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乡土文化

毛概博文

王方圆

摘要：这篇文章论述了方言的产生、方言与文字的关系以及方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通过方言对诗词的影响以及形声字的造字方法，提出“古韵既失”的推论并不成立，并在古代诗歌的考证中对方言发音进行了确定。同时对方言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连贯性进行了论述。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的分析，对诗经和古代诗词中韵部的方言现象进行了研究，得出应该用方言对诗歌语言进行解读的结论。

 

关键词：方言；乡土中国；文化；诗词；文字

 

一、  乡土中国

1、      乡土社会的文化形式

在本文的论述中，提及的社会和文化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及文化形态。而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型社会，故称乡土，而中国乡土中国的极致便是老子的理想境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本文中，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来代指整个中国的普遍形态，不仅是指直接劳作于土地的社群，也包括整个古代中国的士工商等其他社会部分。

古代中国，即乡土中国，乡土一词一经提出，必然映射到土地，以及年年岁岁耕作于其上的劳者。单个的劳者表达不了诗性，他的生活全部倾注在重复的种植与收割，体现为日服一日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重复的生活模式和产生诗意的偶然性相悖。但乡土的社会是有诗性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部诗经因此而成。故诗的原本形式是歌，用方言吟诵呢喃的歌的形态，回环往复、层层叠叠。

 

2、      乡土社会成员的凝固性

在原始的自然环境下，独立的个体难以在世界上生存下去，没有来自外界的扶持，每一次疾病或者受伤都是致命的，所以结群是必然选择。而在人类最初结群的时候，采摘与捕猎并重，捕猎提供肉食，采摘保证生活底线，但人们慢慢发现，打猎过于受到季节、运气的影响，不足以支撑整个部落的生存。而把采摘发展为农耕之后，却注定只要辛勤劳作就能够有足够的收成。在极度不可控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可控性决定了古代中国必定发展成一个农业的国度。

土地是凝固的，所以注定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将深陷于土地之中。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和土地结下深缘，在土中越陷越深，直至没顶。

土地能够为勤劳者提供生活的必需品，但也要求，从中索取的人不可离开。土地的凝固因而转变为了人的凝固，由耕收的节气决定任何一户都不能离开太久。

这种停滞不仅表现在一个人的一生上——从下地到过世都由土地喂养，都付出和索取于土地。同时也表现在整个社群的凝固——祖祖辈辈皆从不离开，社群是封闭的，不需与外界交流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独的一户人家，或者一个村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而与外界的联系甚少，自成一体。凝固成为常态，而流动只发生在求援、驱逐等极度偶然情况下。

 

3、      乡土社会历史的凝固性

因为人员的凝固性，一个小村落与世隔绝，日复一日的劳作产生不了新的故事，没有记忆的必要。而从日常的琐事中又提炼不出成型稳定的历史，所以乡土社会的历史是极其单薄的，仅仅包括农耕所需的经验和关乎村落生存的重大事件。

因而单薄的历史完全可以口耳相传，任何一个足够年纪的人都掌握了一个村落几百年的所有历史。而今后的生活也缺少产生值得记忆事件的可能性。

所以实际上，每一辈人掌握的历史差别很小，并且这种差别也没有扩大的趋势。所以乡土社会的历史也是凝固的。

在极原始的母系氏族中，当一个部落成长到一定程度，当地的农业已经不足以支撑如此多的人生存，那么一部分人会跟随新的首领离开并建立新的部落。在初创期“溯回”是较为频繁的，因为需要从母系部落中获取处理问题的经验，但一旦这个新部落稳定下来，这个联系就会慢慢淡去。所以这种联系并不足以打破凝固的本性。

 

4、      乡土社会文化的凝固性

文化是一群人对生活和历史达成的某种共识，是一个普遍概念。一个人独特的思想或看法不能称为文化。因为人员和历史都是凝固的，所以每一代的文化也相对稳定。

外在表现在对祭祀、节日的庆祝方式的稳定性，以及语言的稳定性。还有更隐性一些的表现在与对某一状况的处理方式趋于相同——比如月食、雷雨等等。

 

