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先生在《于今为笑古为义》一文中谈了春秋宋人的骄傲。宋襄公实力不济,梦寐称霸,不看对象,拘泥礼法,导致泓水之败。败则败矣,而襄公仍喋喋不休纠缠于“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的古法,因襄公是个骄傲的人,是个有身份的人,象楚蛮子的作为,他是看不起的。其实岂止襄公,很多宋人都有这种情结。
宋是殷商后裔,中原古国。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周灭商,是正义对非正义的征服,也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看似矛盾,实则合理,因前者是对道德而言,后者是对文化而言。殷商后人在文化上的骄傲,使他们浑身洋溢着浓烈的贵族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既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礼仪社会),又近乎顽固乃至迂阔。他们有一种心理优势,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其他国家,象上海人看乡下人。对先祖周公制定周礼而后世以奉行礼义出名的鲁人,也要象阿Q那样说一声,我先祖的先祖比你们厉害多了。故当时流行的说法,要观礼,到鲁宋。
宋宣公死前立下遗嘱,不立儿子与夷,而立弟弟宋穆公。一方面是为弟弟贤,更主要的是符合殷商兄终弟及的礼法。虽宋作为周之诸侯,这种做法已属少见,但宣公立弟不立子自有其良苦用心,即想传达一种信息,要重拾对殷商传统道义和礼法的尊奉。而宋穆公做得更漂亮。穆公临死,又将君位让给侄子与夷,而使自己儿子冯出居郑国。国君之位绕了个圈,又回到宣公后代,成了古礼兄友弟恭的典范。故《左传》作者借君子之口赞叹曰:“命以义夫”,这就是所谓的讲道义啊!
现世对孔子有很多误解(孔子也是宋人后裔)。其实孔子提倡遵古礼,但要合时宜。偏于后者,则礼崩乐坏,偏于前者,则多成迂阔。如上述襄公所为,则缺少变通,形同迂阔。而宋人还有更极端的。宋共公夫人伯姬,寡居三十多年。春秋不象宋明,女子一定要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妇道相对宽容,再嫁也无限制,嫁个两三次极为平常。夏姬曾嫁四夫,当时也没人说她是淫妇。象伯姬如此恪守妇道的,在春秋反倒显得另类。伯姬是鲁人,鲁人嫁宋人,伯姬浑身的细胞都浸透着礼义。一夜宫中大火,宫人劝其出宫避火,她说古礼“保傅不俱,夜不下堂”,竟亡于火中,连当时正统的舆论都说“女而不妇”,叹息她拘泥礼法太过过份。
过份归过份,这样的社会总是不乏人们向往的,尽管近乎死板,毕竟是大义社会。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假如人人如此,不就成了桢祥和乐、百福咸臻的和谐社会么?岂止和谐,简直堪比人间天堂了。但且慢!事实是,同样是这个宋国,竟也同时发生着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悲剧。
宋戴公之孙华父督,路遇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之妻,被她的美丽所震惊,“目逆而送之”,情不自禁用目光迎视她又看着她走过去。时华父督为太宰(宰相),孔父嘉为大司马(军事长官)。华父督遂利用宋殇公十年十一战而民多怨言,来广布舆论,将责任归咎于孔父嘉。随之突发叛乱,杀孔父嘉,夺其妻。又因孔父嘉是殇公的托孤大臣,殇公自然发怒,华父督又杀了殇公。臣弑君,这还了得!鲁齐郑陈大军一时齐集边境,打算讨伐华父督。华父督搭准了诸侯脉搏,重赂诸国。“为赂故,立华氏也”。贿赂的妙处自不待言,不但打发了各国军队,各国还承认了华氏叛乱的合法性。
华父督无疑是个狠角色,但不久他碰到了一个更狠的角色,他由肆无忌惮的狼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羊。宋国将领南宫万以勇力著称,宋鲁乘丘之役,南宫万被俘。时勇士为人所尊崇,宋国请求鲁国释放了他。某次,宋闵公和南宫万下棋,君臣为棋争执。闵公嘲笑南宫万,以前我敬重你,现在你不过是鲁之俘虏罢了。南宫万被闵公戳到痛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棋盘将闵公砸死。大夫仇牧赶上来,南宫万反手一击,齿入门扇,头如齑粉。遇华父督,又杀之。事后逃陈。宋人赂陈,将他灌醉后用犀牛皮包裹送宋,被斫成肉酱。
春秋初期,社会已是一片乱象。但象如此仅为一念之差,而毫无顾忌杀人弑君如杀鸡的惨剧实属罕见,其残忍程度绝不逊于当时任何一国,连空气中都弥漫满血腥味,其情状又与人间地狱何异?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宋国,但确确实实发生在宋国。一个国家,两种极端,礼制与无序,忠诚与背叛,温良与暴戾,天真与邪恶,同时并存,天堂与地狱只一线之隔,我们实难解释它的成因和历史根源,也很难理解它的国民性。或许人性都有其复杂性,都有其两重性,就如天体中存在太阳和月亮、地球上存在白天和黑夜一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人所标榜的礼仪之邦并未实现,所追求的商汤盛世也未出现。下面是同一战役、同一时段中发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可以作为上述主题的注脚。
宋郑大棘之战。宋人狂狡追逐郑人,郑人逃入井中。狂狡既不“狂”也不“狡”,按战场上公平决斗的古礼,用戟把他拉出井。郑人可不管这一套,反过来把狂狡给俘虏了。狂狡真是比襄公还襄公!羊斟是给宋军主帅华元驾车的,开战前华元宰羊犒劳士兵,羊斟没吃到。等到开战,羊斟既不象“羊”,也不“斟酌”,说了句羊是你作主,车是我作主,驾车直接进入郑军,导致华元被俘,宋军惨败。一块羊肉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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