘，战败被灭（《史记·夏本纪》）。其故地在今陕西户县北。一说禹曾用兵攻伐（《庄子·人间世》）。……夏朝有扈氏的后代，是以国为氏的姓氏。根据《通志·氏族略》的记载，扈氏出自姒姓，是夏时的诸侯。”

    首先考证一下，自古以来，姒姓后裔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甘氏？经检《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世本》八种·雷学淇校辑本，淇案夏本纪赞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索隐谓系本男作南。寻作鄩。费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又云斟戈氏，系本云斟灌氏。据此是本纪所称世本，止缺褒氏，观诸书所引可见以上夏后裔”。史籍所载，姒姓裔族有十三氏，而未发现其后裔分支中有甘氏的记载。既然如此，又何来的姒姓之甘国？又何来的姒姓之甘氏？可知，所谓的姒姓之甘国，“以国名为氏，成为最早的甘氏一族”之传说，纯属缺乏考证的不实之辞。

    笔者认为，上述今本《姓氏略考》引用的传说，可能是参考启伐有扈氏战于“甘”之野的一段历史，误以为扈国与相临的甘国都是姒姓的后裔。如此之说，夏朝时期曾出现过两个甘国，一个立于“启伐有扈氏之前”，一个立于“启伐有扈氏之后”；前者为姜姓甘国，后者却是于史无考的姒姓甘国。孰可信，孰不可信？后世出现的此等误传，显然是将史实与传闻混淆后造成的结果。

    类似被混淆的情况不仅仅是今本《姓氏略考》。在（宋）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其甘氏条下原文：“姓纂、风俗通，甘，夏时侯国也，以国为氏。一云周武王同姓，于畿内为诸侯，因氏焉，甘伯恒公是也。又，周封王子带于甘，昭公是也。殷有甘盘，秦有甘茂、甘罗。见《史记》。”《风俗通义佚文》：“甘氏，甘，夏时侯国也，以国为氏。”（类稿三三、合璧事类续二四）。该条首先说明，引自《姓纂》和《风俗通》。

《元和姓纂》简称《姓纂》，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林宝所撰。原书已佚，今所见本，为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见。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书至宋，已颇散佚。（见《四库全书》卷一百三十五，子部四十五，类书类一）

    《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东汉应劭所撰。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主。现存黄霸、正失、衍礼、过誉、坂、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十卷，附录一卷。又，宋陈彭年等修广韵，王应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风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犹存，今本无之，不知何时散佚。（见《四库全书》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又称《事类合璧》或《合璧事类》旧题（南宋）谢维新撰。是书成于宝祐丁巳，前有维新自序，后有莆田守黄叔度跋，称维新应友刘德亨之托，盖当时坊本。分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共计三百六十六卷。此书是宋代一部重要且篇幅巨大的类书，内容囊括天文、地理、节序、人物、宗教、技艺、礼仪。《古今合璧事类续集》分六门，子目五百七十。（见《四库全书》卷一百三十五，子部四十五，类书类一）

    首先应该肯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的“甘，夏时侯国也，以国为氏。”是正确的。并且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夏时侯国”与周时之“甘”存在明显区别。

    但是在《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甘氏条下的“一云”，与其后的“又”，其中内容所指则是同一回事。前者说的是与周武王同姓（即姬姓）；后者也是说与周武王同姓。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甘伯恒公，其世系为史籍所不载；另一个是甘昭公，其世系则有史可考。奇怪的是，即使自认为源自姬姓的甘氏，其谱牒中也仅载“甘昭公”，而少见“甘伯恒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也认为《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的此条，是与周惠王子“叔带封于甘”的史实混淆了。经查考相关史料文献，与周武王同姓的姬姓分支中，惟有周惠王子姬叔带后裔是以邑名而称甘氏的。

    乾隆四十六年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提要》有曰：“此书作于嘉定己巳。以姓氏分韵排纂，各序源流于前，而以历代名人之言行依姓分隶。”“所列凡一千一百八十九姓，内单姓一千一百二十一，复姓六十八。所录前代诸人，时有颠倒漏略。如冯姓首春秋冯简子，次冯唐，次冯驩。既以汉人居战国人前，而上党守冯亭事迹章章，乃遗不载，又意主备笺启之用，惟录善而不纪恶，遂并杨再思之流掩其巨慝，书其小节，亦非实录。……”该书提要，已对其体例作出清晰说明，是按“序源流于前”，其后才录“历代名人之言行”。并同时指出其中之误，如云“所录前代诸人，时有颠倒漏略。”等情况。在《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甘氏条下，依次注释最早的一支甘氏源出夏之甘国，此后又有源出于周之姬姓的甘氏，最后才列举甘氏之古贤极其言行事迹。然而，有的人在看书时，根本不看其体例规范，竟错误地将列于其后的所有甘氏古贤，统统纳入姬姓甘氏一支。常见的错误表述方式为：“‘周武王同姓，于畿内为诸侯，因氏焉，甘伯恒公是也，秦有甘茂、甘罗’，即为明证。”尤其在句尾不明不白地妄加“证明”之辞，并无任何依据，以此误导未见过原著而不明真相者。

  夏后启继位之初，陕西户县还有一部分属于崇国。崇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正义》上解释“崇国是受夏鲧（禹的父亲）所封，虞（舜）、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商末时崇国的国君是崇侯虎。凤鸣岐山，随着姬氏的兴起，崇国一直充当着阻击姬氏的角色。周文王姬昌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攻占了崇国，遂将都城从岐下迁到丰。史称“文王伐崇”。西周时，以首都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块广大的土地，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此后，户县即属王畿之地。

  “武王灭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周朝经历了37代天子，800多年，到公元前256年，才被秦国灭掉。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为东周。  “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元年。周武王是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在位4年。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科研人员以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转规律，进行科学推算结论：“武王伐纣”时间是公元前1057年3月7日。另据《史记·周本纪》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66年。“断代工程”认为，“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

  有人认为：“周武王时，把同族人封在都城附近的甘邑（今陕西户县），食采邑于甘的本家族人称甘伯。后有甘伯恒公，其后代亦为甘姓。”但是，在东周时期仅有一个“甘伯桓公”，而于西周至东周均未见史书记载有“甘伯恒公”。据黄帝第一二九代、詹姓第九十二代裔孙詹招琳纂著《中华民族姓氏通谱》（《中华姓氏源流通谱》）云：“少典氏第五十五代、黄帝轩辕氏第四十四代惠王：惠王之子带，封于甘。甘氏、甘士氏、甘先氏、甘庄氏、染女氏、鉴氏。”其中也没有提到有姬姓之国的“甘伯恒公”一说。

