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辨体与溯源：咏史达情的诗骚传统
咏史诗，顾名思义是以歌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一
类诗歌作品。朱自清先生云：“《楚辞》的' 引类譬喻' 实际上形成
了后世' 比' 的意念。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 咏史、游
仙、艳情、咏物。” 这四类诗有一共同点，即托诸他物以言情，但
若细分起来，它们又有层次与程度上的不同。就咏史诗而言，有
的只是单纯吟咏本事，或曰“正体”；有的则重在抒怀寄托，谓之
“变体” ；其实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体诗，不能笼统地一概
而论。这类作品在处理史实、运用史料方面（即在史体与诗体的
取舍上），表现出由史向诗过渡的趋向，是古代诗学观念逐步成
熟的表现。就目前所见文献，《文选》应是第一部将咏史作为一类
题材的诗文选本，其中诗分23 类，但分类标准有些“淆乱芜秽”：
献诗、赠答，是从应用角度划分的；公宴、租饯、咏史、游仙等，则
据内容而分；其中所选咏史类诗共10 题21 首：有直接冠以“咏
史”之名者，有以所咏古事古人为题者，还有卢谌的一首《览古》
亦归入此类。另外，还有内容为咏史，但因是乐府旧题而归入“乐
府”者，如鲍照《白头吟》、颜延之《秋胡诗》等。纵观《文选》咏史类
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为直接描述史传、典籍中的人
事，一为借史以抒怀；后者虽与“咏怀”类作品有内容上的交叉，
但本着以篇名归类定体的原则（尽管存在一些问题），总体上是
不会因内容之故而导致类别归属无序的，就如乐府类作品，无论
如何也不会被划分到乐府诗之外而与该诗内容相符的门类中去
的。以体为先，在尊重体、类规范性的前提下再以诗就体，咏史诗
才能相对自由地扩大其内涵， 摆脱刻板描摹史事的框架而向比
体发展。
众所周知，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咏史”名篇的作品出自东汉班固，兹后创作日盛，成为后世文人乐用的题材。其实，以历
史人物或事件为吟咏对象， 其源可肇自二千多年前的“诗骚”。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等记载周人起
源、文武开疆称王的民族史诗， 从题材上说应属最早的咏古之
作。但其皆以述史叙事为主，是以诗歌形式记录的古代历史，与
后世所谓的咏史诗还有较大差别。纵观现存的上古作品，与后世
咏史诗有较为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当推战国屈原之作：如《离骚》
者，“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
颠陨” ，作为一篇抒情言志的爱国主义作品，诗中穿插着作者对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咏叹、评议，并成为其表达政见、叙写怀抱的
有机组成部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
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
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将古贤帝与暴君作比，其对楚国前途之
忧，君臣遇合、举贤授能的美政理想都于咏史间自然流露；同样
的，《天问》、《九章》中亦不乏类似的咏史段落。故从字面义来理
解，这种借古言志、咏史达情的内容和写法，实已开后世咏史之
先河；当然，作为一种正式诗体的创立，还应归功于东汉班固。
2 班固咏史：在文学与史学之间
关于班固的《咏史》诗，钟嵘《诗品》云：“自王、扬、枚、马，词
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
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
史》，质木无文。”指出了其在“东京二百载中”沧海遗珠的诗歌
史价值，同时亦以“质木无文”批评之，且千百年来几已成不易之
论。全诗如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
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
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
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之，为
太仓公淳于意之女缇萦救父的事迹作注。另，《文选》卷三六所载
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歌《鸡鸣》于阙下，称仁汉牍”
之句时亦引此诗，二史料均出于唐代，来源应可靠。有论者认为，
班固并非只是单纯咏史，而是在诗中寄寓了其身世之慨。诚然，
在班固的一生中，曾有过两次入狱经历：早年因被告发“私撰国
史”而下狱，赖其弟班超上书申辩，被释；晚年又因“不教学诸子，
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阳令种竞而被捕，直至最后死于狱中（事见《后汉书·班固传》）。故据以推测，班固可能是第二次下
狱后，有感于其子不肖而累及自己，借咏缇萦救父事抒恨。但若
将其所咏内容与历史记载中的本事相较，可以发现，班诗基本上
是在简单地敷衍历史故事， 很难将其同班固的身世联系起来。
基于此，这首咏史诗只能算是五言诗形式的韵文，文字间还缺少
诗人的情思感慨和诗歌的含蓄韵味，在艺术表现上还不成熟。从
这一点上说，钟嵘说的“质木无文”还是比较客观的。但他也没有
一味批评班固，正如逯钦立诗集在此诗标题下所引：“孟坚才流，
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应是就末二句“百男何
愦愦，不如一缇萦”说的。实际上，班固《咏史》诗的意义，不在于
其思想内容或艺术水准， 而在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诗歌史价
