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学校不久，上海的王振轩来了。
没想到他在长春待了那麽久。
据说他找到了老家的亲戚，由于亲戚的挽留就待了很长时间。
向兵带他去看了天安门，两个大个子男生还在天安门前和了影。
这天傍晚，大队辅导员找到我，问：你最近在干嘛？
我道：打针，吃药。
她问：发烧吗？
我道：不烧，我得的是急性风湿性关节炎。
她问：你是在育才学校上的小学吧？
我点点头称，是。
她说，有这麽一件事儿，咱们学校的老师要去育才学校集中学习，也就一个星期，她们要住在小学部学生宿舍。
你对那里挺熟悉的，能不能跟着她们一起去？
我道：我每天都得去广安医院打针，走着去走着回来，一去一回得很长
时间，到那儿（育才学校）我能干什么？
她道：该打针就去打针，该学习的就学习，你不用参加，晚上陪她们睡觉就行。
那时我的关节红肿，僵硬，每天早上起床时最厉害，那些日子我几乎不会走路。
每天起床时，我都要走几步后，才会走路，下楼时还要扶着楼梯扶手，才能慢慢地下楼，每走一步腿关节都会剧烈地疼痛。
几名老医生会诊得出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的结论。并让我静脉注射水杨酸钠。
注射完水杨酸钠的感觉是口渴，嗓子特别干，还需要大量饮水。
但是大队辅导员让去，我咬着牙也得去呀。
育才学校只有我最熟悉。
当年父母从延安随着延安保小，和延安第二幼儿园回到北京时，父亲在育才学校后勤科工作，母亲在育才学校幼儿园工作。
父亲在1952年调到教育部工作，母亲后来也调出育才学校。
所以我敢说，在抗大一中所有的学生里，最熟悉育才学校的学生，唯一的人选就是我，没有其他。
我们全都住在南楼二楼上的一间寝室里，打地铺才能将所有的女教师装下，低矮的地铺，我起来坐下更不方便了。
即使浑身关节疼痛，我咬着牙也得把疼痛咽下，也得把大队辅导员交待的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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