另有一说，“《姓考》记载：周封王子带于甘。《左传》甘昭公是也。或曰：武王封同姓于甘，《左传》甘伯桓公是也。后以邑为氏。”

为什么所有史料均无法佐证所谓的与周武王同姓的“甘伯恒公”之说？由此推知，很可能是与“甘伯桓公”混淆后误传所致。

  再查史书记载，周武王时期，确实有姬姓封国于陕西户县，但并非是“甘国”，而是“荣国”。荣伯与周武王是同辈的姬姓贵族，其封国就在今陕西户县。据《国语·晋语》中记载，周文王时荣伯已在朝廷任职。周成王时还有荣伯，在《史记·周本记》中记载：“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西周中期，《师永盂》也有荣伯参与周王赏赐田地之事的记载。周厉王的卿士荣夷公，是成康之际荣伯的后裔，他“好专利”，与虢国长父一同辅佐周厉王，导致“国人暴动发生。到东周时期，荣国已不存。据《史记·秦本记》记载：“平王曰：犬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可见，自东周以后，陕西户县已不再是周朝的王畿之地，而变为秦国的属地了。

于史无考而强加附会，或将误传记载于书，因此造成讹误广泛流传。当我们了解上述原著的真实情况之后不难发现，若不加考证，仅以某书误传所云，似乎甘氏非帝王家不出。笔者发现，古代先后出现的甘氏，皆被传说与当朝帝王同姓，夏则姒姓，商则子姓，周则姬姓。然而根据史实记载，仅有姬叔带一支甘氏源出周王室嫡系。再从诸多姓氏“家谱网站”发帖的情况来看，对今本《姓氏略考》等缺乏考证的现象，也是颇多质疑。作书者不应“略”其“考”而疏其实。笔者认为，对有考之说，应尽量录入并备注其出处；对无考之说，或不予录入，或备注“无考”于后，以示严谨。本文关注重点在于源出姜姓之甘氏，恰恰是今本《姓氏略考》所“忽略不记”的部分。其实，该书记与不记，已无关紧要，无损此前史实记载与客观存在。

 （六）关于姜姓甘氏的迁徙

 （1）历史进入上古夏朝时期

 根据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徐旭生的考证（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曰妊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华阳即华山之阳，为秦岭山南。因此，神农氏与有蟜氏二族通婚，其派生的后裔族炎帝，也必在其先祖的居地，即陕西西部。炎帝东迁后而留在陕西境内的余族，也是炎帝生于宝鸡渭水流域之佐证。从许多学者研究成果看，陕西关中及其它地区遗留的炎帝裔族主要有：（一）有邰氏（今陕西武功杨陵）；（二）列山氏（今陕西临潼），又称丽（骊）山氏；（三）莱氏族，初居于斄（即邰），与有邰氏同族，后移民居于郿亭（今陕西眉县），《路史·后记四》云：“炎帝厘，厘生居，是为帝来”。后有厘姓的邰国和来。赖古国。榆罔率族东移，原氏族迁入今陕西大荔，于西周初建厘国；（四）戏氏族，《路史·后记四》云：“炎居生节茎，节茎生克及戏”。戏氏族，后以居地为姓。《路史·国名记甲》姜姓国条下有戏国：“戏，骊山之北，水名。今新丰有戏亭，幽王死焉。或云幽、褒戏此而名，妄也。正音希”。戏族至夏，为戎人所逼，迁往今山西繁峙县东120里之大戏山；殳和延氏族，《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始始为钟，为乐风”。（五）殳氏族，《通志·氏族略》云：“殳氏……望出武功”。殳人部分又由陕西武功迁居今耀县、铜川。（六）延氏族，初居今陕西延安之延水流域。后延人有北迁入狄者，也有东迁入河南及山东者；（七）夸父氏族，《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饮得水，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河渭是炎帝后裔得居地夸父亦然。他始居今陕西合阳县刳首，后南徙；（八）太岳氏族，《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神农氏之后“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氐羌乞姓”。太（大岳）岳氏族源于岳山（今陕西陇县北），称西岳。它又因黄帝师吴权曾居此，又称四岳。四岳应为太岳的四个氏族，后四岳族又迁入华山一带及东部；（九）并氏族，《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为并氏族之先，居于陕甘地区，后东徙入今陕西大荔并蓝镇，后来部分又随榆罔东迁；（十）彤鱼氏，初居虞山（今陇县），尧舜时东迁至彤城（今陕西华县西南之彤城）。（十一）午氏族，“炎帝句龙氏之子噎鸣，生十二子”，其中有午氏族，今陕北子午岭、秦岭南子午谷及西乡县东南子午山，皆以午族居地而得名；（十二）丙氏族，《路史·后记四》云：丙氏系炎帝裔支南徙丙水者。即今陕西勉县。（十三）赤氏族，初居今甘肃礼县赤土山及陇西县赤谷、赤水一带，后迁入今渭南县赤水、眉县南赤故水、勉县赤谷川及洋县的赤阪；（十四）信氏族，《山海经·大荒北经》云：炎帝裔支“后土生信，信生夸父”。信氏族居今陕西大荔、合阳一带；（十五）井氏族，以善凿井而得名姓，至商为井方。井方最早得起源地，应在今山西宝鸡县渭水南岸磻溪南面的井儿村，正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大散关之东，下临磻溪河，为吕尚钓鱼之地。其西邻还有一条清姜河，即古姜水，可知这一带是姜姓分布区域。（十六）箕氏族，“在神农氏炎帝的起始地陕西宝鸡市南的姜水一带，有纪、邰、莱等部落分布在其地附近。箕人既与纪、邰、莱为同族，则当也在其邻近”。后箕人东徙；（十七）甘氏族，为岳族（今陕西陇县）后裔，迁居于甘谷水（今陕西乾县）、甘谷（今陕西周至县）、甘（今陕西长安县）。从上述可知，炎帝之裔族均在陕西西部和甘肃天水一带，而未到南方者。以上史学专家的考证，也是对炎帝裔姜姓甘氏在夏朝之前活动于陕西渭水流域的一个佐证。

