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思维特征(非洛)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同时又是思维的产物和集中体现。语言是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是话语活动的系统资源。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都与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离开思维的语言，也没有离开语言的思维。人的思维是由语言决定的，什么样的语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我们往往不是自己在思维，而是语言在思维，是语言推动我们思维。语言与思维是一而二，二而一，相互循环制约的。语言是一种由语言单位组合而成的网络式的形式系统，它就象是一张偌大的渔网；思维的过程就是渔夫撒网的过程。汉语蕴含的思维方式是东方国家最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历来，地球被人为地分成了东西两个半球，形成了迥然有别的语法系统乃至迥然有异的文字系统；形成了两种迥然有别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思维方式，造就了不同的文明世界。
汉语凝结着汉民族的思维成果，蕴含着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主体反映客体的相对稳定的形式，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也是思考问题的稳定的方式。思维方式是不断演变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原始时代的思维方式，古代的思维方式，近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系统的整体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等等。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无形的体现在自己民族的语言符号之中。汉语符号（汉字）是纪录汉语的工具，是表意文字，理所当然的蕴含着特定的思维方式。它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特征，思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具有形象性，直接性，创造性，运动性的特点。形象思维早在古人那里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人类最先运用的思维方式。人类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科学实验，艺术创作和欣赏，都离不开形象思维。语言的创造和交流也是如此，语言是思维的产物，首先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汉语符号是形象思维的结晶，深深的普遍的蕴含着这一思维方式。汉语符号是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甲骨文，钟鼎文里就有许多图画意味极浓的图画文字。据专家研究，两种文字还不是汉字的最早源头，距今约六千年的陶文，与甲骨文极其相似，也有许多图画文字。汉语符号的各种结构原则（六书）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而形象思维是基础的基础。汉语造字法运用六书，其中象形法的基础，其余的五种方法都是象形字的再创造。所谓“象形”，就是绘制出与事物大致相像的形状，不可能完全相像，这里存在着强烈的心理感悟作用。比如人的形体不怎么像现在的“人”字，倒是更加的像现在的“大”字；为何取“人”不取 “大”，完全取决于主观心理感悟，事物的客观自然属性是不重要的。
东方易学领域里的“万物类象”是汉语思维象形法的典型。所谓万物类象，就是根据“相像”的原则，给万事万物归类。“相像”与否虽然也与事物是自然属性的辩析有关——它们必须有相像的自然属性的辩析，但事物的属性是多角度的，取哪一种角度作为“相像”的依据，就具有强烈的心理色彩。同一事物，随着观察的角度不同，可以有千变万化的归类方式。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常见的万物类象表里看出这种归类方式的心理性。
　另一方面，同一事物可以因观察的角度不同而类不同的“象”。例如：一个杯子上有缺口可类兑卦，其形圆可类乾卦，其把柄可类巽卦，其质地可类坤卦，静止不动可类艮卦，敲上去叮当作响类震卦，盛有水（或能盛水）可类坎卦，其颜色可能类离卦，这得看我们从哪个角度上去观察。
象形字是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写照，整个都是象形符号。象形就是象物之形，它显然是依照事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但又不同于绘画，它对客观事物已经作了必要的概括，具有符号性。汉语符号中的日月水火人牛羊马都是这样的象形字。指事字一方面“视而可识”，初初一看，便知道点画线条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又“察而见意”，进一步细加体察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指事字也是象形的，大部分指事字都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指事符号而形成的，虽然有一部分符号是比较抽象的，但它多半依附在象形符号上，与象形符号一起形成新意。与象形无关的指事字也是有的，不过比较少，微乎其微，不起决定作用。会意字是两个以上象形字的组合，它的形象特征是很明显的。会意字有三种类型，一是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如“分”字，从八从刀，这是合并两个象形字。二是并列或重叠相同的字。如“隹隹”，是双鸟，是“一对”的意思，由“双鸟”会意。三是反写或倒写一个字。如“叵”字就是“可”字的倒写。形声字，一半是义符，一半是声符。义符是表意的象形字自不待说，声符虽是表声的，但它本身独立成字时仍然是象形的表意符号。六书中形声字字数最多，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三。可见，形声是用的最普遍的造字法则。无论是象形象声，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转注是利用语根造字，而语根是表义的独体字。假借是不造字的造字，利用原有的字型，灌入新义。
由字转化为词，同样蕴含着形象思维。汉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复音词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许多词的原始含义是具体的形象的，抽象的含义是后来逐渐赋予的。即使变为抽象的词，它的形象特征依然存在。总之，汉语符号整个具有形象的特征，每一个汉字都有鲜明的形象。书法家笔下的汉语符号，都是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象是一个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它们是大师的作品，生动的体现出作者的人格和艺术风格。因此，欣赏名家书法尤其重要的要运用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
