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中国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导演。

1：他在内容上，在传统的故事层面上加了象征，或者说隐喻，这在以前的中国电影中是很少见的，像《黄土地》、《孩子王》、《边走边唱》，“展示了特定的时期历史的延续性和变革性，对民族的生存方式的思索已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认识社会，理解人生，使其作品对现实的审视跃入较高的哲理层次。” （杨远婴《艺术美学文选》）以前中国好电影的标准就是好故事基础上的人物性格化，而陈凯歌让电影充满了思辨色彩，这一点上看，他更像一个电影诗人。

他的电影充满了忧患意识，如果说张艺谋的精神气质接近李白，那么陈凯歌更接近杜甫，他是“优美”和“崇高”兼有的艺术家，而“崇高”的达到，就是“道德的善的力量”。

在形式上，他像他的同辈导演一样，对电影语言的开拓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心，这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黄土地》就很极端。

2：陈凯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一览众山小，更具批判性，也更凌厉。陈凯歌以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视野，独特地处理了农民题材，发挥了大远景和特写的美学功能，以静观默察的方式表达了对民族内在精神的理解和对改造由于封闭停滞造成的社会积习的历史要求。

3：陈凯歌和张艺谋作为第五代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在“空间架构、意境营造和运镜造景中的浓郁的中国气派和写意风格，表明中国传统美学深入血脉的融会，从根本上奠定了电影创作的新的方向和作品贯穿的神韵―黄土高原河套文化的空间资源在80年代孕育出来的第五代诗情电影，其瑰丽、辽阔、铿锵和刚烈，终于造就了东方电影中可以与日本电影相媲美的电影形式”。（倪震文《新中国电影五十年》第9页）

最典型的构图是把黄土作为主体，把人放在画框的背后。

在陈凯歌的后期电影中，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其去拍一部满足不同文化水准的，不同层次观众需要的，还不如去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市场，能够拍出多元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