根据上述专家的考证，结合甘氏谱牒的相关记载，我们基本可以清晰了解上古时期甘氏的迁徙过程。岳氏族源于岳山（今陕西陇县北），称西岳，又称四岳。甘氏为岳族后裔，从陕西陇县，迁居于甘谷水（今陕西乾县），迁徙距离约130公里；又从甘谷水迁居于甘谷（今陕西周至县），迁徙距离约38公里；再从甘谷迁居于户县（今陕西户县），迁徙距离约33公里；从户县再迁居于甘（今陕西长安县），迁徙距离约30公里。可知，夏朝之前的甘氏，基本没有离开过陕西渭水流域。从而再次佐证，当中国尚无其他甘氏出现之前，古甘国必定是在其主要活动区域之内的陕西。也就是说，古甘国只可能在今陕西户县一带，而绝不可能远离其活动区域跑到河南洛阳附近去。即使洛阳也有一个“甘邑”，那也是在古甘国灭亡若干年之后才出现的。此与相关史籍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从考古学上来看，1956年和1972年，户县天桥乡丈南遗址和甘河镇甘河遗址分别出土碳化粳稻，以典型的老官台文化类型，显示户县稻作农业已有7000年历史。当地的考古发现再次说明，陕西户县一带早在夏朝之前若干年已有人类居住，且农业生产也比较发达。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夏代年表显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
       相传，尧舜禅让（约在前2135年-前2085）。帝舜在位时，以禹总师,以伯益为虞,以伯夷为秩宗。公元前2070年，夏后禹即位元年。夏后禹卒于会稽（前2026）。《史记·夏本纪》：“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意思是禹建国以后，选定伯益为王位继承人。禹死后，启行孝守丧三年。丧礼毕，益让于帝禹之子启。于此期间，夏启曾伐有扈氏。启死，传位其子太康。太康传其弟仲康。仲康传其子相。相在位被寒浞逼杀。夏朝从此中断四十年（后羿8年，寒浞32年）。直到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后，居于纶邑（今禹州西北16公里康城村），招集夏遗民，联络夏旧臣，经过十年准备，终于在不惑之年消灭了寒浞势力，“整威仪东南行，求阳翟（今禹州）夏王之故都”，“坐钧台而朝诸侯”恢复夏朝基业，史称“少康中兴”。此后，夏朝又传十一主。公元前1600年，至夏桀亡，共十七世（一说十六世），有王与无王，累计维系了四百七十一年。
    参考以上夏代君王年代，拟作如下推论。在虞舜（约前2115—前2071）时期，炎帝十五世孙伯夷为秩宗，封为吕侯，置吕侯国。伯夷，称四岳，史书认为是附属于中央的部落首领，地位相当于后世的诸侯。伯夷的后裔申氏、许氏、甘氏、齐氏等也先后建立了诸侯国。
      《竹书纪年·西周地形都邑图》载：“吕在新蔡北”（今河南新蔡县，一说卫辉县）。伯夷之子袭其父封，此后世袭至西周初期。郑樵《通志·氏族二》曰：“历夏商不坠。”可知，古吕侯国在此期间一直保持住侯国地位。之所以如此，除伯夷子孙精明干练，勤奋治理国事外，与夏后帝启正式建立世袭制度，开始向中国历史上“父终子及”的“家天下”过渡不无关系。虞夏伯夷封为吕侯，形成吕氏部族。伯夷的后代，形成了四岳部落。在尧、舜、禹时代，四岳成为部落联盟的山岳祭司，也是当时强大的部落之一。夏朝时，四岳之后被封于申，为侯爵位，世称申侯。周武王时仍封伯夷的后人为申侯（今河南南阳，遗址在唐河县湖洋镇苍台乡谢家庄），其子孙以封地为氏，称为申氏。
       甘氏为吕侯伯夷嫡传后裔、太岳之子，约在夏后禹至夏后启之间（前2070—前2050）受封于“甘”。相传，夏启伐有扈国战于甘之野（前2026—前2023之间），在灭有扈国的同时甘国也被灭亡。由此推算，立于夏的古甘国存在仅数十年左右。史书记载，古甘国灭于夏。其后裔便开始逐渐东迁，由陕西迁河南。甘氏在夏启伐有扈氏之后的夏商之际，居今河南一带，夏时故有甘蝇封于洛阳附近某邑的传说。或许，这就是继古甘国之后，夏代出现的又一个叫“甘”的地方。随着夏朝的灭亡，其后裔不再享有封邑。商朝时期，甘盘为商王武丁大臣之后，或得武丁封赐其先之甘邑。所以，甲骨文中方见“王往于甘”的记载。随着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甘盘后裔再次被迫离开甘邑，迁往姜姓比较集中且势力较强的今山东地区。东周时期，河南之甘邑则被封给了周惠王子姬叔带，其后裔以邑为氏，便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一支姬姓甘氏。春秋战国时期，姜齐被田氏所代，居于齐地的甘氏再次迁徙。由此而发生如唐代甘氏墓志碑文所示，甘氏“自齐至楚”的一段历史。
       署名为“红缎”的作者，在其“华夏民族兴衰史介绍”的文章中写到：“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夏启杀后益自立为王，后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

    也就是说，夏启建立夏朝之初并不太平，为巩固其统治，从一开始杀后益、灭有扈氏，接下来杀戮不断。于此期间，夏人，尤其是被灭国的氏族后裔纷纷迁徙。当年，夏启亲率六军，战前宣布了一篇战斗誓词，即著名的《甘誓》。两军遂在有扈国西南的甘之野决一死战。其战争之惨烈，可想而知。近在咫尺的甘国之命运，正如杜弼《檄梁文》所云：“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夏启发动的“甘之战”，其结果或许造成了甘国与有扈国同时被灭。

    甘国后裔于灭国之后以故国名为氏，即为历史上最早的甘氏。甘氏被迫离开故地，开始了漫长的迁徙生活。其迁徙的大致路线和地域，便成为研究夏商周以来甘氏历史的一个重点焦点。甘国后裔迁徙的最佳选择，当是投奔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族群。也就是说，如果此论推测正确，那么我们从历史上姜姓裔族主要的聚居与立国地域，即可探寻出甘国后裔迁徙的大致路线。

