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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简介

(2015-08-08 16:50:10)
标签:

低碳

戴利

生态经济学

环境

分类: 生态文明
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简介

赫尔曼E戴利(Herman E.Daly,1938-),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他是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以及《生态经济学》杂志的副主编;1967年获得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受聘为路易斯安那州大学正教授;1988-1994年任世界银行环境部高级经济学家,1994年任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高级研究学者。他曾获得许多大奖,包括格劳迈耶奖、海内肯环境科学奖以及“另类诺贝尔奖”。 戴利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关于静态经济》(1973)、《静态经济学》(1977)、《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1980)、《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
本书是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对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政策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也是90年代以来,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著作。在书中,作者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意义,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

经济增长一般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将它划分为数量性的物质组成(资源流量增长)和质量性的非物质组成(资源效率改进)。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既定的、非增长的、封闭的生态系统来说很小的时候(如农业社会),资源流量增长是主要的,而资源效率改进居于次要地位。当人类的经济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很大的时候,继续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再是合理的选择。这时,人类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了由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决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必然导致环境危机的出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将难以为继。此时,人类必须停止物质资源流量的继续增长,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张(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增长这个硬核必须放在坚硬的生物物理事实之上,然后用道德的锤子砸碎。关注后代、关注次人类和目前财富分配中的不公平,则提供了这把道德铁锤。”基于此,可持续发展只有在被理解成“没有增长的发展时-即在地球生态系统生成和吸收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一个由物质-能量产生所支持的持续稳定的物质经济基础和质量改善”,对经济才有意义。
在该分析的基础上,戴利1990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操作性原则,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遵循这三个原则,那么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即:(1)所有可再生性资源的开采利用水平应当小于等于种群生长率,即利用水平不应超过再生能力。(2)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应当低于自然界的净化能力。(3)将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利用获得的收益区分为收入部分和资本保留部分,作为资本保留的部分用来投资于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以便不可再生性资源耗尽时有足够的资源替代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持久生存。

针对主流经济学在环境问题上的传统缺失, 1996年戴利出版了集学术生涯大成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著作中,戴利建立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发展观俨然有别的新理论框架-宏观环境经济学,对包括国民账户消费、贫穷、人口、国际贸易乃至宗教伦理等在内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追本溯源的再思考。学术界认为其是对主流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根据戴利的观点,经济系统中存在三个根本性的经济问题-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规模(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是两个独立的目标,同时他们也大体上认同最好用价格来反映效率,而用收入分配政策来反映公平。最佳规模是第三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同时也需要第三种政策手段。”那么,什么是规模?什么样的规模是最佳的呢?“规模”这一术语是“人口乘以人均资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的物理规模或尺寸”的缩写。主流经济学范式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可以不依赖除它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无限膨胀。因此,经济规模越大越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必然受到环境再生和吸收能力的约束。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必然存在一个最佳规模,既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同时又能够为人类生存带来持久的、最大化的福利。
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共同决定了规模具有最大值,然而最大的规模并不一定是最佳规模。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企业来说,在其可能的最大规模之前,往往存在着一个最优规模,此时,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最大规模则可能是反经济的。微观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被合理地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这一绝对最佳载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称为装载线。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当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将沉没。戴利指出,微观经济学给予的启示是,扩大所研究行为的规模直至边际成本恰好等于边际收益,这就是给最佳规模下定义的条件。戴利将经济的最佳规模形象的比喻为“经济装载线”,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适当的定义和计量社会整体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而“设计出经济装载线,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生态危机,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思想,实质是将资源流量控制在生态可持续的范围内,然后提高经济系统的效率,“而来源于技术知识的改善或是对目标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规模构成的使用中的性能改善,被称之为发展。所以,稳态经济能够发展,却不能增长”。
一直以来,戴利的生态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他本人也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奥德赛式人物。1988年至1994年,戴利一度作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环境部工作。虽然戴利成功地使世行在政策和项目中关注环境问题,但他的生态经济理论却一直难以说服同僚。最终,因不满官僚作风和陈腐方针,戴利离开了世行,转就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任教。这标志着戴利从最初的信仰者演进为激进的改革派,与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镳。
戴利就像一个在荒野之中大声疾呼的无名英雄。虽然难以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却鼓舞和带动了新一代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他播下的思想种子,必将在未来生根发芽,成长为茂密辽阔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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