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大河报张从博记者问

 施小炜

1、村上春树几乎成了一个大众阅读符号，甚至被送上神坛，这个符号本身充满了谜意，或者说在符号的表象下，真实的作者离得越来越远。您是如何被村上吸引住的？您认为我们该怎样认识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为何如此受到追捧？

答：我的第一次邂逅村上春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其时我在复旦留校任教未久。记得是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日本文学、并兼做杂志《外国文学报道》（该杂志如今好像已然不复存在）日本文学相关编辑工作的郭洁敏同学（现为上海社科院教授）约请与我一同留校任教的班长王建康同学（现任日本千岁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图书馆长）写一篇评介村上新作《围绕着羊的冒险》（羊をめぐる冒険，上海译文出版社后来推出的中文版译作《寻羊冒险记》）的文章，不承想因为与建康兄先做同学后作同僚、自然走得极近的我也沾了光，有幸领略了一回村上文学的风采。想到讲谈社推出该书单行本是1982年10月间的事（此前虽曾在《群像》上全文刊载，但引发海内关注，想来当是在单独出书之后吧），而到国内对此有所反应理当需要一些时日，因此时间推算起来应当是在1983年之后，同时既然自命“报道”，势必须得讲究时间性，故至迟应当不晚于1984年。

在那之后，有很长一个时期与村上文学没有发生交集。究其原因，便在于我这个人的无定力、易分心，就像日本人说的“気が多い”，英国人说的“like a rolling stone”，一会儿鼓捣一篇讨论和歌的文章，一会儿又炮制一篇议论日本“汉诗”的论文，还做了好些于今不太好意思再提的事儿，而日本现当代文学本是混饭吃的家伙，自然也读了不少，但就是没有再读村上春树。

再次与村上文学产生交集，是则在1989年去早稻田留学之后了。记得第一天，当时担任早稻田大学国际交流课科员、几年前在早大总务部长任上提前离职引退、钻进镰仓山里过起了隐居生活的伊藤孝兄领我去拜见导师竹盛天雄先生。天雄师听我汇报了研究学习计划后，用他那一贯的飘悠轻忽的语气作了一句评论：“じゃ、死に物狂いで勉強するもんだな（那可得玩命儿地苦读喽）！”算是提前慰劳吧，当晚便领了我去设在大隈庭园内的教职员餐厅“大隈会馆”里吃饭喝酒，后来我也曾一次次地与天雄师、与其他各位师长、同窗光顾过那里。当时的大隈会馆乃是旧式木结构的平房，在我的印象中是个颇显简陋却又韵味十足的和风建筑，早稻田的老师们会友待客、交流联谊的场所，比起现在新大隈会馆内机能类似的“楠亭”来，内部面积可要大得多了。这座见证了早大的沧桑历史、留下了无数故事与记忆的建筑，惜哉后来为了新建瑞嘉饭店（Rihga Royal Hotel Tokyo）和新大隈会馆而遭到拆除，功成身退，竟连一缕痕迹也没有留下。

后来的那些日子的确如同天雄师所预言的，学习强度之大，近乎“玩命儿”。不过，玩命之余，倒也并非全无时间读点闲书。《風の歌を聴け》（《听风曼歌》，上海译文版作《且听风吟》）就是在这期间读到的。从我客寓三年半的早稻田奉仕园后门走出去，便是早稻田大街，大街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许多旧书店。如今其中的大部分都经过了翻修改建，楼宇变得高大、气派、整洁、明亮得多了，但印象中当年的书店数量似乎要多于现在，氛围好像也更温馨。那本《听风曼歌》是花了100日元（定价230元，含税）买来的文库本，我觅到它时，它正挤在众多百元文库本书堆里，瑟缩在店门口的货架上。之后又陆陆续续购得了《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许多村上作品，闲时把读。《挪》是在千叶县柏市的车站二楼检票口临时设置的旧书摊上买的精装本，第一版，只可惜已是第二十四刷（1988年10月14日）了——距第一刷（1987年9月10日）仅仅过去十三个月，由此亦可窥知其受欢迎的程度——上下两册分别为大红大绿的书皮，各索价仅210日元（定价1000日元。彼时日本尚无消费税，消费税于翌年始征）。《海》则是在水道桥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旁的那家颇大的书店里买的新书（去岁5月与妻旧地重游时，发现该书店已经摇身变作“洋服の青山”，不卖书，改卖起时装来了），2002年9月10日发行的初版，上下册皆为1600日元，不含税。其它有精装亦有文库本，以文库本居多。这些书今天仍躺在我的研究室书柜里，不时地为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做出些贡献。