    据史书记载，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夏人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介于长江和黄河两流域之间，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等地，这在考古学上也有若干证据。一部分夏人东徙而化于东夷，当是事实。由此可推知，夏朝之甘氏自陕西户县东徙，或是先到达河南一带。在夏朝历史中，则很少出现对甘氏的记载。原因其一，于此时期，世上惟独只有姜姓甘氏一支，尚无第二支，其人数较少；其二，已经落为民庶的甘国后裔，也不可能频频见著于史籍。尽管如此，有关夏朝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出现过甘氏？答案则是肯定的，那就是夏代之甘蝇。他为何见著于史籍文献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所论：“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而以伊洛河平原、洛阳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这番话主要论述的是龙山文化，但与夏代之甘蝇被记载于史籍却极其相关。龙山文化所出土的箭镞比仰韶文化多得多，而且种类也很多，所以夏代是注重射猎的。《论语·宪问》：“羿善射”。《淮南子·俶真训》也说羿善射。《左传·襄公四年》：“有穷后羿恃其射也。”《孟子·离娄》云：“逄蒙学射于羿”。一说逄蒙学射于甘蝇。《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造父始习于大豆,蠭门始习于甘蝇。”（按：蠭蒙即逢蒙，吕氏春秋作蠭门，荀子史记皆同。庄子作蓬蒙，法言作逢蒙）。东汉学者高诱注：“大豆、甘蝇盖御射人姓名。”《列子·汤问》：“甘蝇，古之善射者。”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夏有逄蒙，善射，曾拜后羿为师。宋代罗泌《路史》云：“逢，伯爵，伯陵之国，黄帝所封，夏有逢蒙，《穆天子传》逢公其后也。”不言而喻，后羿、甘蝇，还有逄蒙等都是夏代善射者。直至此时，有史可考的唯独一支甘氏就是姜姓甘氏，而甘蝇的出现，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早见著于文献的一位甘氏，也就无可争议地当为姜姓甘氏的代表人物。多家甘氏谱牒记载：“甘公蝇，姜姓，出于炎帝神农氏，榆罔之嫡裔。”“甘蝇植功于夏，王敏幸之，命其胙土世世相承。”或许，甘蝇之胙土就是继陕西古甘国之后，在河南洛阳附近出现甘邑之由来。当然，这仅仅是依据甘氏家传谱牒而推论，在当今史学研究上，对此仍看法不一，但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夏启所伐之甘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就是说，陕西之地的古甘国早于其他地方的甘邑。

 （2）历史进入上古商朝时期

 若说夏代甘蝇的出现，只是后世学者的一种追述。那么，更具有代表性的姜姓甘氏人物，并被永久载于史册者，他就是商代武丁臣甘盘。《竹书纪年》记载：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商王小乙将崩，甘盘受遗辅政。《书·君奭》曰：“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武丁即位后，“居殷，命卿士甘盘”。这说明武丁即位之初，得到甘盘的大力辅佐，甘盘是武丁初期的大臣。

    商王小乙子敛去世(断代工程为前1278—前1251在位)，子昭即位，即商高宗武丁(断代工程为前1250—前1192年在位)，武丁拜甘盘为相，不久甘盘去世（约前1250—前1240之间）。武丁时期都于殷(河南安阳)，土方（山西土军县）、工方（内蒙呼和浩特）、鬼方（内蒙毛乌素沙漠）、羌戎（甘肃、宁夏）、蜀（四川）、百越（湖北、浙江）、荆楚（湖北荆山）、夷方（江淮）诸国发动叛乱，商武丁与后妃妇好分兵平定各地叛乱。武丁命武将禽和甘盘率军征讨，经过几年征讨，终于将工方平服，工方的领地从此归入商朝版图。武丁时期，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其中周人的祖先，也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后接受了商的封号。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而对卜辞的迷信，也发展到了极至。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其中有近百条关于“师般”活动的卜辞。如8836片：“戊辰卜，宾，贞乎师般取于夫。”辞意是：戊辰这天占卜贞人宾贞问：“召唤师般前往夫地催缴贡赋，可顺利吗？”；又如4226片：“贞：师般其有祸？”辞意是：贞问师般会有灾难降临吗？”9478片：“壬申卜，贞：御（禦）师般妇”。辞意是为师般的妻子祈福。

    史学家考证，卜辞中的“师般”其人，存在于武丁时期。郭沫若说：“师般乃人名，它辞习见。”师般指的就是甘盘。在武丁时的卜辞中已有“王往于甘”、“王往出于甘”的记录，这里的“甘”是指地名，很可能就是甘盘其先甘蝇的封地。据卜辞（《佚》525）记载，“贞：今般死”。甘盘当卒于武丁时期无疑。甘盘是唯一一个既见于卜辞又见于文献记载的武丁大臣。

    参阅元代始修、清康熙三修之金陵甘氏族谱，在其《得姓源流》篇中如是说：“甘氏出自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育于江水，因以为姓。其后有若甫、若甘、若许、若齐、若纪、若怡、若向、若申、若吕，皆姓之后，或列为诸侯，或分为四岳。今读《商书·说命下》，王曰：怡小子旧学于甘盘。孔安国曰：高宗(武丁)即位，甘盘佐之，后得傅说。”

    直至商代武丁时期，历史上依然没有考证出有第二支甘氏。到东周时期，周惠王子封于甘之后，其后裔以邑为氏，才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支甘氏。自古以来，甘盘就被历代甘氏尊为始祖。其中不仅是姜姓甘氏，还有部分姬姓甘氏。那么，甘盘究竟出自何姓？笔者前文已阐明，甘盘不可能出自商朝王室之子姓，更不可能出自商朝之后的周王室之姬姓。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凡是古帝王直系血亲者，哪怕是为争夺王位被杀的后裔，几乎皆见注于史籍。在所有正史文献中，甚至在甲骨文中，至今也没有发现，甘盘是出自商、周某代帝王后裔的任何记录。更何况，甘盘是商、周以来被公认的一代帝师与贤臣，而此后所有史书，均无记载甘盘系出帝胄之说。显然，甘盘并非出自商、周之帝胄，而是夏代甘国之裔。

    此说并非始于笔者，我们可依据相关文献得到佐证。夏朝时期的古甘国，则与甘盘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字弘宪(758-814)撰，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理总志。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京兆户县西有甘亭，甘盘之国。”

南宋·罗泌（1131—1189）所撰《路史》，（这里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选录）卷二十四·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甘，京兆鄠西南五里有甘亭，甘盘之国。启扈战于此。”