系统思维：系统观认为，任何系统都是有其内在结构的统一整体，整体性原则是系统思维的核心。系统思维在古代东方是独具特色的，汉语符号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汉语符号有其独特的结构系统，它是以一个一个方块的形体为单位的空间结构。不仅是汉字多至六万，有六万个形体，但它的结构是有规律的，它是由笔画组成的，是一个笔画系统。汉语符号的笔画又是由点和线组成的，可见，汉语是空间语言，而不是时间语言。构成汉语符号的笔画还有偏旁，就是说，汉语符号不仅是由笔画组成的，而且是由偏旁组成的。汉字有独体，合体之分。独体汉字除单独成字外，又能与其它汉字组成合体汉字，于是独体字就成了一种偏旁。大部分汉语符号是由偏旁组成的，它有自己的组合规律，形成偏旁系统。按许慎的说法，整个偏旁系统由540个子系统（部）组成，每一个子偏旁系统用一个字做标目，那就是 “部首”。部首也是偏旁，是为首的偏旁；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在一个合体字中，做为标目用的是部首，其余的只能是偏旁，而不是部首。由此可见，汉语符号是由笔画和偏旁构筑起来的系统结构。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它的笔画偏旁总是有规律的组合在一起。系统思维也是学习汉语符号时遵循的原则，人们总是一笔一划的学习汉字，牢记它的部首偏旁结构，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最后在记忆里建立起一个汉语符号系统，作为思维的工具。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系统结构。汉语里面的多数汉字，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素。古人通过“复合式”造字法方法，创造了许多汉字，即一个字由多个义符或义符加声符组合而成，形成一个系统结构。一个汉字本身就象是一个词组；汉语的“词素”背后还有“元词素”，甚至“元元词素”。　以“仁”字为例，“仁”是会意字，所谓 “二人为仁”。这里的“仁”是词素，而“人”和“二”是“元词素”；“二”本身又有两个义符，即两个“一”，“一”成了“元元词素”。为什么“二人为仁” 呢？要解释这一点，就要调动汉语形态里许许多多观念才能说清。汉语的最大和最小的语言层次性成了一个循环的语言结构。
汉语是“整合”的语言。汉语的声调体现了整合的原则，汉字的读音重在声调，用声调来区分词义。而声调不是单一的语音要素，它是音强、音长和音高三种语音要素的综合体，汉语把这三种音素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汉语特有的声调。古汉语利用声调的变化来区分不同词类，而词的音素是不变的。由此可见，汉语语法的最主要特点是整合。汉语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合，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万物是一体的，庄子说，“道通为一”。世界只是一气的变化，它们是同一本体之化。易经和五行都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
中介思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都是有中介的，是互为中介的。汉语符号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普遍的蕴含着中介关系和中介思维。笔画与笔画之间，偏旁与偏旁之间，字词与字词之间，都是互为中介的。首先，在独体字中，笔画之间相互搭配，协调一致，紧密联系。每一笔画都有自己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不能离散，不能分开。在合体字中，由于偏旁相互中介的作用，原来的独体字发生了变化，形状大小也和原来不同。独体字在这里变成了偏旁，它的含义已不是独体字的含义，有了新的内涵。独体字原来是表现个别事物或个别属性，变成偏旁就不同了，如果是部首，它表现一类事物或事物的共同特征，而其他偏旁，只表现个别事物或事物的个性。合体字的含义不是一个偏旁决定的，而是由所有的偏旁共同决定的。书写合体字要照顾到它的结构特点，偏旁的大小和位置要恰如其分，搭配要合理。
从字过渡到词，同样蕴含着中介现象。单音词与复音词是互为中介的，复音词是从单音词发展来的。复音词中的合成词内部的两个成分之间也是相互中介的，它们不再是单音词词素之间的关系，而是复音词内部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它们或者是偏正结构，或者是主谓结构，或者是动宾结构，或者是并列结构。合成词构成后词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合成词的意义更加完整和丰富；有些原有的词素的意义已经消失，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意义；有些只有一个词素起作用，另一个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仅仅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存在；有些词的词素由特指变为泛指或由泛指变为特指。对于这些词不能仅仅根据词素的意义来理解，要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来辩证的理解。
另外，词的本义与引伸义之间也是互为中介的。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意义，词的引伸义是在词的本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义。不论词的引伸义有多少，它们都与本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与本义没有任何关系的引伸义是没有的。一个词几经中介和引申，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但细致分析，与本义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的。
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也会改变它的意义和用法。名词动用，动词名用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些都是中介的结果。一句话经过中介可以变成一个句子的成分，而失去了完整的意思，只起句子成分的作用。