想当年徜徉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时，倒从未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动笔翻译他的作品。2007年初，“放歌归去也，挥手向吾乡”，我告别了侨居一十八载的东瀛，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没想到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又与村上文学产生了第三次交集，而这一次在内容上，相对来说远为浓郁——阴差阳错地，我竟开始译介起村上的作品来了。

如何被村上吸引？要说原因理由，则头绪太多，剪不断理还乱，无法一语道破。非举一例不可的话，就举他的严于律己吧。村上的严于律己，令人不禁要联想起一个词儿来：斯多葛派。不折不扣，此公就是一个斯多葛小说家。这种几近禁欲的严谨，我是望而却步，绝对做不到的，因而心生艳羡。

村上是个思想者，是个用小说甚至包含娱乐性的“综合小说”这一形态进行思索与批判的思想者。建议读者诸贤在理解村上时，也别忘了这个切入角度。

村上春树是个通过讲故事来传达思想的小说家。他在不断追求如何将故事讲得更好玩一些，赋与了自己的思索以万人皆可容受的、可读性极强的文章形态。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尽相同的多层意义来，完成自己满足的理解行为——这或许就是村上吸引了众多读者、受到追捧的原因，亦未可知。

2、这本书，村上春树自己说是以演讲的口吻来写，尽量保持了对谈的感觉。村上在这本书中的文字风格和之前他的小说作品相比有哪些不同？在翻译上与之前您翻译的其他几部作品感受是否不一样？

答：小说与随笔，体裁先自相异。一个是叙事，一个是聊天吧。而在文字风格上，则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变之处，毕竟是同一作者。

    村上春树的随笔，如同邻家兄长谈天，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少渲染，少说教，于不露声色之中传递所思所感。这一点，本书与此前的随笔集，我以为保持了一致的风格。

3、您曾经说过“村上是个思想者”，提醒读者不要忘记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村上春树。如果说小说是村上将思考与批判隐藏在可读性极强的叙事中，那么讲述“写小说”本身这件事的本书，应该是难得的心迹袒露。您怎么评价《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这本书你看完之后是否对村上有了更多新的认识？能具体谈谈吗。

答：这么说吧：村上春树在本书中描绘的自画像，让我认识到，天才原来也是可以后天培养的！而我原先一直相信，天才者，名副其实，就是天生之才。

    将深刻的思考裹藏在强大的可读性之中，其实是村上的夫子自道。他曾反复表示这样的意思，明言其追求的目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雷蒙德·钱德勒的合二为一”。

4、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哪怕再想还原作者的文字，里面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自身的文学成分。有读者评价说，林少华先生的译文像静物，淡雅，唯美，适合放在庭院中观赏。而您的译文像水，明亮，流动，偶尔还发出汩汩的声响。对此，你是否认同？你介意大家对村上不同译者之间的比较吗？

答：赞成您的论断。我也始终认为并表达过多次：“任何一部译著，都无非是译者自身风格与原著风格斗争妥协的结果。每个译者，只要他自己也写点东西，大约都会有着自己的文体风格，至少是表达习惯，要求译者完全抛却自己的文体风格或者表达习惯，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风格，虽然十分地理想，但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译者不可能杀死自己，以凸显原著风格；译者的自身风格总会在不知不觉间偶露峥嵘。译者至多只能无限地接近原著风格，而无法最终抵及终点。”

    对于译文，每位读者大约都会拥有自己的见解，可能不同于他，但都一样享受比较与表达的权利，与译者们介意不介意无关。而把握读者的反应，也是译者的职责之一，就这层意义来说，如果可能，我觉得译者当然应该保持关注。

5、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您是否给自己制定有一个遵循的要求或原则，有的话是什么？为何认定这样的原则？

答：应当说是针对文学翻译全般的粗略原则吧，并非单独针对村上春树。那就是努力追求译得准确些，不论是文意还是语言风格。理由是，我觉得这应该算作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了吧？——对不起，好像志向不够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