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虽贵为“青色的城”，但跟所有成为省会或自治区首府的城市一样，行色匆匆的各色人等，不绝的喧嚣、嘈杂，扑面而来的尘土，扎眼的斑马线，不停变换着的红绿灯，无数与行人抢道的车辆（西安、渭南等陕西城市、浙江的杭州，“车让人”现象非常突出，市民和游人反映非常好。）等，成为其绝对的组成部分，闻不到青草的芬芳，听不到飞鸟的鸣叫，只有通过意念闻闻它周边那几片肥美的草原上的气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青城公园是一个好去处，但因人气过重，显得过于俗气。各地大大小小的公园或景区，无数碧绿的草木，在人气、喧嚷和欲望熏过后变成了塑料制品，繁花有时会被人误认为是被游人丢弃的垃圾，每个人流蜂拥的黄金周，每个著名景区一夜之间成吨成吨的垃圾就是例证。当然，呼和浩特的青城公园是干净宜人的，来此消闲游玩的不管是汉人，还是蒙人，满人，藏人或外国人，都显得悠闲，自在，和善。只是来公园散步，消闲，跑步，跳舞的本地人多为汉人，很多汉人的自大自负和制造喧嚣是出了名的，在青城公园也不例外。但遍布公园各处的大块大块的绿色无法治愈一双双因过度的焦虑或忧郁而布满血丝的无神的眼睛，无法帮助人们的目力抵达性灵的深处、信仰的高度和美的内层，它们只会无数次地重复着僵硬的冷色调，堆砌着层次感极不丰富的造型，成为摆设。

    这座青葱逼人的草原城市，如今已步入现代化城池的行列，自然就会浸染上现代性和商业性必然带来的那些属性和特质，栖息在这里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也都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保留和存储本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尽管他们中的忧患主义者和乡土情结甚重者一直在做着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工作，但收效并不像电视报纸上说的那么乐观。民族大融合原本是好事，但文明最后还是要靠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来说话的，很多民族的汉化或对物质利益不遗余力的追逐，使得民族的东西大多变了味。曾经青色的呼和浩特，也摆脱不了这个命数。

郊外的昭君墓是必须得去的。古今都有无数人对于古代统治者通过牺牲女人来换取边界安宁，国土清静，皇上省心，百官省事的行为颇为不满，汉景帝刘启的母亲窦太后就曾说，朝廷经常遭受匈奴进犯，竟然长时间拿不出相应的对策，最后只能拿女人去做匈奴单于的老婆，算什么事啊！尽管她深知那时候的汉庭还没有绝对的军事力量跟匈奴决战，只有通过和亲政策换取喘息之机，但让女人去为政治军事斗争做出牺牲，怎么说都不是一件让人信服和光彩的事情。更让西汉朝野，尤其是汉武帝刘彻感到万分愤怒，视为奇耻大辱的是，那个大半辈子飞扬跋扈，歹毒至极的吕后，被匈奴单于修书肆意羞辱，让大汉朝颜面尽失。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历朝历代的和亲政策却也说明中国女性博大的胸襟和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这些外嫁的女人中，王昭君和大唐王朝的文成公主的名声是最为响亮的。千百年来，蒙汉民族都没有忘记这位出生卑微，却深明大义，勇敢又睿智的美丽女人，在呼和浩特郊外建造了这座坟茔，以示尊重、敬仰和纪念，并充分说明了当年昭君出塞，对于巩固边疆，维护中原文明的脸面，保持中原与边地民族的和睦共处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起到的重要意义，尽管那些和睦共处的美好年月多是短暂的，大漠深处的游牧民族和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民族之间似乎是天敌，永远不可能坐在一起，成为真正的亲朋好友。因此，和平，始终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以及现在的国家和民族最为看重的，孜孜以求的。