清康熙初，琅琊人王相的《百家姓考略》已有明确表述：“甘。宫音。渤海郡。夏有甘国，其后甘盘为武丁师。又，周惠王弟叔带封于甘，后以为氏。秦有甘罗，汉有甘延寿”。从其体例来看，对甘氏分作五个层次加以表述：一，以古代姓氏读音对“甘”进行了标注；二，注释甘氏主要源出之地；三，最早的一支甘氏出于何时、何地、何人；四，后来的一支甘氏又出于何时、何地、何人；五，最后列举甘氏之古贤。然而，仍然有人不考其体例而肆意曲解，错误地将其第四、五层表述合二为一，并再次将所有甘氏古贤归纳为姬姓之甘，其愚昧手法是直接导致讹误盛传的根源。

琅琊王相，曾经编辑和注释《三字经训诂》、《千家诗》等,大多已成为现今通行的版本。《四库全书》著录了他的《尺牍嘤鸣集》。王相在我国蒙学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再看今本《中华民族姓氏渊源略考》所称：“甘盘源出何姓，目前能够见到的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炳垣纂修的《安徽甘氏族谱》之记载：‘一派祖，甘盘，殷高宗师，居河内，其先为黄帝第十三子，名中，封于甘，因国为氏’。”显然，今本《中华民族姓氏渊源略考》所言有失考证，其依据的资料较清初琅琊人王相所作的《百家姓考略》整整晚了230余年。可见，其失考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3）历史进入周朝至秦统一六国时期

 周朝时的姜姓甘氏踪迹又在哪里？经初步考证，姜姓甘氏已迁徙到黄河下游的东夷之地。郭沫若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姜姓甘氏一支为什么会选择东夷作为安身之地？其中的缘故又是什么？

商周时期，炎帝姜姓后裔在今山东的势力比较大。

商末周初，姜尚在灭商建周的过程中建立了盖世功勋，成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尚被周武王封于齐，成为齐国的始祖。初建都营丘，数代后，迁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周初，姜尚封于齐。齐地在夏商时期已建有古国，并且已有姜姓后裔的活动。《史记》记载：“太公封齐，兼五侯地。”即斟郡、斟灌、莒国、薄姑、纪国五地。姜太公所封的营丘，原为爽鸠、季尉国故地。

    《左传·昭公二十年》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就是说，夏商时期淄博地区先后出现了夏商王朝的属国爽鸠、季荝、逢伯陵、薄姑等古国。根据《左传》的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已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据现代著名学者李白凤《东夷杂考》记载：薄姑是少昊之后，殷商时爵位为“伯”，赢（营）姓。我国古代氏族因地而名，薄姑氏赢（营）姓，因面勃海，而称“勃国”（薄姑）。据《万姓统谱》记载，伯陵出自姜姓，炎帝裔孙，名陵。商朝初年封于逄（今山东临朐县一带），建立逄国，为伯爵位，又称逢伯陵。到了武丁时期，姜姓一族的甘盘为帝师和辅政大臣，可谓姜姓一族已开始受到商朝的器重。《左传》杜注：“逢伯陵，殷诸侯，姜姓。”《左传》韦昭注：“逢公，伯陵之后，太公之祖，殷之诸侯封于齐地。”

    据《齐国建都滨州210年考证》下引《山东古国考》：“商周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存在过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又说“太公的封地，从蒲姑氏接收而来。”这说明，在姜太公封齐以前，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姜姓方国，杞、莱、淳于国和名不见经传的其国都是。薄姑国（今滨州地域）因于逢伯陵，也是姜姓侯国。逢伯陵的封地因地处齐水（即济水），故亦称为齐国。《春秋》曰：“济，齐也。”现在鲁北有齐河县和古齐东县便是历史的说明。《山海经》中也有北齐之国为姜姓的记载。卜辞里有许多证据，殷墟文字甲便有一片文白：“庚寅卜，在齐（水）。”彼此比证，姜太公受封以前，古河滨地区便为姜姓统治集团长期所占据，并早有齐水、齐地、齐国、齐州、齐名。由此可知，历史地看，姜太公因薄姑国不是初封齐，而实际是复齐。

    还有，禹帝时期，分封同姓族人十二人为王，成为诸侯部落，部落王以国为姓，其中之一叫斟灌氏，他的属地称为斟灌国。古斟灌的国土大致在云门山以北，渤海以南，东西大致在今天的白浪河和淄河之间。尤其是斟灌这一名称，其地理位置一直比较固定，自古至今从没变过。到了商末(断代工程为前1046年)，西伯侯率八百诸侯灭商纣之时，斟灌国的姜姓也积极参加。姬发灭商纣之后建立了西周王朝，周武王随后封建诸侯，将原斟灌国的姜姓淳于封在州邑，为公爵，史称“州公”，国都位于汶河北侧的花莲山一带(今山东安丘)，被中原诸夏史家归列为“东夷”。州国与莱国、纪国等其他姜姓国互为邻国。可见，夏商时期的姜姓已聚居于今山东一带。周武王时的州公，就是姜姓伯夷苗裔淳于氏，与甘氏为同宗近支，同为伯夷长子太岳之后。州国亡国后，其族人以原国名称州氏。后来复国，名淳于国，仍为公爵，成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小国。春秋初期，由于淳于国与姜姓齐国也是同宗近支，故而依附于齐国，其实就是古州国的延续。淳于国最终在公元前722年被杞武公吞灭，国君淳于公被迫弃国逃往同宗的齐国。这个历史事件在《春秋》中已有记载。淳于国亡国后，其族人以原国名称淳于氏。

上述考证亦能说明，姜姓甘氏一支所以会迁徙东夷之地的原因。

    虽然，历史上已对姜姓裔族徙居东夷作出明确记载，夏、商、周以来，其裔族主要聚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得到了相应的佐证。在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姜姓方国，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但是，如何能证明甘氏一支也在其中？根据金陵（丹阳郡）甘氏唐代墓志碑文所云：“其先出自有夏，暨甘盘种德，作师于殷；甘罗树行，立名于秦；戊（甘茂）以坚白，徜徉七雄之地”。又云：“自齐之楚，实为贤相之家。移秦仕吴，更是将军之后”。上述甘氏唐代碑文，虽短短数语，则基本涵盖了甘氏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到东汉时期的全部世系，以无可置疑地刻石铭文记录传世。其碑文内容明确表达出的史实：第一，金陵（丹阳郡）甘氏就是源自夏朝甘国的一支；第二，东周之甘茂就是商之甘盘的嫡裔；第三，甘氏其先居于齐，甘茂才可能“自齐”迁徙楚之下蔡。第四，甘茂与甘罗先后为秦国左相和上卿：第五，东汉以来的后裔有甘宁，仕东吴，拜为折冲将军。两晋时期的后裔有甘卓，为镇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荆州牧，追赠骠骑将军。时至唐代，其后裔甘元柬为鸿胪卿兼检校右金吾大将军上柱国、赠兵部尚书、曹国公。其长子甘昭袭其父爵，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派遣朝散大夫试司宾少卿护军曹国公甘昭为正使，传诏册封金城公主为其长女。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上自朝廷，下至百姓，都非常考究门第阀阅，尤以晋唐为盛。无论是选拔人才、出仕任官、升降褒贬，以致婚姻嫁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官府也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保存及审定编篡相关谱牒文书，民间称其为“官谱”，可谓等级森严。由此可知，现代出土的唐代墓志碑文，清晰记述丹阳郡甘氏的世系，当然其可信度较高。可以说，甘氏唐代古碑澄清了以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填补了甘氏家族史的空白，其意义重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中，也保存有对甘氏祖先的相关记载，历来被视为各家修谱之重要依据和史料来源。