5、      乡土社会的语言特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语言是相对僵化的，对某些事物的表达形成了定式，而这些定式来源于以往达成的共识。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极易因自己的典故、习惯而形成独有的表达形式，也容易因为隔离而产生对语调和发音的改变。同时，在表达时对某种肢体或表情语言的配合也容易从一个人蔓延到整个社群，从而通过对表达方式的影响改变语言的特征。

 

6、      不需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对历史没有记录的诉求，因为历史单薄，可以由口耳相传完成传递。同时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语音表达，不需要落到纸上间隔传递，所以对文字的诉求很低。再则说话时可以加入肢体、表情等因素，并且语气也对表达大有影响，这样的语言在表达成文字后会有极大的失真。所以乡土社会最初是不需文字的社会。

同时因为口语的语法是灵活的多变的，但固话为文字后就必然得遵循更加严格的文法，这种不不便性也成为文字无需产生的理由

二、  方言的产生

1、      语言的初现

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通过不同声调和长短的啼叫表达信息，这种简单信息的传达方式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成为同种群内通用的信号。

但当“劳作”这一行动产生之后，“经验”的传达成为必要的工作。一个人成功的经验需要扩散到整个群体，同时传递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单声啼叫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更复杂的交流形式被开发了出来，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并不像现代的科学发明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语言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基础的因素，词汇，但没有固定的语法，奠定这个语言的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也就是把啼叫抽象为具有实意的语汇需要较长的时间。

 

2、      语言的产生

而当一定规模的语音体系形成之后，语言的形成要简单并且迅速得多。

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非洲黑奴以及黄种人被大量运往美洲，在海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航行中，为了防止出现暴乱，把黄种人和黑人分散交杂囚禁在一起。这些人的语言不通，但慢慢可以通过一些肢体语言和一些发音进行简单沟通。

但当他们的孩子们出生，并开始学说话之后，孩子们迅速整合了两种语言的特性，萌发出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语法及其复杂，发音繁多，并且他们可以用这套语言非常好地互相沟通。

因而语言的产生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需要千百年的过程。语言的产生可以在一代人迅速完成，但如果要让一种语言在一定地区内具有泛性，则需要较长的磨合时间，因为语言必须是发生在一个社群相同的经验上，社群越大，包含所有人的经验越复杂，发生语言的共同基础就会越优先，所以语言必须趋于简练。将复杂的语法和发音简化，才能在一定数量的人群中达成共识。

 

3、      隔离与固化

就如之前提到的例子，形成的新的语言体系不妨也认为是一种方言。方言要产生必须要有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这种环境可以保证这种语言在稳定下来之前不会受到其他语言体系的影响，降低被同化而失去独立性的机会。因为如果出现广泛的沟通需求，语言中独特的“典故式”的语言会迅速减少，因为这样的语言无法在某个固定的圈子之外使用，同时语言语法也会向极简发展。

在一个隔离的条件下，由于没有其他语言的影响，每当遇到原有语言中无法很好表达的情况，便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发音来弥补空白，这就是方言的独特性的产生点。同时，为了简化表达，很多为大众所知的事件会被典故化，形成固定的表达，成为方言的一部分。

 

4、      地域的影响

地域对语言的影响并不只在地理隔离作用。自然环境也会在方言体系中留下痕迹。

以较大的历史观来看，在南部山林地区，人们为了捕猎对鸟鸣的模仿，以及高音在山林中更有穿透性和辨识度等原因，使云南方言，特别是在与越南接壤的地区方言发音更偏向舌前部，且嘴唇气口更扁，所以方言更婉转，快速连贯时有歌意。

而在北部陕西地区，发音则更偏舌中后部，因为在平原地区扩张性更好。同时天气、自然环境塑造的地区人物性格，也体现着发音时开口较大，出气较急。

三、  方言和中国文字

1、      流动性和数量性的导向

费孝通先生推测，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并不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普遍产生出来的文化体。