值。
研究者普遍认为认为，班固是在接触、整理汉乐府民歌时，
受其影响，孕育了五言新体诗的意识，才创作出了迄今文献所载
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实，班固从汉乐府民歌那里所继承的，
仅是五言诗体的形式，民歌之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并未对其诗
作产生多大影响；不论从指导思想、还是谋篇布局上，他都是按
照自己的文学理念（确切地说是儒家诗教的原则）去写诗的，这
或许便是其《咏史》诗所以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之缘由。
班固的文学创作主张，在《两都赋序》中表述得很明确：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至于宣武之世，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 外兴乐府协律之
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
……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
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这段话的大意为，诗歌（包括辞赋）的兴废与王朝之盛衰紧
密相联，诗以歌功颂德为主要作用，即所谓的“润色鸿业”、“雅颂
之亚”；诗歌还可以进行讽谏，即对最高统治者的过失进行规劝，
使之觉悟而改正， 其最终目的仍是为巩固封建统治， 即所谓的
“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班固的儒家诗学观贯穿
于其创作始终：在数量众多且成就较大的辞赋中，鲜明、充分地
体现着这一点，如《东都赋》所系《明堂》、《辟雍》、《灵台》等诗赋
一体，其“润色鸿业”的宗旨彼此一致，不言而喻；即使如这首短
小的《咏史》诗，咏史述事，即事明理，讽谏劝诫之意、理性说教色
彩也甚是明朗。
再从创作手法上看，《咏史》借鉴了辞赋先劝后讽、前铺陈排
比末归之要旨的逻辑结构。全诗前部用大量篇幅铺陈史事，细节
生动、首尾俱全，至末二句才发为感慨、意含劝诫，表明作者之态
度，与赋的笔法何其相似。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评相
如辞赋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 然要其归， 引之于节俭， 此亦
《诗》之讽谏何异。”他本人也亦有意识地走《诗经》的讽谏之路，
在此诗中，以细致详实的史实避免了相如“虚辞滥说”之不足，又
于结尾生发感叹，达到“曲终而奏雅”的讽谕之旨。同是叙事，班
固之《咏史》与汉乐府也有所不同：一叙事以说理，一叙事以抒
情。前者取材于远离现实的历史事件，时空距离感较大；后者则
多针对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人或事，即兴而作，率尔成篇；前
者理智、平实，“观风俗，知厚薄”的意味浓，后者“感于哀乐，缘事
而发”，感性色彩强。显然，班固作诗的路数是近于汉赋而与乐府
民歌大异其趣的。
综上， 班固的咏史诗是其作为文学家和史学家双重身份的矛盾结合的产物。一方面， 他对于新兴的五言诗体是积极接纳
的，并能大胆地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这体现了他自觉、进
取的文学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史学家保守、正统的观念又促使
其在尝试新的文学样式时有所保留。这样，雅正的内容与通俗的
形式进行了奇特组合，虽新旧交融的过渡痕迹明显，但其作为五
言新体诗从乡间走向文坛的重要标志， 在我国诗歌史上的重要
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3 左思咏史：雄健高远、彰显抒情主体
如上所述，班固的《咏史》有首创之功。诗中既歌颂了孝女缇
萦，也盛赞汉文帝废肉刑之仁政，所谓“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
刑”，“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政治意图明显；但在写法上以
叙述史实为主，显得平板呆滞、文采不足。到了魏建安时期，“七
子”中的王粲、阮瑀以及曹植等人都写有相同题材的咏史诗，所
咏均为秦穆公迫使三良（奄息、仲行、鍼虎）殉葬之事。王、阮二
诗着重铺陈三良临穴时的心态，复以环境渲染哀情、用黄鸟悲鸣
作结；曹诗从君臣际遇出发，把三良塑造成追随明主、慷慨赴死
的形象，都写得文辞凄美、悱恻感人，与班诗之“质木无文”自不
可同日而语；皎然评王诗“显责穆公，正言其过，存直谏”，与之相
比，曹植的《三良诗》则写得比较含蓄、“婉娩” 。到了正始时期，
嵇康的十首六言诗中有六首为咏史诗，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
诗》中，“二妃游江滨”、“昔闻东陵瓜”、“驾言发魏都”、“儒者通六
艺”等若干篇都是托古抒怀、具有咏史性质的作品。如《驾言发魏
都》，诗人由凭吊古吹台引发出怀古叹今之伤感，借梁王婴荒淫
失政的故事来影射魏明帝沉迷歌舞终将国破身亡。要之，魏晋时
期是咏史诗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从三曹七子到嵇、阮，借史抒怀
已成为诗人与历史互动的一种普遍方式， 艺术表现手法也日渐
成熟。到了太康时期，左思的八首《咏史》以连章之体迭咏史事，
熔建安风骨与正始诗风于一炉，开辟了咏史诗的新境界。
咏史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蕴涵着抒怀言志的成分，迭咏古
人、借史咏怀的方式也早已存在，其实，在左思之前有相当一部
分咏史性质的作品已颇为成熟，左思只是以更加明确、自觉的创
作，将其组诗冠以“咏史”之名，继承了班固以来咏史诗的成果又
加以发展变化。胡应麟就看到了左诗对前人的承袭：“《咏史》之
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
