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份到今天，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全部沉浸在了加缪的世界中。从他的《西西弗斯神话》一直到《局外人》、《鼠疫》、《反抗者》以及他的散文集，无不被他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饱含激情的人间信仰所深深感染。瑞典皇家学院1957年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说道，加缪的作品“阐明了人类良心当今所面临的问题”。的确，他的全部思想核心就在于直接回答人间信仰这一最根本的问题。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多灾多难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悲剧，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乐观主义幻想，完全粉碎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使得战后的欧洲雪上加霜。人们对现实的苦难和罪恶普遍产生了幻灭和悲观心理。古典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笼罩一切价值观的宗教存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尼采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西方社会陷入了痛苦的精神危机中。在资本和机器永不停歇的运转下，人们发现人类自身作为主体越来越被边缘化，于是开始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终极价值，精神世界的最后归宿，如果在上帝那里得不到解答，或者根本就没有一个上帝为我们在理性的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那么终有一死的人生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在这种个体生命价值被剥夺的状态里，在“人性需求和世界不合情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中，人们普遍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状态。荒诞感的产生，宣告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理性关系彻底破裂。

    加缪是明确地将“荒诞”提升到哲学高度的第一人。他对荒诞感的描述多基于直接的生活经验，是人在生存中经验到的苦闷、空虚，甚至绝望之后所产生的情绪。加谬认为荒诞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一旦置身于一个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中，人便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陌生客了。这种放逐感无可救药，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或对天国乐土的希冀均被剥夺了。这种人与生命的离异，演员和舞台背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在《局外人》中，加缪用了精致和独特的描述，塑造了主人公墨尔索，一个对生活无比投入但又与这个世界无限遥远的“局外人”。他被判了死刑，原因并不是阴差阳错中偶然杀了人，而是在杀人之前，他没有哭他母亲的去世，检控官认为这是“毫无人性”。读者在默尔索茫惑、僵滞的遭遇中慢慢体悟到了生命存在之荒诞。《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标志着加缪荒诞哲学的建立，前者是关于荒诞的感觉，后者是关于荒诞的概念和理论。但荒诞的结论对于加缪来说只是一个起点，他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从中引出的结果和行为准则。

    由于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很多人选择了结束生命。自杀[1]便是荒诞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加缪在书中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诚然，活着从来就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自杀当事人绝望无助的人生体验，只有当我们以谦卑的心态承认这一点时，我们才有资格和可能去反思和探讨自杀的问题。那种“你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你哭泣，只能一个人哭泣”的说法，充其量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励志糖丸。加缪从不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来反思和探索自杀的对错问题，“我曾经见过很多人，满嘴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绝；我每天也注意到，正直并不需要什么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对道德的批判和他所呼吁的要理解超越善恶的人性。从这点来看，加缪和许多哲学家都不同，摒弃了探讨自杀的伦理和道德尺度。加缪认为，人生的荒诞在于它没有一种超验的意义，或至少是没有一种他可以理解的意义。“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超越其上的意义。但我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意义，我也不可能现在就知道”。这是对宗教可能提供的解释的一种否定，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和上帝不相关的世界中继续生活。

    加缪对纯粹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他的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宗教问题中。加缪在天性上无宗教信仰，但他长期关注基督教问题，如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类生命的意义，生存的原因和道德准则等。“哲学性自杀”是指人放弃现世生活，寄希望于虚无飘渺的未来天国，沉醉于神秘的彼岸世界或来世。加缪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基督教信仰的世界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基督徒只需凭藉信仰，就可以跨越鸿沟，从此岸世界跃向彼岸世界，加缪把这称之为“跳跃”。实际上这种哲学的非理性性质暴露无遗，在否定理性后走向超验物，把向上帝的跳跃作为出路。这是加缪所无法接受的。《鼠疫》里品德善良而正直的帕纳卢神父，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惟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赖虚妄的神而放弃现实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正是“哲学性自杀”。

    自康德揭示了人类理性认识能力只限于现象界后，现代人对存在价值根据的思考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以宗教信仰向终极价值的“跳跃”，如加缪所逐一批判的雅斯贝尔斯、基尔克果、舍斯托夫和现象学；另一种是承认存在的价值，但其终极根源不在于超验的神性，而是普遍的人性。加缪从荒诞中推导的反抗、自由和激情这三个结论，其中第一个乃是最为根本的。如果仅仅停留在意识到荒诞这一阶段，人就会陷入一种忧郁和软弱的境地，反抗则带来行动。举起巨石，藐视诸神，这实际上是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与命运交响曲异曲同工。关于“我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有更加明确的表述，简单地说就是“我反抗故我在”。这一命题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都是描述人之存在的经典命题。人对荒诞的蔑视和反抗本身体现了存在的价值，即人为维护自身尊严、为维护人之为人的伦理责任而表现出的高贵精神，就是人性本身。但是人性本身的依据又是什么，加缪则拒绝再做追问。既然加缪反对那些宗教哲学家们的非理性“跳跃”，既然他坚持自己存在的价值是“清醒的理性”推论的结果，那么他所笃信的以人性作为存在价值的终极根据不是一种信仰又是什么呢？他只不过是信仰人性，而不信仰上帝，用一种信仰对象替代了另一种信仰的对象，以一种非理性替换了另一种非理性。这就是加缪的跳跃。