    然而，据笔者考证，并参考相关史籍后发现，《史记·甘茂传》对甘茂与甘罗的记载在辈分上存在疑误。参见笔者论文：“试析《史记》「甘茂有孙曰甘罗」之误”。（即将发表于核心刊物）另外，上述论文由于受刊物篇幅所限，如“张仪、樗里疾引甘茂见秦惠王”“甘茂奔齐”至“卒于魏”、“甘龙与甘茂”、“甘德与甘茂”、“燕太子丹入质于秦”、“甘罗事吕不韦为庶子”、“李斯投秦为吕不韦门客”等相关历史事件的分析考辨，未及详述。现将相关资料简略补充如下，仅供参考：

 （一）张仪（?－前309）举荐甘茂

  《史记》记载，张仪曾举荐甘茂觐见秦惠王。张仪是魏国大梁（今开封）人，魏国贵族后裔，曾随鬼谷子学纵横之术。其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秦惠文王九年（前329），由赵西入秦，惠王任为客卿；前328，出任秦相；前326，惠文王任其为将，率兵攻取魏的陕；前325，率军攻取魏的陕县（今河南陕县）。同年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前323，被免去相位；前322，任魏相；前319，魏人公孙衍出任魏相，仪被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再任秦相国；前316，惠王遣其与司马错伐蜀，取胜，旋即又灭巴、苴。张仪下令筑江州城（今重庆渝中），第二年（前315）离开江州返秦；前313，再辞秦相位，向南入楚游说楚怀王与齐断交，楚以相印交；前312，惠王遣甘茂佐魏章略定汉中地。分三路出兵，东路由樗里疾统率，从函谷关进入韩的三川地区，助韩对围攻雍氏的景翠进行反包围；中路由庶长魏章统率，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发，经武关，到商于之地反击进攻的楚军。西路由甘茂统率，从南郑（今陕西汉中）出发，向东进攻楚的汉水流域，配合魏章一起攻取楚的汉中。攻取了楚汉中六百里地，设置汉中郡；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前往楚、韩、齐、赵、燕等国进行游说，使得五国连横事秦。同年，因功封得五邑，封号武信君；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惠王卒，武王即位，出逃魏国，再任魏相；秦武王二年（前309），卒于魏。当简略了解张仪在秦时的时间及相关事件，可基本看出，张仪举荐甘茂觐见秦惠王，是在其再次出任秦相国之后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当在公元前315年—公元前313年之间。

 （二）樗里疾(?-前300)举荐甘茂

《史记》同时记载，甘茂是由张仪和樗里疾共同引见秦惠王的。樗里疾是秦孝公的庶子、秦惠文王的异母弟。秦惠王八年（前330），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周慎靓王四年(前317)，为庶长，率军败韩、赵、魏联军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韩将申差，斩首8万余，因功晋升右更。秦惠王二十五年（前313），秦王任命樗里疾为将军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将军庄豹，拿下了蔺邑。公元前312，惠王遣甘茂佐魏章略定汉中地。分三路出兵，樗里疾统率东路，甘茂统率西路。公元前300年，樗里疾卒。

 可知，樗里疾与张仪共同举荐甘茂觐见秦惠王，必须是樗里疾与张仪同时都在秦国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时间上看出，当在其公元前317年为庶长，并因功晋升右更之后，以及在公元前312年，惠王遣甘茂佐魏章略定汉中地之前。

     （三）“甘茂奔齐”至“卒于魏”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委托苏代请秦关照其妻与子）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苏代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前301年—前284位17年）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齐王把甘茂留在了齐国，秦国也免除了甘茂全家的赋税徭役来同齐国争着收买甘茂。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驩。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蜎，对曰：“不可。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战国策》中的《楚策一》、《楚策二》、《魏策》等分别记录了楚怀王欲相甘茂于秦、魏的行动。《魏策》各章，是魏襄王前期魏国的主要政治家，政治态度倾向于反楚亲齐、秦，前311年田需死后代其任魏相邦，据（前306）甘茂亡秦之后，樗里疾死（前300）之前。这期间甘茂寄居于齐，而齐王有相甘茂于魏的意图。从策文中还可以判断此时楚与齐、魏的邦交尚维持正常，则又必在前303年齐魏韩攻楚之前，即前305年—前303年之间。有策士为甘茂说楚怀王，正是想利用楚怀王趁翟强死之机扶植在魏代理人的想法，为甘茂的东山再起创造机会，从结果来看未能成功。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魏襄王(前318─前296在位)，继任魏昭王（前295—前277在位）。甘茂在魏襄王时期（前303左右）来到魏国，约卒于魏襄王晚期至魏昭王初期。

   （四）甘罗与“燕太子丹质于秦” 

    《史记·甘茂传》中记载，文信侯因请张唐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则借口辞赴相燕，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罗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今吾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

依上文文信侯之言：“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我们来分析一下，燕太子丹入秦为人质的大约时间。

燕太子丹（－前226年），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太子。《资治通鉴》卷六（始皇帝上）记载：“初，燕太子丹尝质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质于秦，王不礼焉。丹怒，亡归。”意思是说，以前太子丹质于赵国期间，曾与赢政友善。当赢政继位之后，太子丹来到秦国为人质时，秦王赢政并没有把太子丹放在眼里。所以，“丹怒，亡归”。

