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过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已之学。

“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贴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http://s3/large/002ZnPr2gy6NxZfyRqy42曰专而已" TITLE="【曾国藩家书】求业之精 曰专而已" />

这段书信的意思是说：我想起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必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工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稍有见识，也是从感悟中得来的。偶尔用功，也不过是兴之所致悠然玩索而已，就好像没有煮沸的汤，就赶紧用慢火温，将会越煮越不熟。于是急着想搬到城内，排除一切杂念，从事克已复礼的学问。

“用功就好比掘井，与其到处去掘数口井而掘不到水，还不如专心专意掘一口井，力求掘到水，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话正说中我的毛病。我正是所谓挖井多但都不出水的那种人。

要求得学业精通，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专字而已。谚语说：“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我掘井多而无泉水可饮，正是不专的过失所致。

http://s15/large/002ZnPr2gy6NxZggOjY3e曰专而已" TITLE="【曾国藩家书】求业之精 曰专而已" />

各位弟弟总须努力攻研专业。如果九弟志在习字，也不必把其学业全都废弃，但每日练字时绝不能不提起精神去做，随时随事，都能有所触悟。四弟、六弟，我不知是否有专门的兴趣？如果志在穷究经典，那么就必须专攻一种经典；如果志在科举文章，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稿；如果志在古文，那么就必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种诗道理也一样，作笔帖也是如此，万不可以样样都做，那势必一无所能。

这封信写在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是曾国藩全集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此时曾国藩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来到京师三年半了，曾国藩的官位虽没多大迁升，长进却甚大，这长进主要体现在学问和见识上，而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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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中试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也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拜了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他常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国藩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国藩，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国藩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国藩。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国藩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并特为指出：曾国藩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国藩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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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林苑闲官生涯，便是曾国藩京师与弟弟们书信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国藩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读书贵在专心，有恒，古今一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