    因此，从加缪的开篇论自杀到结尾讲西西弗斯神话，“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内心”，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可以推出加缪若有若无的结论：从荒诞出发选择反抗的人，不必以自杀否定生命，还是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西西弗斯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神话为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隐喻，它与生活在现代语境中的人产生共鸣；作为一种升华的精神，它就像亘古的钟声响彻人的灵魂深处。 “为生活得幸福而想挣钱，于是所有的努力和生命的精华都投入到了赚钱的活动中。幸福被遗忘了，手段当成了目的了”。西西弗斯的高贵之处，正是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命运，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相信“西西弗斯是快乐着的”呢？在诸神的惩罚中，加缪以强烈的自我反抗意识，超越了无意义所带来的悲剧性，勇敢地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倘若说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话，那就不会有至高无上的命运；或者，至少也只有一种他认为是必然和可鄙的命运。至于其他的一切，他知道自己才是岁月的主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过：“如果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幸福的西西弗斯是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有所不同。古希腊的西西弗斯只是服从了诸神的惩罚，做着徒劳的推举巨石一个角色。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成了精神生活强有力的象征，因为越是徒劳无益，就越是有意义，越能显示出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糅杂中生成。在与荒诞而残酷的命运进行搏斗中，西西弗斯作为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都充分显示了出来，反抗荒诞命运的斗争本身就赋予了荒诞的人生以非同寻常的意义，人类的尊严也得到了维护。

    加缪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在一个混乱、黑暗、暴力、虚无的世界中，寻找秩序、光明、人性和爱。他热爱这个世界，无论是阳光、大海还是岩石，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从他的几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文化所包含的博爱、适度、平衡的精神给予了他很大的启发。无论是加缪的前期还是后期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思想，或者是加缪称之为的地中海思想。地中海中感性的欢快与荣耀让人们时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从海滩上空旷荒凉的原始景色看到世界最初的清晨和最后的黄昏，没有人会拒绝或可以否定这个鲜活的世界。但地中海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同义词。我们大多数读者只读到加缪的荒诞与绝望，很少读到他的激情与反抗。而后者才是加缪哲学与文学的意义所在。读加缪的书是幸福的，可以同时拥有感性的丰富与理性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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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刘小枫《逍遥与拯救》一书中认识了加缪，于是就拿起了他那本著名的《西西弗斯神话》，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可惜纵观国内的几个译本，均有不同程度的遗憾，所以为了真正读懂加缪，就决定边读边译，把我所理解的加缪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出来。

    我用的版本是由Justin O’Brien于1955年翻译的，美国企鹅图书出版社（Penguin Books）2000年再版的版本。这是目前英语世界中最权威的版本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逐字逐句地比对了目前我所能找到的中译本，它们是：张汉良（台湾）《西西弗斯的神话》（花城出版社），杜小真《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沈志明《西西弗神话》（上海译文出版社），郭宏安《加缪文集》和《加缪文集3》（译林出版社），还有网络上一翻译爱好者Hooker的译文。国内正式出版的应该还有一个译本，是刘琼歌翻译的，但是我没能找到。上述这些译本，各有千秋，郭、杜和沈是从法语原著翻译的，其他两位是从英译本移译的。这项比对工作本身就很有意义，一方面可以互相确认原文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判断译文的质量高下。但是恕我直言，总体的严谨性和忠实度都有一定的问题，有些甚至有大段跳跃不翻的现象，有的冗长难懂的句子则天马行空“再创作”一番，这是对加缪原著的极不尊重。特别在考订和注解方面都缺乏投入。相对而言，还是后两者的译文质量要超过前三位。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在翻译和修订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参考了上列的中译本，不敢妄称是最好的译文，唯希望自己能在前译的基础上有些许的提高。

    这两个月的日日夜夜，我时常会想起已故翻译家罗念生先生。出于对希腊文化的爱好，他先后辗转三所美国大学，但都不为了拿一个学位，只是为了求得真正的知识。后来离开美国又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雅典深造。当时，他是唯一一名中国留学生。1934年回国一直到他去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由于学位的问题使得他的教学和职称上面受到过影响，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翻译的热情。1987年12月，希腊最高文化机关雅典科学院授予其“最高文学艺术奖”（国际上仅4人获此奖）。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翻译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