    根据《资治通鉴》所言：“王即位，丹为质于秦”。赢政13岁继位是在公元前247年，次年为秦王赢政元年。燕太子丹入秦为人质，当在此期间。甘罗由吕不韦引见秦始皇，并派他出使赵国。按赵悼襄王元年来算，从燕太子丹入秦为人质，到甘罗出使赵国，中间已有四年。从时间上看，此与文信侯所言“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质矣。”也基本吻合。也就是说，当甘罗出使赵国时，燕太子丹还在秦国为人质。甘罗因此才对赵王这样说：“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则伐赵，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也。今王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由此可知，甘罗出使赵国的时间，当在赵悼襄王在位的公元前244年－公元前236年之间。

 （五）甘罗与李斯（前284年—前208）

 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李斯曾与韩非一起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唯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即秦始皇）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表《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秦王政十年（前237），吕不韦死后，秦王为驱逐吕不韦的客卿下了一道逐客令，所有非秦国国籍的人一律离开秦国。李斯也在被驱逐者之列。李斯凭借《谏逐客书》得以复职，“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而甘罗此后则不闻于秦。一说约在公元前234年，韩非在秦被“李斯、姚贾害之”，嗣后甘罗隐退。据此可知，甘罗“事秦相文信侯”，是在李斯到秦国为吕不韦门客的公元前247年左右。甘罗出使赵国约在公元前244年，此时甘罗十二岁。到秦王下“逐客令”的公元前237年，甘罗约二十岁。或延续到韩非被李斯、姚贾所害的公元前234年。甘罗于此期间内为秦上卿，已二十四、五岁，当已立室娶妻。至于甘罗的去向，为何史料突然中断了对甘罗的记载？根据甘氏谱牒记载，甘罗离开秦国，隐居于下蔡，后卒于下蔡。当地亦有甘罗墓，并建“二贤祠”纪念甘茂、甘罗。后“二贤祠”扩建为“四贤祠”，增祀管仲、鲍叔牙。

 （六）甘罗与吕不韦的关系

 《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罗曰：“君侯何不快甚也？”当今流传的《战国策》以北宋曾巩重校定的三十三卷本为古，三十三卷本又以南宋姚宏所校《续注》本为善。清嘉庆十九年（1814），黄丕烈的“士礼居”覆刊宋剡川姚氏本。南宋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称鲍本。姚本称：“少庶子”，官名。甘罗，文相家臣也。鲍本称：庶子，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罗，茂之孙。《正》曰：索隐引策甘罗事吕不韦为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误。鮑本又称：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为太子官。补曰：新序楚莊王蒞政云云，中庶子闻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即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卫鞅为公叔痤庶子，甘罗事呂不韦为庶子。则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当时家臣亦有此名，非复周制矣。

    “少庶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指各国卿大夫的臣属中年轻的家臣。卿大夫家的总管叫宰，宰下又有各种官职，总称为家臣。后亦泛指诸侯、王公的私臣。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又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唐初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注：“家臣，若今诸公国官及府佐也。”所以，在《战国策》中，甘罗对吕不韦以臣自称，曰：“臣行之使之行，使张唐往燕国。”“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显见，甘罗是吕不韦的家臣。

有人根据《战国策》所云，将其理解为甘罗是吕不韦收养的“庶子”。《史记》已有明确记载，甘罗为秦左相甘茂嫡传后裔。因此，吕不韦与甘罗之间根本不存在嫡出、庶出的父子关系，不能将“少庶子”解释为吕不韦的庶出之子。但吕不韦与甘罗之间表现出的亲密关系，也非同一般卿大夫与家臣的关系。根据笔者考证，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同宗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有些宗族还可包括更多的世代。西周、春秋社会情况的文献记载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其起源则可追溯到更远的世代。古史记载，夏王中康失国，其子相曾奔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斟灌氏、斟寻氏即夏王宗族。据统计，商代铜器上的族铭文字有六七百之多，有些族铭文字是复合的，可能表示是某一较大的宗族的支派。众多繁复的族铭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商代奴隶主贵族阶级中宗族林立的情景。《左传?定公四年》中关于周初分封诸侯的一段记载，其中提到成王分周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又提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显然，所谓“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在商代早已存在。一个宗族又会分裂为无数小的宗族或家族而漫无统系，因此要强调“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也就是大宗要永远受到宗奉。作为宗族的核心和象征，必须垂之永久。实际上宗族中人口蕃衍，同出一始祖的子子孙孙不可能永久聚居一处，过若干代必然有迁居他处的。当然，迁居他处的某一系在名义上与故国旧家大宗仍会保持一定的联系。同一始祖的所有子孙则敬侍大宗祭始祖，这也就是《白虎通?宗族》讲的“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伯夷，齐太公之祖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根据清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之一，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考证：神农生帝魁以下二十字，各本脱，今依单本。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

    《许姓公谱》亦载：伯夷公，名噎鸣，为舜四岳之官，治理天下有功受封於吕，太岳传芳自此始。噎鸣公生六子：长太岳、次邰氏、三墨氏、四竹氏、五孤氏、六伯氏。太岳公生有子十一人：长簿氏、次甘氏、三州氏、四向氏、五随氏、六先龙、七申氏、八吕氏、九岳氏、十宗氏、十一苪氏。

据《吕氏渊源和家谱世系研究》记述，秦王政11年（前236）吕不韦撰《吕氏世谱序》云：自康公吕贷“东迁海上，吕氏之存者寡矣。公子进几而作亡命奔韩。今距公子进五世尔。……下至于今，凡二十五世，作《吕氏世谱》以贻后人。”吕不韦自谓是吕尚的二十五世孙。

   上述史籍、谱牒所载均已表明，甘氏与吕氏同为伯夷之子太岳之裔。也就是说，吕不韦与甘罗的共祖为太岳，同属岳族之后。由此可知，吕不韦无论是从同族共祖的意义上，还是从相国、文信侯的地位上，都有可能对本宗族后辈加以提携与呵护。因此，甘罗既是吕不韦的同宗，也是其“家臣”。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如李斯等人那样的普通门客。所以，吕不韦在秦始皇面前极力举荐甘罗，而不是荀子的学生李斯，并促使甘罗十二岁即为始皇上卿。“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昔甘茂之（曾）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原先报赵，请许遣之。’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甘罗。”“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正因如此，当秦始皇下“逐客令”时，甘罗则无疑受到严重牵涉。即使在“逐客令”很快被废除之后，甘罗也深知自己已失去继续在秦国为官的可能性，必须就此归隐下蔡，以求自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就可以理解，《史记》对于甘罗的记载为何戛然而止的原因。或许，当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也无法断定甘罗的确切下落。

