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虚静说得最多。但是在他之前，道家的老子也谈过虚静。
    《老子》第十一章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所谓“涤除玄览”，即摈除内心的杂念和妄见，返照内心清明的本性。“览”当为“鉴”，镜也。内心深处清澈如镜谓之“鉴”。
    又《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静”、“虚”均指心灵空旷宁静，“致”、“守”意为保持，维护。紧接上文，老子又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用现在的语言破译：万物纷纷芸芸，但最后都归其根本，归根就是所谓的“静”，静就是复归本性。
    老子的“虚静”思想有两层意思：
    一是讲的人生修炼，通过排除杂念，也就是内在的私欲和外界的干扰，而达到人的本性的复归；二是讲的人生态度，所谓复归是要复归到人的本真无知和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去。以上两点都是从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上讲的。
    司马永光认为：老子的复归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便形成了两种特征性的思想。其一，就人的内在的主体性实践这一方向作复归。人心原本清静圆满，因后天种种欲望与知识而被骚扰，故应舍弃人欲以复归原本清静圆满；其二，就古今此一时间之推移，作历史方向之复归。以‘过去’为‘道’之完全实现之至德之世，‘现在’为堕落下降之不完全时代，自不完全的‘今’复归于完全的‘古’”；第三是从心理学角度讲的注意力集中。
    可见老子的虚静论首先而且主要的不是仅仅讲注意问题，而是讲人生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回归本真，亦即复古，是目的，而集中注意只是手段。
    这样，“虚静”说从一开始就带着无为复古的色彩、以及复归自然的倾向，这里的自然是指人和社会的本真状态。这对后世的审美态度和创作时的准备心态的美学中的“虚静”说有着很深的影响。
而把老子“虚静”说中无为和归于自然一面加以发展的是庄子。
　　庄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对“虚静”说得最多，“虚静”理论是他的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解读庄子的“虚静”理论之前，首先让我们对庄子的人生哲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庄子的人生哲学的起点是对现实的恐惧、厌恶、反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生命的担忧、焦虑和恐惧。庄子的时代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是一个“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一个“轻用民死，死者以量乎泽”的时代，对这个时代，庄子是极为厌恶的，而对自己的性命又是极为恐惧焦虑的。庄子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于社会的厌恶，对追逐功名之辈的厌恶。
　　世俗的追逐名利、丧失人格、媚谗权贵，如此等等都是庄子所极力反对的、厌恶的。《庄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对于做官、对治天下之类问题的不屑，如《应帝王》中天根问无名人如何治天下，无名人说：“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预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渺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汝又何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的确，庄子的避世厌世确有反异化的一面，有其“非桐梧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酮泉不饮”的高洁人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厌世和避世具有浓厚的无可奈何的命定论和“全身保真”的保命思想。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些话以前似乎都不怎么被读者们注意，而我认为却是理解庄子的关键。“知其不可奈何”，这就说明庄子的避世、逍遥、无为并非出自本性，而是无可奈何而自我安慰。“无可奈何”的东西决不可能是真正相信、心甘情愿的东西，决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声，而是一种“以理化情”的办法。庄子是痛苦的，焦虑的。所以，《庄子》一书中几十次出现“忧”字，决非偶然。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字是“死”字。“死生亦大矣”，这在庄子的时代是十分自然的，“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可以说，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庄子，并构成庄子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庄子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庄子》一书，大谈保全生命的策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延年”等等。诚然，中国哲学家对于人死后的命运极不关心，他们认为询问死后的世界是没有用的，因为甚至连当今的世界都无法很好地理解。但这里又有区别，孔子连死本身也不关心，不担忧，而且其原因是他过于关心世俗道德问题，而死在他看来没有实用意义；但庄子对“死”却大谈特谈，他不关心治国，而关心个体的性命及其价值。
　　庄子对生死和功名似乎都很超脱：“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但是恋生和入世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所决定的，庄子虽圣亦不免洗，于是为了以理化情提出了相对论以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大小成毁都是相对的，是非亦然。所以庄子欣赏向往的是“未始有封”，更无是非判断的混沌古彻。而这一切相对之中是最为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死生的相对：“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
　　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呢？为什么还要劳命伤财地去追逐名利呢？为什么还要忧虑呢？于是让我们无为吧，让我们彻底放弃竞争吧，让我们彻底地忘却吧！于是乎又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乎”，等等。《庄子》一书有不少赞叹之辞都是献给那些残陋者的。其实，在这些言词之后隐藏着的都是庄子心中最最沉痛的感情，赞美残陋，是因为越是美好有用的东西，就越是短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忘”。