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就是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去认识事物。汉语符号是朴素辩证思维的产物，同时也蕴含着朴素辩证思维的观念。首先，符号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笔画与笔画，偏旁与偏旁，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文化的艺术的力学结构。其次，在汉字的结构中，分为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结构几种情形，这里包含了矛盾关系。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同时又有主次之分，并且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后，汉语符号是变化的。符号的构成部分（笔画与偏旁）的地位是变化的，同一偏旁在不同的汉字中可能处于上下左右中间的不同位置。位置发生变化，它的含义也随之变化，如“日”部的字，部首日的位置不同，合成字的含义也不同。如“早”，“晌午”，“暮”三字表明一天的三个时间。汉字由图画演变而来，图画线条变为笔画，繁笔字演化为简笔字。字体也几经变化。
词的结构与词意也是演变的。由单音词到复音词，词意随着社会的发展总是被赋予新的内涵。比如“网”，最初指鱼网，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它成了最时髦的词， “网络”，“上网”，“网上”，“联网”，“网页”，“网址”，“网吧”等等是人们时下常见的词汇。而有些词消失了，废止不用了。汉语符号是辩证思维的杰作。
汉语是一个自指性系统，就是说，许多语言现象是并列的，相互依赖的，相互指向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汉语语法采用辩证思维方法，处理各种语言现象的关系。语言是语义和语音相结合的形式系统，汉语选取后者，但是语义的确定体现了辩证的原则。从汉字的结构方法可以看出来辩证思维的特征。汉字一共有六种造字法，它们就是六书——象形法、指事法、会意法、形声法、假借法和转注法。每一类造字规则里同时还采用了多种灵活的变通规则，这许许多多规则相互依赖，甚至相互矛盾。以形声字为例，形旁为“义符”，表示该字字义大致的类别，声旁为音符，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可是“形符”和“义符”的确立都没有一定的规则。　同时，声旁和形旁的位置，也没有一固定的规则。由此可见，汉语符号的确立体现了变易的，变通的原则。
汉语追求语言构件的对称美——和谐美。汉语的对称是整体性对称，是整体内部两个部分的对称。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称对成。汉语将声调分为“平调” 和“仄调"两种，平调的特征是“扬”，仄调的特征是“抑”，平声与仄声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一种对偶对称关系，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有的对称观念。矛盾方面统一的原则，即和谐的对称法则是构建宇宙的基本法则。一切自然现象都体现了和谐的对称原理：天体运行、四季递嬗、月相盈亏、昼夜交替、心律起伏、女性来潮……，它们都有周期，而周期就意味着对称，意味着和谐。能量守恒定律与物质不灭定律背后的数学基础就是对称原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证明了宇宙是对称守恒的。在自然科学里，对称原理是自然科学理论构建的基本法则：数学的相等式，物理的方程式，化学的反应式，植物和动物的结构……哪一门学科离得开对称？人文科学里的任何学科也离不开对称原理。就拿艺术门类来说：美术的构图、建筑的设计、音乐的节奏旋律、诗歌的音乐美……其中的对称现象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为万物之灵，人类的语言以及人类的思维，能够离得了对称原理吗？
不变或者稳定性是对称的本质。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对称——“对偶”式对称，在人的心理上形成了不变性。中国人最常见的阴与阳、黑与白、冷与暖的之类对称，如经典的太极图中的黑白阴阳鱼的对称等等；这种对称完全是以人类的心理感受作为其对称的基础的，它只出现在人类的意识世界之中。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某些西方物理学家开始对东方式的对偶性对称引起重视，并被称为“超越常规的对称操作”。汉字的结构就是一种对称性结构，声符与义符，偏旁与部首，上下左右内外，都存在着对偶对称关系。任何结构的两方面的能量不可能是均等的，它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任何对称现象中，一定有不对称的缺口存在，我们可称之为“对称性自发破缺”。拼音字母的作用是记音的，拼音字母本身却是一种“象形字”。汉字的字根象形字里也存在“对称性自发破缺”。象形字虽然是义符，可不能没有读音，我们同样需要给这些为数不多的象形字配上读音；配上读音之后，象形字根同时又成了形声字里的“声符”。可见，在表义系统的逻辑起点上，所谓的“义符”字根不可能是纯粹的“义符”，而是“义符”和“声符”的统一体。
求异中之同和求同中之异同样是辩证思维方式。同异关系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同”是事物的共性，“异”是事物的个性，世界上的事物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是同类事物总是有一些共同特征和属性的，人们总要发现这些特征和属性。同时，个别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人们总是能够在同类事物中区分出个别事物。这一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也是造字遵循的原则，汉语符号既体现了同又体现了异，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汉语符号的部首即形符象征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如“木”部汉字的共同特征是“木”，“火”部汉字的共同特征是“火”，“水”部汉字的共同特征是“水”， “心”部汉字的共同特征是“心”。等等。同是一类事物，它们之间还存在差别，汉语符号的其他偏旁就是表现差别的。如同属于“木”类的东西，松柏杨柳各个不同，“公”，“白”，“易”，“卯”这些偏旁表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部首帮助人们认识一类事物的共性，认识事物的类与属的关系，其他偏旁帮助人们认识某一事物的个性。求同就是归纳，把同类事物加以归纳，从个别到一般，概括出普遍特征。汉字的部首符号，就是归纳的结果，它象征事物的一般。求异就是演绎，从一般到个别，从事物的共性到事物的个性，对于汉字来说，就是从部首到其他偏旁。认识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综上所述，可见汉语符号是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又蕴含着这些思维方式。六万多个汉语符号—方块字是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的活化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祖先的智慧创造了方块字，而方块字又创造了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