 （七）关于甘龙与甘茂

  参考《史记》【索隐】：甘龙，“孝公之臣，甘姓，龙名也。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后”。这一说法目前尚查无史据。甘龙在秦献公（前384—前362在位）时主政并长期领国。献公死，孝公即位（前361—前338在位）。秦孝公三年（前359），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大臣甘龙、杜挚等极力反对。商鞅全面变法时甘龙虚位，静观其变。甘龙为秦国上大夫，后为太师。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进行变法。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至边关，欲宿客舍，店家怕“连坐”不敢留；欲往魏，魏人亦不愿留。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史记》中并未记载甘龙的生卒年代，据其在秦从政的经历，约在秦孝公时期已去世。

     虽无从考证索隐所注：甘龙出自“春秋时甘昭公后”是否真实，但仅依照史书及相关注释所云，甘龙与甘茂之间似乎是缺少了一种同族的亲密关系，甚至不如《史记》对吕不韦与甘罗之间亲密关系的记述。从现有的史料及个人认知的情况来看，其一，甘龙很可能是以周王室姬叔带后裔旧贵族的身份担任秦献公、秦孝公的上大夫，而此前的甘茂家族并没有仕于秦的任何记载；其二，甘龙长期居住在秦国，而甘茂家族则长期居住在齐国，尔后又迁下蔡；其三，当甘茂入秦之初，并未受到王室旧贵族的礼遇而获得较高官职，他完全依靠个人的智慧与军功得到晋升。可以设想，若甘茂与甘龙之间确实存在近亲血缘关系，在《史记·甘茂传》中必然有所反映。如果二者为同族之人，又先后同为秦国重臣，再加上后来的甘罗，可谓世代显著于秦。如此精彩的史实与显赫的家族，司马迁又岂能忽略不记？由此看来，甘茂与甘龙的家族背景不尽相同，也很难将他们以同宗共祖相联系。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为什么《史记》索隐仅仅对甘龙注解为“甘昭公后”，而对甘茂的出身却没有任何注解？至此，二者并非同宗之“甘”，这种可能性已基本显现。尽管如此，甘龙与甘茂依然被后世学者统统列为甘氏之古贤，而甘氏各家谱牒也照抄不误，也统统将他们录于谱牒，以示对古贤之敬畏。可以说，凡甘氏之古贤，皆得到了所有甘氏的尊奉。可见，天下甘氏和合融洽，并非始于今世。

    不过，笔者不得不指出修谱中的弊端。综观各家甘氏谱牒的世系吊图，频见胡乱编造而杜撰出的“完整吊图”。谱牒之修，贵于本原，耻于冗伪。“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见《庄子·外篇》）。虽然由于历史的原故，我们无法完整地将所有先祖一代不缺的列于世系吊图，但可经过审慎考证后备注于谱端谱末，切忌人为随意取舍。更不可不加严谨考证便以一己之见发出妄言，胡乱“呼吁”各家甘氏“重新认祖归宗”。若此，虽初衷于敬祖，反贻误于子孙，后世之乱自斯而始，罪莫大焉！

 （八）关于甘德与甘茂

     西汉学者杨雄（前53—公元18），仿《论语》作《法言》。而为《法言》注释全书的是汪荣宝(1878-1933)，其书曰《法言义疏》。在《法言义疏》中，有关甘德的记述如下：【或问：“星有甘、石，何如？”〔注〕甘公、石申，夫善观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也。”〔疏〕“星有甘、石”者，史记天官书云：“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集解引徐广云：“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引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汉书艺文志亦作“楚有甘公”。史记张耳陈余传：“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笔者注：一说，此相星者为汉之甘均）。集解引文颖云：“善说星者，甘氏也。”索隐云：“天官书云齐甘公，艺文志云楚有甘公，齐、楚不同。（未知孰是。）刘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按：《潜夫论·志氏姓》州、蒲、甘、戏、露、怡皆姜姓也，则甘与齐为同姓。盖本为齐人，后家于楚欤？续天文志、隋书、晋书天文志皆以为齐人。】

    《史记·天官书》、《汉书·续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皆认为甘德为齐国人。《法言义疏》认为：“甘与齐为同姓”，是指同为姜姓。可见，大多史书对于甘氏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当然，也有认为甘氏是楚国人的。首先回答，为什么认为甘氏是齐国人？因为姜齐吕氏与甘氏同为姜姓四岳之裔。甘德与甘茂的先辈居于齐国，概因与姜齐为同姓之族，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回答，为什么会有人认为甘氏是楚国人？经笔者考证，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年），齐康公死，姜齐绝祀，姜姓族裔相继外迁而散居各地，甘茂家族也迁居到了楚国下蔡。甘氏唐代墓志碑文亦确认，其家族“自齐至楚”的一段史实。甘德与甘茂当为同时期迁徙的甘氏家族成员。由此缘故，历史上才会出现或称甘氏为齐人，或称甘氏为楚人而不相一致的说法。同时也印证了《法言义疏》中“甘与齐为同姓。盖本为齐人，后家于楚欤？”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甘德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前367—前334），经考证，甘德在此时期已观测到木星的最后的卫星“木卫二”；也有专家考证认为，甘德的活动年代当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威王于前356—前320在位、齐宣王于前319—前301在位。齐桓公时始建稷下学宫，到齐威王时进一步扩建，在齐宣王时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当时诸子并作，云集齐国稷下，展开百家争鸣，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鉴于上述两种说法在年代概念上存在重合，笔者认为甘德的活动年代应介于前356年—前301年之间，而主要又在稷下学宫的顶峰时期比较可信。于此时期，则与甘茂（约前339出生—前306奔齐）大部分的活动年代相重叠，二者之间在活动年代上也比较接近。如此看来，甘德或许略早于甘茂。至于甘德与甘茂之间在家族中的确切关系，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就姓氏源流发展的总体而言，炎帝后裔的流传衍播，脉络清楚，次序井然。他們遗传至今的后裔血脉，绝大多数可以比较清楚的追溯到炎帝的当初世系。这在我国，的确同黃帝世系一般，如瓜引蔓，条分缕析，绵延不绝，是世界民族发展史上奇观。

总之，吾族甘姓成族，由来有自，世系来历大著。子孙益众，瓜瓞绵绵，分支别派，各自成族。昭目统纪，忽隐忽现，有所缺录，难以辨别，幸承先世遗留之纪载，亲疏有节，世系代代相续，不至泯灭。谨将吾甘氏源流考承，先后撰录，以待后考。（此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