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经元、明至清初的发展,分布广泛,在云南各地交通沿线主要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村落。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经济交往的推动,以及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契机,加之清季云南各地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其中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回民的迫害等原因更加促成了回族分布更为分散,以交通沿线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延伸的居住新格局的出现。对云南藏区的回族而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回族逐渐适应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在强势的藏文化主导的环境中积极融入其中,在吸纳藏文化的过程中奠定了藏、回两个民族和谐、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绚丽多姿的“藏回”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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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回”由来
“藏回”其地理分布仅限于藏族地区,在中国有两大地区分布。一是,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卡日刚地区有“藏回”分布,原先民族身份为藏族,由于长期与周围的回族进行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在日常的生活中受到回族的影响,从而使得他们在文化上融合了回族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被周围的民族称为“藏族穆斯林”、“藏语穆斯林”或“藏回”,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卡日刚人”或“卡力刚人”
,此外在西藏拉萨市也有分布;另一是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县境内分布的回族群体,因为他们在生存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发生了藏族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层面上的大规模变迁,即实现了文化涵化,生长在藏族地区,受到藏族文化的强势影响,日常生活习俗相同于藏族因而被称为“藏族穆斯林”、“藏语穆斯林”和“藏回”。云南“藏回”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据
2002 年人口统计,迪庆藏区共有回族1276人,占人口总数的 0.41%,主要居住在在香格里拉县的建塘镇、三坝乡、德钦县升平镇、维西县的保和镇和白济泛乡等地也有回族分布,其中三坝乡的回族最多。
迪庆藏区回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文化和生活中所表征的民族特征上更多地借用藏族文化,并形成了一套与迪庆藏区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这些在外表上与当地藏族已没有显著区别的回族被当地群众称为“藏回”或“古格”(藏语,意为“戴白帽的人”)。但在文化核心上,部分藏回已完全失去了回族传统文化核心的宗教特征,改教信仰藏传佛教,其民族认同逐渐变更为藏族;另一部分则通过文化的协调与调适,兼容并蓄藏等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俨然保留回族文化特质,进而形成了有别于回族传统文化的亚族群、亚文化(subgroup/subculture),然而在民族认同现实中存在差异的是部分既认同自己是回族,也认同自己是藏族,在宗教信仰上也表现出重叠性,既信仰伊斯兰教又信仰藏传佛教;部分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重建起已丧失的回族传统文化,在今天表现为对回族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强烈认同。
迪庆回族为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化调适,使得他们或完全同化到藏族中,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亚回族族群文化特征两种截然不同的纬度发展,但其结果而言与云南藏区其它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巴村有香格里拉地区唯一的清真寺.

云南“藏回”的源与流
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精兵十万过金沙江到达罗裒(今维西)、丽江等地,平大理,占领云南。这是穆斯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迪庆。回族大规模进入迪庆并定居下来大约在清雍正、乾隆年间。“中甸(即今香格里拉)开发矿产最早载明代,由丽江木氏土司管。但那时技术差,规模小,并且多时官方开采。清实行改土归流后,中甸办矿业曾一度萧条,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又兴盛。”
据1997年出版的《中甸县志》记载,“清雍正、乾隆年间,大批回民进入中甸经商开矿,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甸,县城北门街被称为回民街,建有清真礼拜寺,回民宗教活动频繁”。这一时期进入迪庆的回族主要聚居在今香格里拉县中心镇北门街,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后随着距离县城79公里远的安南金矿的发现,大批聚居在今香格里拉县中心镇的回族逐步迁徙到了安南开发金矿,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回族村,“回族财富的日益积累引起了藏族的嫉妒,藏族土司和汉族地主联合杀死了当地的回族矿税官员“杨课爷”,并火烧了安南村,其中幸存的十余户回族只得逃离家园,走进了深山密林,到达哈巴雪山山腰,在现今的龙湾边和兰家村定居下来.居住在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安南村和哈巴村的“藏回”的历史记忆也都认同他们的祖先来自陕西和山西,是在清末陕西白彦虎回民起义失败后突围出来的一支起义军,一百多年前定居在香格里拉县城,并形成了聚居区“北门街”,修建了清真寺,还建立了陕西会馆。
居住在维西县的回族据传进入迪庆的历史要早于中甸的回族,并与德钦县开办矿业相关联。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发现了升平镇的马鹿场银矿,大批来自山西、陕西(他们大多自称来自的一个叫烧鸡洼的地方)的回族进入这一地区开发银矿,并定居下来。
另一支进入中甸的回民来自杜文秀起义军的余部,大约1874年前后,杜文秀起义队伍曾两次来到中甸,受到当地藏族的欢迎,据《迪庆州三百年大事资料简编》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回民起义军一支进入迪庆藏区,藏族土司头人代表到中甸江边境迎接。”
“同年八月,又一支大理回民进驻中甸。”清军对进入中甸的回民进行了血腥的剿杀,据《清实录》记载:“同治三年丁丑(1864年7月1日),又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劳崇光赛克中甸等厅城,迭获胜战各折片。杜文秀等分路中甸等处,经马如龙等进剿,将中甸、维西……个城次第收复。”被剿杀的回民起义军少数突围到今中甸三坝安南一带,至光绪年间,因开发银矿才得以定居下来的。
近代以来,进入迪庆高原并定居下来的回族因居住地的不同逐步演变为今天迪庆藏区几大主要“藏回”族群:香格里拉县建塘镇乌吕村和旺池卡村的回族族群、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的安南村(上村、水磨房村)和哈巴村回族族群(哈巴雪山下的龙旺边村和兰家村)、德钦县升平镇回族族群。
哈巴村的高处聚居的是回族和彝族,建筑格局和其他族群如出一脉.