　　“忘”，则是他表达对于丑陋的社会的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反异化”等等；另外，“忘”，也是为了保命，为了去忧。之所以说是最高明的“忘”，是因为连“自我”都“忘”了，这时的人，就成了没有情感、不知身体之存的“至人”：“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心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祈，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
　　这种“忘”，实际上正是“虚静”论的核心内容，不但功名、事业、外物等均可忘，就是自己也彻底地忘了，没有形体、没有心智、没有感情。这种境界就是所谓的“物化”，也就是“心斋”：“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达到了这种“心斋”、“坐忘”、“物化”的心理状态后，就可以进入一种“游”的境界。《庄子》一书言“游”者，妙矣！大家请看：“吾师乎！吾师乎！螯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复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矣。 ”“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终，……”“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至为致命，此其难者。”“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木焦而不热。”
　　这是多么绚烂多彩的文字啊！多么奔放的激情啊！多么心满意足的逍遥自在啊！然而，这种达于游的“真人”、“至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不正是他的不生不死吗？不正是他的“登高不愫，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本领吗？但问题的核心是，庄子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种“至人”的形象？是为了反异化吗？我认为，牵强附会地作如是回答也未尝不可，因为庄子确有如上文所说的“非梧桐不止”的高洁在。但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庄子恐怕根本不知道异化为何物，更重要的是，庄子并没有从社会和群体的角度、从实践的角度认识异化和异化的克服。如果联系庄子的时代以及庄子全书作全面的分析，我认为，庄子塑造游于无穷的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火一般煎熬着他的焦虑，是焦虑所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当然，庄子的焦虑并不仅仅是怕死，还有就是对社会动荡不安的畏惧，对现实人世种种不合于他的理想的现象的忧虑。但是，至少在这点上应该是相同的，即以 “忘”和“齐物”、“游”来解除心中对这一切的厌烦、焦虑，追求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衡，而这种自由和平衡本质上是消极的甚至是变态的。
　　如上所述，庄子以焦虑为起点，经由“虚静”的中介而达于游的终点的人格完成的历程，是以压抑和虚幻的合理化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而实现的，因而庄子的人格和心态就表现为一种压缩性、内聚性的人格和心态。
    另外，庄子的“虚静”论，还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感官知觉的否定和对感官的心智能力的推崇。庖丁说：“始臣之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解牛之始是用一般的肉体感官，因而看见的不过是普通的全牛；三年以后不见牛了，这不是说牛真的消失了，而是指从对牛的感官知觉上升到了一种似乎神秘的心灵的把握，这时感官不起作用而全凭“神行”。这种超越感官而达到神遇是庄子的一贯思想。庄子认为人的感官不能把握普遍的“道”，只有从感官超越道“神”才能把握“道”。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道”是无形的，所以人的肉眼无法看见，传道与得道便不可能以肉体感官进行。又说：“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那么，“道”如何才能把握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超感官的“神”、“气”，而“气”则有待于“虚而待物”的心态，即“虚静”、“心斋”。
　　这样，作为感官知觉的“虚静”就又回到了作为人生态度的“虚静”，后者对前者有直接的制约作用。庄子说：“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耳”，甚至此处的“心”都是肉体感官，相当于庖丁所以说的“耳”，为庄子所不取。而“气”有似于“神”，是精神的神秘力量。“技”大约只需肉体感官即可，“道”则须有赖于“神”，而庄子是把解牛之类的活动当作“道”看待，所以要能成功地解牛，光靠“技”是不行的，必须有“神”而进入“道”。可见庄子并不仅仅从技艺的角度认识艺术，而且还把艺术提高到人生问题的高度。“气”是心灵活动达到极纯净的境地，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
　　因此，庄子的“神”、“气”又神秘又不神秘，它们不过是清除杂念以后的主体的空明觉心，它能把握超越个别现象的“道”。那么道是什么呢？“道”就是那普遍存在的看不见摸不着、无所不在地支配万物的实体和法则。这种“气”，实际上也就是指纯粹的知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从庄子以“虚而待物”，以“心斋”等释“气”来看，“气”有赖于“忘我”以及“去知”。“忘我”和“去知”的结合就是“坐忘”，也就是“心斋”。庄子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忘坐”。可见达到“坐忘”境界两样功夫必不可少，一是忘掉自己的存在；二是摈弃知识，即彻底摆脱与对象的认知关系。这样，也就能够同“ 大通”同一、融合。这是庄子一贯提倡的放弃人的一切主观欲求和概念、是非判断的世界观在知觉理论中的具体化。而放弃欲求与放弃知识常常是密不可分的。欲望籍知识而生长，知识也常常以欲望为动机；两者是在互相推长的关系，同时也是在互相消除的关系。离行即含有去知的意味在里面；去知即含有离形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在坐忘意境中，以忘知最为重要。
　　总之，庄子的“虚静”论有偏于人生态度的价值学内涵，也有偏于观物心态和审美知觉的心理学内涵，这两者的关系不可分割又各有侧重，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依据，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