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写字是自己的事。喜欢，就写呗。可我却是一个慵懒之辈，写写停停，总是不能进入什么创作状态。直到今天。

    二十年前吧大约，我在一个叫做树基沟的矿山小镇上中学。那是一个号称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年代，可我却异常偏科，除了喜欢绘画、书法、篆刻，就是文学。偏就偏吧。我不知道小时候，我是否有过抓周的经历，玩具，糖果，纸笔，我奔了哪一个？但我私下里却常想：如果我的书画先参展，那么将来我就从事艺术，如果我的文章先发表，那么就从文，也就是说，自己跟自己来个PK。当然，那时还没有PK这个词。

    其实，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孰先孰后。只记得处女作正式发表好像是1985年，一组散文诗，刊登在抚顺市文联主办的《五月》杂志上。当样刊和稿费寄到学校时，同学们一片惊羡，老师却满脸狐疑。一次语文课，同学们的作文都批下来了，唯独不见我的，课代表也不知何故。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开我的作文本，问：这篇作文是你写的么？我答：是。因为文章里有一些涉及绘画方面的知识，使她愈加不相信了。但老师毕竟高明，她转身从卷柜里取出一本国画挂历让我看，并说，这样吧，你根据其中的一幅写一篇读后感，就在这（办公室）写，如果写得好，这本挂历就送给你。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也隐约感觉自己在受着某种委屈之外还有的羞辱，但我更喜欢那些印刷精美的画作。我忍着泪水，抖着双手，默默地翻看挂历，最后选了一幅徐悲鸿先生的《奔马图》——我不仅临摹过先生的作品，而且拜读过廖静文撰写先生的传记。我伏案疾书，从画家的身世到笔墨的技巧，由艺术的境界到抒发的情感，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交上卷纸，便头也不回地跑出办公室。

    结果如你所知，第二天语文课，老师挟着挂历向我走来。

　  1998年，我从一家国有企业辞职，混进省城务工人潮，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过起了鞍与笔的日子。鞍是游荡，笔是耕耘，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和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好景不长，两年后，报刊稿费拖欠成风，只有缚鸡之力的我自然捉襟见肘，囊中羞涩。于是，控诉给一位报刊编辑。编辑仗义，带我拜见了总编大人。

　　那是一个春天，一定。我的很多人生转折总是与这个蓬勃的季节有关，比如恋爱、结婚、生子和辞职。那个春天的早上，报社大院的树木似乎也葳蕤了许多，我一口气爬上六楼，敲响了总编的门，惴惴递上应聘材料。总编说曹雪芹的时代已经远去，现代人的追求是享受生活而不是孤灯夜雨写一部什么千古绝唱。时值中午，编辑部的人来电话招呼总编去食堂吃饭，总编说：今天你们有新同事来，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吧。最后，几瓶雪花落肚，我不知道那透明的杯子里漾的究竟是酒还是泪。

    感谢上苍，让我能够继续与笔与纸打交道，继续操练事关精神的活计。

    而就在刚刚逝去的2013年，冬天，懒散如我者，被中国散文家协会、辽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辽宁散文学会当选为理事。虽然，这证明不了什么——作家，总要靠作品说话。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精神迷失的时代，我还是有些暗自欢喜，仿佛那个找到工作的春天，或如地下党人投身革命组织，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韩石山先生有云：黑沉中的亮丽。对于我，也许这就是吧。（应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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