昭君墓又叫青冢。据说这座坟茔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都是一派绿草茵茵、嘉木参天的葱翠景象，从未因为风霜雨雪或天干地旱或别的灾患而有所改变。这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一时间，我认为“青色之城”的美名不是因为无边无垠的草原，而是来自于这座翠绿的莹丘，甚至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有了青冢的存在，那一片片令无数游人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的草原，才有了其永远的青翠，辽阔，悠远和美丽。但令人感到遗憾和感伤的是，呼和浩特这座草原上的特大都市逐渐成为一个消费至上，文明颓废，人性扭曲，生活糜烂，信念缺失，人心惟危，诗意缺乏，性灵枯萎，自私堕落的区域，电脑与手机成为人与人之间交际甚至是恋爱最为时髦的媒介，接地气也不过是站在冰冷的水泥地或柏油路上摩擦几下脚气深重或娇气万千的脚板，多少人躺在空中楼阁上毫无知觉地被白云肥胖的屁股或肚子压榨，在穿越和玄幻的痴迷中打发原本浪漫的青春岁月，在汗液、油污、灰尘、发福、月经失调、前列腺炎、脂溢性脱发或危机重重中无奈地消磨耗损着中年时光，在一堵堵颓圮的墙下默默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坐在某座几乎被人遗忘甚至遗弃的老式公园里，被时间和虫子共同啃噬后接近腐朽的座椅上静静等待死亡降临的老年时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空壳，公立或私立的学府除了升学率和谎言，几乎没有别的“事业”可做，等等。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在诸如青冢这样的地方获得足够的人文气息，历史点滴，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承袭了那座座城市曾经拥有的色泽，气息，文明，人文底蕴，梦，诗意，理想，以及古老的情怀，并向城市以外的区域延伸，形成新的文明形式，保有更为深厚的历史和美的底蕴。青冢就这样将那座越来越繁华，接近世界上所有追逐最高物质利益，集中所有最好的资源，演绎出最为繁复的尘世形式，流露出无尽的伤感情绪的城市，与在歌舞中灵动活乱了千万年的大草原大青山大河流连接了起来。

这格局不小。

要是你在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里找不到心灵的栖息之地，连登上生活之网的域名都忘记了，在肥美悠远的大草原上遭遇病毒、饿狼、暴雪、迷路，请点击昭君墓，它就是这样一个链接。

让青色之城的成色变低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大昭寺的存在。我并非是说大昭寺的赫然出现，让曾经满目苍郁遍地青翠的呼和浩特变得不伦不类，或因为众多善男信女的烧香拜佛，使得城市处处尘嚣四起，甚至惨不忍睹，说白了，这座城市不可能因为一座寺庙而改变其固有的气质和个性，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旅行者的个人感觉而成为被众生唾弃或赞美的对象。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第一次看到呼和浩特市的感觉：我不喜欢这座城市，也不厌恶这座城市，跟几天前走进鄂尔多斯的新城康巴什的感觉和想法一样。在鄂尔多斯，我住在老城东胜，在呼和浩特，我也选择性地住在看起来很有些历史年份的老城区。但话又说回来了，因为有大昭寺的存在，它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丰富了呼和浩特的文化底蕴，也改变了人们骨子里对青色的城的印象，单就色彩来说，更是这样。大昭寺太金碧辉煌了，太招人眼了，太容易让人不停地发出一声声惊叹了，除了那些在高强度的阳光下闪烁着黄金一般光泽的庙宇之外，那座重一点五吨，高约三米的纯银打造的释迦牟尼佛像，更是将它与青色的城的气韵气质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成为耀眼鲜明的对应、比照，甚至是对峙。大昭寺地位的彻底提高，在蒙古高原，乃至整个藏传佛教的世界里声名鹊起，成为内蒙古地区一座极其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圣地，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年用纯银打造的这座巨大的释迦牟尼佛像。

