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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访问途经上海

由海上闻人王一亭在家招待晚宴，上海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出席

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创造相对论的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均途经上海。
   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许，爱因斯坦乘日本轮船“北野丸”初次抵达上海。真是幸运，爱因斯坦一到上海，就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1921年的诺奖消息虽然迟到但值得庆贺）。作为世界科学界的顶级人物，爱因斯坦在上海受到隆重款待。听昆曲，游览城隍庙豫园和南京路等主要街道。晚上的欢迎仪式，是当时上海梓园主人、海上闻人王一亭，盛邀爱因斯坦和夫人到梓园一游并设丰盛家宴招待。

出席晚宴的有，宾客爱因斯坦和夫人爱尔莎。招待的主人王一亭（1866-1938）是当时在政治、实业、社会活动诸方面颇有实力和威望者，亦是著名海派文人画家，与吴昌硕并誉为“海上双璧”。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哈尔、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斐司德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村田。招待的名义是中国文化教育界。国人出席这次宴会的除王一亭，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的张君劢、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应慧德等人。

在王一亭家宴之前，爱因斯坦夫妇欣赏了王一亭家摆设的金石书法、古物艺术品。席间，于右任致欢迎辞。爱因斯坦博士作了简要致答辞。宴会中，爱因斯坦对十一岁的女孩应慧德赞赏备至，应慧德以流利的德、英、法三国语言和爱因斯坦夫妇交谈，并朗诵德国名人诗篇。

这一切都还赏心悦目。但等到“国吃”一开张，却引起了爱因斯坦夫妇的强烈反感。花梨木云母石圆桌，银餐具水晶杯，八大碟八小碟前菜，八热炒四大件主菜，甜咸点心16件，两道汤品间演绎着菊花蒸蟹温酒赋诗的文人传统。窗外的戏台上，丝竹声声。这样的阵势，中国人是热情有加的“特色”款待，但却吓到了爱因斯坦夫妇。爱因斯坦对上海惊鸿一瞥，这顿饭却给他带来极坏的印象。他日后回忆道：“在那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 晚宴9时结束，爱因斯坦夫妇于次日凌晨仍乘原船往日本。

请注意，爱因斯坦在评论这顿中国人的“国吃”时，用了很重的“悖德”这二个字。而爱因斯坦夫人爱尔莎则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也夸张地反映出这种奢侈浪费的惊人程度。

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发出如此严重强烈的反感？对照爱因斯坦对中国观感的日记，可见一斑。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五分钱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爱因斯坦来到上海，当他走在上海的街道上，看到“男男女女为五分钱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如果说这是受苦受难的社会底层阶级的麻木状态，那么，这个社会的高层，知识阶层，也即精英阶层，又是一种什么担当？什么精神状态呢？这顿饭，对于这位相对论大师是一道通过零距离感受瞬即破解的题目。“悖德”！民生倒悬至此，但知识阶层竟以奢侈铺张吃喝为荣！

晚宴上，主人的得意满足殷勤之态，真实而又夸张地反映出，这个民族，应该最有社会使命感，应该最有社会担当的知识阶层，却显示出最无道的“悖德”行为！

“悖德”，爱因斯坦选择的这二个字精当而充满鄙视。这顿饭，正是反映出了中国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的颠倒和猥琐。可想而知，这顿饭使爱因斯坦多么地厌烦恼怒憎恨，但是，出于礼节，他还必须陪着笑脸，体面地应酬这些所谓高雅的酒囊饭袋。

如此麻木的民众，如此价值颠倒的知识阶层，科学之光，相对论传播，对这片土地还有意义吗？爱因斯坦一定陷入了深深的疑虑和叹息！他对上海的印象非常糟糕，认为展现在面前的“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