我认为这个观念可以做适当外延，语言的产生有两个直接的导向原因，一个是流动性，一个是数量性。流动性打破了乡土中国凝固的定态：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脱离农业，从此地到彼地，这时候一个人的某些重要细节便没有办法用口耳相传的方法进行验证，并且远距离也就限制了口耳交流的可能性，为了向家人或已分路的同行者传递信息，带话的变数太多，故产生了对文字的需求。第二种情况是事件的远距离传输，比如在南部的傣族部落，一个部落遇急，便派人送一根孔雀翎到另外一个部落，这个部落收到后立刻派人来救，这就是文字产生的基础需求。当涉及到对问题的细述时，准确性就对文字的产生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是数量性。这也分为两个大类，一个是事件的数量性，一个是群体的数量性。数量的事件性表现在一个人或一个队伍脱离的乡土属性开始流动，每日的生活也就脱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这时偶然性就成了常态，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大量的，重复性较低的经验难以形成深刻的记忆，因此这时用记忆和口耳相传传递经验就受到了限制，如果还要考虑队伍之间的交流，文字的产生就具有必要性。

第二是群体的数量性。虽然乡土社会的社群都较小，交流较弱，以村落为单位。但从大量村落的基础上一旦生出来邦的概念，地理隔离会迅速被文化概念统一，这时邦的上层统治者需要对下层乡土社会的情况掌握，而大量的基数使得记忆传递变得艰难。而个体的乡土社群的经验是单一的，百年不变的，但邦的经验的代际传递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查阅成为常态，而记忆的随机性则大有弊端，故文字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2、      形声字的构字

最初的文字是具有象形特征的，从实物中抽象出来，是具有直接指向性的词汇，比如很多名词。但是在这类史料中极少出现动词词汇，也就是说从象形构字方法中，很难对抽象词语进行构词。在庙堂性的需求下产生的文字体系主要是象形的，殷周时这类字占文字体系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这类字就如同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以及东巴文字一样，不易掌握，难以流动，是贵族的语汇。

据周有光先生考：汉代《说文解字》所收9353个汉字中，形声字就有7697个，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现行汉字中，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形声字。在形声字的造字体系中，把语言转化成文字极为便利，也极为高效。并且非常好的一点是，即使造字双方在成字时采用了不同的声部，但因为发音相同，在阅读时也具有一定的想通性。

所以文字的大发展期应该是在形声字造字时期，因为这样的的文字具有更强的传播性以及可读性，每个字表达的意思在借助声音元素的辅佐下正确解读的概率更高。

同时，形声字造字系统有一个双向的好处，第一是把语言固话成文字，第二是把发音存储在文字中。但是在这里的造字方法，必定是根据方言的发音进行造字的，因为各个邦之间并没有统一的方言体系。所以在现代普通话体系下，大量的形声字没有办法对音有正确的导向，故周有光先生在1977年版本的新华字典中考证，形声字的表音率只有39%。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应该是在脱离产生该字的方言体系后，声旁的发音出现改变，故失去了表音性。

与庙堂性的文字不同，形声字的造字经历了广泛的筛选过程，一个字被造出之后用于传递，如果确实恰当方便，那么就会被留下来，而不易解读的就会被抛弃。

 

3、      全民造字

在没有统一的文字体系的情况下，对文字的使用又极为迫切，所以广泛的造字情形得以出现。这种文字的使用需求在乡土社群中是不具备的，所以乡土社群依旧是无字的社会，但在流动人群中形成了必然，各队队伍造出的文字差异甚大，只能在接触时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在交流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文字的使用体系基础会极快地固定下来。但这里所说的造字大潮并不指代“仓吉造字”时期的文字奠基工作。而是在之后上百年后，当流动性开始加大，把文字带下神坛，从贵族文化变为平民文化的一个过程。

交流越普遍的队伍使用的文字会更近似，随着流动性的增强，会辐射到有一定规模的地区。但这个地区也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被行动能力所决定。所以每一种文字的使用范围也是一定的，一旦形成各自的文字体系，互相的影响将会减弱，从而发展成不同的文字结构。这个文字繁多的时期在秦之后才得以统一。但这次统一也只是文字的统一，虽然提倡雅言，也就是陕西话作为官话，但实际上对方言并没有统一。对方言的统一是近几十年才出现是的事