云南“藏回”的社会文化走向
云南“藏回”近乎一个世纪的民族迁移,其地理分布及人口发展的不断演变,在云南藏区趋势藏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藏化的变迁过程,同时因为地缘、族际格局.文化互动等差异而又有着更为细化的社会文化差异及其发生更为复杂的文化变迁。
作为迪庆州回族早期迁移并形成聚集地的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原中心镇),现今已经找不到曾经回族村落的痕迹,北门“回子街”也仅见于地方史志资料中,乌吕村和旺池卡村两村因为回族人口较为密集的村落,现今也仅在旺池卡村中有一位年逾八十的马氏回族老妇女还清晰认知自己身份为回族,而其儿孙的民族认同却已经变更为藏族。据马氏老人介绍旺池卡村原为回族聚集地,新中国成立之前都还有许多回族居住,因为受周围藏族影响不断加深,近年来全村回族都已经与藏族完全一样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老人提到一个证明旺村原先有大量回族人家的重要证据为一些村民房屋顶没有插经幡,因为回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不查藏传佛教经幡,果然笔者观察村落,在一些人家的屋顶确实没有经幡。中心镇回族在屡次遭受藏族土匪追杀劫掠,人口锐减,大规模与藏族通婚的历史演化过程,同时在藏族文化与地方政治利益等影响下逐渐同化于藏族,最终实现了回族的民族身份、文化、民族意识的自觉不自觉的淡化、隐匿,直至消失,回族仅仅残留于整个村落人群的历史记忆中,同时完成了藏化的替换。
现今在迪庆藏区回族较为集中的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的安南和哈巴两村虽然两村距离不到50公里,两村有着血缘、亲缘较为密切的现实关系基础,但是两者今天却演绎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安南村内两个回族村与藏族杂居,与藏族持续通婚,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上更多的受到藏族文化影响。安南水磨房和上村都是藏族占多数的村子,其中水磨房村有35户藏族,有15户是回族;上村有45户藏族,有2户回族。这里的回族中老年妇女穿着为藏族服饰;而所有的回族男女老幼均以藏话为主要的交际语言;饮食、经济、宗教也与藏族几乎一直,部分家人不养猪不食猪肉,而有些家庭却逐渐放弃这一回族禁忌;在安南村如果不经告知是难以分辨回族与藏族的,不断的民族通婚,在外貌、服饰、住房、宗教等诸多细节都难以寻见传统回族社会的踪影,所谓的回族仅残留为回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藏回”的称谓对于安南这部分回族极为形象。安南“藏回”对回族认同不断变得模糊与支离破碎,但是在趋势的藏族文化影响下,对回族民族意识并未完全被吞噬,所以他们的文化走向为持续的藏化的同时依然徘徊于回族与藏族之间。
哈巴“藏回”同样具有着同于藏族一样的经济、饮食、住房、娱乐特征,但是哈巴没有藏族村落,民族成分主要为纳西族、回族、彝族、汉族。哈巴“藏回”仍然保留了藏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是因为其族源最初为中心镇逃难而来的回族,祖辈已经吸纳了藏族部分文化生活习俗。长期与内地回族散失联系,通婚范围主要以村内回族、安南回族为主,同时与纳西族、藏族也进行通婚,因为周围没有藏族,所以哈巴“藏回”的文化特征并没有发生持续的藏化,同时作为整个迪庆藏区回族最为集中的地区(600余人),哈巴“藏回”的回族认同和文化特征相对周围其他地区都较为明显,但仅表现为不继续被藏化而牢固的回族认同,而几乎完全丧失了伊斯兰教的民族文化内容。近期受内地回族同胞的影响,哈巴“藏回”对回族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表现为强烈的回归情绪,并于2000年经历了大规模向传统回族社会文化回归的变迁过程。因为强烈的回族认同及宗教文化回归使得今天的哈巴回族大部分都与内地回族一样的民族生活习俗与宗教特征,哈巴有着清真寺、妇女戴盖头、男子戴白帽,“藏回”特征现今仅表现为饲养牦牛、喜食酥油茶、老年妇女服饰及部分日常用语的藏族文化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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