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产生于2700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

　　春秋时期，农具改进，人民有余力开垦荒地为私田，从而耽误公田的耕作，于是政府就把公田分给人民作私田，然后按亩征税。最早按亩征税的，是齐国的管仲。管仲又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专卖的价格包含了盐税，这在历史上也是最早的。按亩征税与食盐专卖，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实力，齐桓公因此称霸诸侯。

　　2400年前的商鞅，把百步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仍然户耕百亩却扩大了1.4倍，仍然按亩征税却多征了1.4倍，同时也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秦国因此成为强国，一百多年后，秦王嬴政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六国。

　　秦统一六国后加重劳役，导致农民起义，二世而亡。秦并非加重税收而亡。

　　刘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至文景之治，赋税劳役减至三分之一。刘邦到文景，70年内，食盐由商人经营，政府征税，税却较轻。汉武帝征匈奴，军费紧张，就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不让商人经营。政府把商人的利益转化为国家利益，既得利又得税，但并非苛税。

　　东汉光武帝刘秀废除食盐的政府专卖制度，又让商人经营，政府只征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而政府专卖，时而放开让商人经营。

　　从春秋到南北朝，历史跨度1200年，这期间，盐税固然重要，但没有土地税、人头税重要，那么食盐的价格就不会太离谱。盐价的高低，可用粮价来衡量。一个载于史册的说法叫“斗米斤盐”，即一斗米可换一斤盐，价格折算为10:1，但这是最高的比例，最低可至5:1。

　　接下来，隋代和唐代前期，不征商业税，当然也不征盐税，那么盐价就很低，以至“斤米斤盐”，可是好景不到200年。“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截留土地税、人头税不上缴，朝廷财政捉襟见肘，这时盐税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食盐又实行政府专卖，加价10倍，又变为“斗米斤盐”。

　　“斗米斤盐”说的是粮价与盐价之比，并非具体价格，当一斗粮食从几十钱涨到几百钱，那么一斤盐的价格也会涨到几百钱，这时穷人既吃不起粮，也吃不起盐。粮价上涨是因为缺粮，而盐价上涨并不是因为缺盐，海盐、池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涨价是因为垄断。被政府或巨商垄断，盐有暴利，那么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制贩私盐。政府必然打击走私，而私盐贩子必然武装走私。若私盐贩子聚众揭竿而起，必得饥民响应。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黄巢就是私盐贩子，私盐贩子颠覆了大唐王朝。

　　五代十国，各自为政，战争频繁，税赋加重，盐税更重，盐价更高。有政府专卖，也有商人向政府缴纳重税后的专商，竟也有政府配卖的。配卖，就是在青黄不接时把盐配给百姓，但百姓必须在夏收、秋收后按价缴纳盐钱或粮食绢帛。如此，旨在阻断百姓购买私盐，但阻而不断。久而久之，政府不再配盐，却照收盐钱或粮食绢帛，这就转变为税收。一个新税种由此产生。

　　宋代延续五代税制，食盐专卖、专商、配卖，因地制宜而实行，私盐泛滥也与之相伴，法不能禁。

　　盐税决定盐价，盐价决定百姓吃盐量。唐末、五代、宋代，500年间盐价奇高，百姓吃盐量却与以前同，人日均三十几克，盖因低价的私盐泛滥，百姓吃一部分高价盐，也吃一部分低价的走私盐。

　　元、明、清依然专卖、专商、配卖，但与以前所不同的最大特点是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盐价因此比以前更贵，粮价盐价之比为10:1算是便宜的，20:1很正常，40:1不少见，史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安徽粮价盐价之比为45:1。因此，百姓吃官盐减少。同时，官员出于个人利益打击私盐更卖力，那么百姓吃私盐也减少。于是人日均吃盐量减至十几克。减少吃盐，利于健康，竟是官商勾结盘剥百姓使然。无言，无言!用现在网络语言来感叹，就是呵、呵、呵……

　　新中国实行食盐政府专卖，旨在确保最低盐价，以至低于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