 

4、      现代文字与方言读音

在现代的读音体系下，失去了古代造字时候的方言语境，所以读音大多也与古代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还原古代文献，特别是古代诗词中的读音，最好的解释方法是理解为声母和韵母在原方言体系中出现了混用。

比如在贾驰的《横吹曲辞·入关》中：河上微风来，关头树初湿。今朝关城吏，又见孤客入。上国谁与期，西来徒自急。其中湿（shi），入（ru），急（ji）是韵脚，所以在此处入的发音应该为（ri）。

再比如在《诗经》的《国风•齐风•载驱》中有：“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此处的“汤、彭、荡、翔”都是韵脚字，但其中“汤、荡、翔”均押ang韵，而“彭”字则押eng韵，所以可以知道，此处的彭是读作（pang）。

四、  方言和古代诗词

1、      诗词的韵调

在古代诗词成型的过程中，《诗经》被认为是第一部诗歌总集，并按照地域进行了划分。但其实《诗经》所囊括的范围大多在现在的北方方言区，而比如蜀的方言就不包括其中，所以研究蜀的方言应该更多地在《山海经》中寻找依据。同时，《诗经》中并没有出现独立的诗人形象，体现的是一种群体之歌。第一个诗人的形象是由长江流域推出，以楚的方言为创作基础写成了《楚辞》、《离骚》。

而之后的创作大潮中，虽然诗歌的创作已经有了严格的体式，但受到各个地区方言的影响，诗人押韵的时候依然有较大的弹性。

因此，在脱离了之前的创作语境之后，特别是将古语的八种语调简化为现在的四种之后，我们发现《诗经》、《楚辞》中不押韵的现象非常严重，即使借助平水韵表也依旧难以调和。所以从汉代开始，就提出来“古韵失传”的痛呼。

但是借助方言的读音规则以及形声字的构字原则，并参照王义然先生提出的《45方音序列》理论，我们可以将古老的韵律重新统一起来。

比如在屈原的《国殇》中：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旗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其中甲、云、马、野都是韵脚，先考证这四个字在《诗经》中出现的情况，如果在某几句中，只有该字不押韵，而其他都押韵，则可以把这个字的方言读音确定下来（如之上提到的对贾弛的那首诗的考证方法）。再把这个方言读音带入《国殇》，就可以解读出严格押韵的读法：

操吴戈兮被犀甲（jie），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旗若云（yuan），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mu），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yu）。

相同的方法在其他的诗词中也适用，特别是对某一作者的诗词进行解读时候，可以通过他之前诗词用字的押韵情况，推出他一贯使用的某个字的方言读音，并在他之后的诗词解读中进行外延。

 

2、      以音承情

《诗经》的创作大多是有采诗官听到之后记录下来，再送入庙堂。此时我们不能奢望对诗经的解读每处用字都严格准确，特别是很多时候即使用字准确，通过发音的不同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

所以我认为对古代诗词，特别是唐前诗词的理解应该以发音为主。而语言有三个部分，声母、韵母和音调，因此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是对读音的确定，这个确定方法可以通过对方言的考证获得。因为形声字造字体系完整地保存了原始方言的发音，所以通过对文字的解读，便可以宏观上获得正确的读音。

第二是个音调的确认。因为在反切的拼写体系中是无法确定音调的，所以想单从文字中获取读音是非常困难，这个时候只能借助现存的方言体系。

中古汉语（唐代）有8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而粤方言有9个声调，保留了古汉语“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面貌，仅将入声分化出“中入”。也就是说，接入对粤语的解读，可以完成对诗词音调的确认。

因此，从读音方面对诗词进行还原，可以获得更真实的诗词体验。比如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赏析中，如果按照入音来读，则可以还原李清照哽咽，沉郁的心情。

 