金银财宝，不管是在世俗世界，还是宗教世界，都是放在首位的。我不是说金银财宝的价值不高，或者遁迹空门的僧侣及在红尘中招招摇摇的衮衮诸公爱恋钱财就错了。钱财本身和爱钱财的行为，都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宗教信仰，人文素质，文化文明等不是不重要，不值价，而是众生都太爱钱了，这是人的天性。只是众多寺院以给不给功德，功德给多少，买不买香烛，要不要请端坐着在大殿门后的高人识面看相等，来决定是不是给予观光客、香客、信众等笑脸和足够的讲解的耐心，着实令人遗憾。一些年代不甚久远，甚至就是刚刚建造好的寺庙，僧人，或俗家弟子，或管理人员等，还特意在散发着新鲜木头和油漆气味的大殿或佛像群门口放一木牌，上书“随喜功德”四个字，只要游客不在木牌背后的箱子里放钞票，就不允许进去。不过，众多被开发成旅游胜地的著名寺院的门票和讲解的费用似乎跟僧人关系不大，在很多寺庙，你若想问和尚一些问题或跟他们聊天，他们中有的会说，去问导游吧，当然，聊天基本上不可能，出家人就是出家人，不过问尘世中事，不跟尘世中人闲聊，实属正常。咱们各个旅游区的导游大多是复读机，背下现成的导游词，带领一群叽叽喳喳的游客，就算是一项深得上司满意的任务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了。尽管旅行到每个地方，不是哪个地方都需要问来问去的，但问问题，却是旅行的组成部分之一。诸如博物馆，寺庙，各种新修的人文景观，游客最好是先下点功夫，平时多读点书，多在肚子里脑壳里储存足够的东西，旅行时，就没必要请导游，花冤枉钱。我十分不喜欢导游们讲解时干巴巴，毫无激情的样子，知识点的多寡就不必苛求他们了，但他们至少应该看在游客辛苦和喧嚣的份上，人性化一点，激情一点，生动一点，美一点，总不是坏事，至少得看在钱的份上呀。当然，要是钱给得多，跟在寺庙中买了大量高香，花上成百上千的纸币，能获得僧人油腻腻的、开了光一般的笑脸一样，导游们大抵会从复读机变成电影放映机的，声色味一起上。

跟西藏拉萨在吐蕃时期建造的那座大昭寺相比，呼和浩特的这座大昭寺就是小弟弟了，名气也小多了，历史年代也不过四百多年。明万历年七年（公元1579年），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开始主持建造大昭寺，于1580年竣工。在建造形制上，它与拉萨大昭寺有所不同，拉萨大昭寺为土木结构，其藏族风格的平川式寺庙建筑样式，极大地融汇了藏、尼泊尔、印度，乃至大唐风格的建筑模式，是藏族建筑史上的奇观，在宗教领域也属于经典范例，而呼和浩特大昭寺则是不折不扣的汉族寺庙建造样式，只有位于寺庙中心那座将经堂和佛殿结合在一起的大殿，是汉藏风格相结合的喇嘛殿，设计之巧妙，建造技巧之高超，与拉萨大昭寺相比，也不遑多让。尽管拉萨大昭寺是青藏蒙地区不同佛教教派都一致认可，尊重有加，绝对不可侵犯的宗教寺院，拉萨的“圣地”之大名，主要来自于大昭寺，但呼和浩特的大昭寺却也是一座相当了得的寺院，不仅像顺治、康熙这样的满人帝王曾驻跸此地，几百年来，这里业已演变成藏传佛教信徒的又一处圣地，终年香火不断，被尊为皇庙。但我对这“皇庙”的大名不以为然。

据说，呼和浩特（最早的名称叫“归化城”）比大昭寺晚一些建成。

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呼和浩特迎来了一位尊贵无比的显赫人物，那就是达赖喇嘛三世索南嘉措，他到此的目的是为大昭寺中的银佛主持了“开光法会”。从此以后，大昭寺的名声传遍辽阔的蒙古高原，各路信众和蒙古各部首领也纷纷派遣使者来到大昭寺，举办各种宗教活动，膜拜释迦牟尼。