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
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 这是对其《咏史》在审视历史
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境方面的成就给予的高度评价。论者言三
代至晋，咏史诗在太冲手中为之一变。究竟“变”在何处？ 最显著
的特色应该是咏者个人形象鲜明，即抒情主体存在感的凸显。纵
观八首诗，如“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
军”之语，感情激切显豁，强烈地告诉读者“我”的存在。唐人吕向
谓“是诗之义，多以喻己”（见《文选》卷二十一咏史类左思诗注），
何焯言其诗“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义门读书记》卷四十
六）。的确，他不再囿于史实或历史人物的平面描述，“不必专咏
一人，专咏一事”，以“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方式，将咏史与咏
怀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诗歌创作中。
《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载左思“貌寝口讷”、“不好交游”，
傅亮《续文章志》称其“思貌丑顇，不持仪饰”，《世说新语·容止》
又云“左太冲绝丑”。联系魏晋崇尚风姿与清谈的时代风气，这些外形上的缺陷多少会给他带来心理压力；加之出身寒微，受到门
阀制度的压抑，左思有志难伸，仕途不顺可想而知。其咏史八首，
皆为托古讽今之作，即通过古人、古事揭露当时所谓的“上品无
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并驰骋自己的志向和怀抱，表
达政治上的苦闷和不平。如第二首“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
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
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
招”，以涧底松比喻有才之士被埋没，以山上苗比喻借势取高位
的世族，以七代做高官的金日磾、张汤，与汉文帝时代终生不遇
的冯唐作对比，抒发了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懑。又如第七首“主父
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
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连举汉代的主父偃、朱买
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人，表达了“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悲
哀。描写的对象不止于一人一事，而是错综人事，混成一体。“或
先述己意，以史实证之；或先述史实，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
与史实暗合；或止述史实，与己意默寓”（张玉毂《古诗赏析》），连
类引喻，调度从容。通过吟咏这些人物，诗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精
神人格风范：“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振衣千仞冈，濯足万
里流”。故而陈祚明赞曰：“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荡，洒然流咏。
……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采菽堂古诗
选》卷十一）。左思的这八首五古，或冷隽雄遒、或豪放跌宕，在寂
寞的西晋诗坛上，纵横驰骋，独树一帜，是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
建安风骨与苍凉深沉的正始之音相结合的产物。“左思风力”的
形成，虽与其个人性格、人生遭际不无关系，更是自战国时代屈
原那里一路传承下来的风骨耿介、磊落不群的士人精神传统之
体现。
左思咏史，实为咏怀，作者史为己用，杂以议论，带有强烈的
主观判断，表现出史论合一的体制特点，这为后世咏史诗开拓了
直接联系现实生活的新路。唐代以后大量出现的比体咏史诗，正
是在左思这种蕴涵寄托的咏史诗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这类诗
中，诗人在对史料的撷取上，不着意于作细密质实的铺叙，也不
直露地渲泄情感，而是选取历史的某个特写镜头，融情入景地加
以描绘，产生篇终接混茫的艺术效果，如镜花水月般不粘著、不
拘泥，王夫之曾形象地称之为“搅碎古今，入其兴会”。其中成就
较高者如李商隐之《隋宫》，融史实、情景、意绪于一体，包容性更强，意蕴更丰富，应是咏史诗之佳境。
4 小结
咏史诗应处理好具体史实与作家自身的关系： 班固谨守儒
家诗教精神，隐括史事以讽谏劝诫为旨归，其咏史诗是他文学家
与史学家双重身份矛盾作用的产物； 左思把个人身世之感写入
组诗，在将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倾注了丰富的感
情体验与人生思索。作为遣怀言志的载体兼批判现实的工具，其
诗因抒情主体强烈的存在感而格外动人。我们说，建安诗以史见
性，正始诗寓理于史，左思熔建安风骨和正始诗风于一炉，“似孟
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以雄迈之笔力陶冶汉魏，自
制伟词，不仅打破了班诗“质木无文”的特点，亦开启了唐代比体
咏史诗的繁荣。通过重点考察班、左二人之诗，或可一窥其所处
时代的咏史诗之特点： 诗人对史料进行艺术改造的自觉性不断
提高，由客观述史转向抒写个人情怀。明此，作为咏史诗发展史
中重要的一环，相较于方兴未艾的中晚唐咏史诗研究，汉末西晋
的咏史诗亦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