3、      吟诵和乐的诉求

古代诗词写出后，表现方式主要有读、吟、诵、唱四种方式。唱更讲究的是有曲调，按照曲调来唱，而吟诵则更自由，遗声成韵，抑扬顿挫。

为了诵读时候的美感体验和直观感受，需要对读音的韵律进行确认，才能在吟诵中判断声音的长短、缓急。

同时，在谱曲时候，中国诗词要求，读时候是什么音调，唱出来就要是什么音调，以确保听众能够听懂。所以这更要求严格遵守押韵的规则。而这个要求也决定了西方作曲方法传入之后国人的不适应性，因为英语发音没有语调的严格划分。

因此对方言的掌握，对吟诵及谱曲都有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了情感的表达方式。

五、  方言的连贯属性

1、      方言和文字的相互注解

汉语不同于英语或其他纯粹由语音得出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能够将发音很好地保存在单词的拼写中，即使方言化的书写也可以通过对字母的微小改动实现。

拼音文字和汉语的初始阶段都是象形的，但由于象形文字对抽象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不易掌握，所以拼音文字渐渐发展处一系列表示发音的图形，并通过这些图形演变出了系统的拼音文字拼写方法。

但汉语最初是象形的，六书中其他的五中造字方法都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形声是后来使用得最广泛的造字形式，也就是最上层的造字方法。通过其他五中造字方法对汉字最基本的符号进行了创造，然后将这些符号以读音和意义想结合的方式运用到形声字的造字体系中，迅速发展出了大量了文字。

这样的好处在于，拼音文字逐渐完全抛弃了最初的象形特征，即使根据词根的辨识方法，也很难追根溯源。但汉字既保存了完整了象形特征，又引入了声音的构字方法。

但美中不足的是，汉字的拼音构字方法是方言性的，一旦脱离了方言的语言环境，原始的反切发音规则就难以准确表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容纳了的多文化性，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依然在文字中留下了各地方言的痕迹，并且可以通过文字与古代典籍的相互印证关系相互考证。

 

2、      方言的时间连贯性

虽然方言的组成部分众多，但我认为方言的语音系统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点不得不再次提到乡土中国的特性。

最初产生的方言是极度多样化的，相互隔离的地理环境为方言的萌生提供了足够的环境。但当人的凝固性被打破之后，相互交流的出现使得语言产生的共同基础减少，方言开始被简化，且趋于共识。因为一定地域的部落在根本上其实源头相同，都是从同一古母系氏族分离出来，所以语言的原始基础是相通的，所以为之后的调和提供了可能性。

在人口流动性能够活动的范围内，方言会有一个趋同的过程，而当趋同的过程完成后，方言体系会再度稳定下来。即使有了超出该方言区的语言影响，也难以再有大的改变。

原因是流动性的产生是为了更高的生活需求，而在这样一个囊括众多村落的地域内，这种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并且提升空间还很大，所以进一步的语言对外扩张是不需要的。也就是邦与邦之间的相互侵略其实不是由生存问题导致的，所以没有原始动力。

虽然流动性已经产生，但是对于广泛的乡土社会来说，凝固性依旧是主流的。因此方言的语言被储存在了这些凝固的社群中，纵使流动体受到了影响，这些凝固的大部分依旧可以守住方言的稳定性。

所以即使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以雅言为官话，但方言区依旧各有各的方言，并且这些方言虽然在方言区边境上有一些交融，但实质上是稳定存在的。

 

3、      方言的地域连贯

如上所说，方言的地域性是出于生活的原始动力，需要与这一个范围内的人产生联系，所以在语言上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因此，在分析方言区时我们发现，一个方言区内的社群，相距越近，方言的相似度越大。

同时，在能够提供生活条件的一定区域内，方言是大致统一的，但除了这个区域就会出现变化。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汉语视为世界格局下的一种方言，虽然各大方言区方言相差极大，但因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所有方言区的人使用同一种文字，所以调平了方言的异化趋势，让所有方言都围绕中文这个准绳进行发展，所以各个方言区的语言都依旧属于中文范畴。

在实际上，在越靠近边境的地方，人们交流的语言并不严格是两国的官方语言，而更像之前提到的黑奴和黄种人自创的语言模式，他们有一种自己的方言在运作。但随着各国官方语言的推广，这个沟通方式由于太过繁复、不便传授、交流繁琐等缺点在慢慢背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