大昭寺是内蒙藏传佛教寺庙中少数不设活佛的寺庙。据说是因为康熙曾经在大昭寺小住过几日，为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和顺从，大昭寺便取消了活佛转世的规定。其实，这也是政治、皇权等尘世的东西在宗教中的浸染，政教不敢说就全然合一了，或者说，合一不过是幌子，两者长久的相互影响和掣肘，才是最根本的。只是没有活佛转世的规定，寺庙中没有活佛主持，信教徒们还能长时间在此念经，遵守佛教教义，应该说是一道别样的宗教人文景观。这种景观不单单在大昭寺出现，其他各地的寺庙也屡见不鲜，比如当年李世民为感谢少林十三棍僧的搭救之恩，一道圣旨，少林寺在一定时期内就解除了酒肉之戒，还允许寺内广招僧兵，名义上是护卫少林寺，而戚继光的队伍中，少林僧兵是绝对的中坚力量。而今，亲眼目睹少林武僧的功夫，可是诸多游客前往少林寺游览观光的主要目的之一，文僧们虽说不至于无人问津，但至少不如武僧“吃香”，这得感谢李世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武林帮派之中，派系繁多，拳种复杂的，当属峨眉派，只是峨眉派的各支系并非全与峨眉山及其各寺庙相关，峨嵋武术的精华大抵还是在民间。

扯远了，回归正题吧。

跟白马寺少林寺等天下众多名寺与战乱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遭受灾难一样，呼和浩特的大昭寺也跟战乱有诸多关联。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明崇祯五年（即公元1632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与后金大汗皇太极的激战中败北，仓皇遁逃，皇太极一路追杀，直抵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居民和各寺庙喇嘛大为惊骇，一时间人心惶惶，惊恐莫名。皇太极为了安抚人心，发文宣布，大意是，归化城中大召等理应虔诚供奉，不许拆毁，若有胆敢拆毁，盗取大召内器物者，一经查出，必将严惩不贷，我后金大兵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哪有不再来的道理（召，在藏语中乃寺庙之意。）？蒙古人的心暂时被安抚下去了，归化城，即呼和浩特的各路喇嘛们不得不投降了后金。从此开始，到满清时期，也就是说，从皇太极迫使大昭寺喇嘛们归降后金开始，到赐赠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匾额给大昭寺，将弘慈寺之名改为无量寺，再到满清大举入关，等等，都打上了满清的烙印，上文提到的顺治、康熙等满人亲临大昭寺，在大昭寺开设印务处，规定大昭寺僧侣法定人数等举措，莫不如此。就连大昭寺南面山门上悬挂的、由山西文人王用祯用棉书题写的匾额“九边第一泉”，也就是呼和浩特市区内著名的景点之一的“玉泉”，也跟好大喜功的康熙有关。当然，那仅仅是传说。但玉泉水的大名可是响当当的，被尊为辽东、蓟州、大同等九座著名边镇中的第一泉，是公认的。

银佛，龙雕，壁画，是大昭寺的三绝。银佛和壁画就一笔带过，龙雕倒是可以啰嗦几句。它位于大殿中释迦牟尼像前方，其实就是一根柱子，被尊称为龙柱，高约10米，上面雕刻着两条栩栩如生，爪牙飞舞的金色蟠龙。龙柱外部涂抹着耀人眼目的金粉，内部则用黄表纸浆筑成。另有一种版本则认为龙柱内层是由粘土和料浆混合制作而成。两者说法都提到了料浆，说明不管是纸浆，还是米浆等料浆，都是明朝时期建筑采用的重要材料之一。龙雕雕刻和建筑技艺堪称明代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成为大昭寺三绝之一，实至名归。只是二龙戏珠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演绎中，极其常见，这两根龙柱上的金色蟠龙也遵循了这一传统，落入了俗套，艺术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