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1）诗经体和楚辞体。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随后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2）乐府。“乐府”是一种诗体名称，这种名称由主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演变而来。“乐府”机构，秦代已有，汉代沿袭，专门负责搜集各地民间诗歌。南朝晋、宋之际就，文人把“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这样，“乐府”便由音乐机关名称变成了这种机关所采诗歌的通称。乐府民歌都是合乐可唱的，其最大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代表作如《东门行》、《饮马长城窟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

（3）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魏晋南北朝及唐代，乐府诗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称为“古题乐府”，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古题乐府”诗内容以抒情为主，形式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七言的古题乐府，现存最早的是三国曹丕的《燕歌行》，南朝齐梁间的鲍照写的《拟行路难》（18首）也较有名。七言古题乐府以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适于吟颂，读来抑扬顿挫，故又称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不再借用“汉乐府”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如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这些诗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等诗人大力提倡，并称之为“新乐府”。新乐府诗形式上以五言、七言为主，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杜陵叟》等。因此，“乐府”既是由乐府机关所采集的诗歌的通称，也是由乐府诗发展衍变形成的诗体的名称。

（4）五言古诗。东汉末年，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这些诗歌风格清新，语言质朴自然，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代表作如《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等。

（5）唐代古风。这里所说的“古风”指的是一种诗歌体式，不是指古体诗的异名。“风”是从《诗经》的“国风”引申而来的，后来泛指诗歌。唐代一些诗人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点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9首）组诗。“古风”与五言古体诗形式上都是五言，没有区别，但在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诗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李白的古风“含蓄有古意......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但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是很少的。

（6）歌行体。“歌行”本指乐府民歌，汉乐府称“行”（意为乐曲）的较多。南北朝民歌称“歌”的较多，如《子夜歌》、《敕勒歌》等，后世文人拟作的也常以“歌”、“行”命名，也有称为“吟”、“引”、“曲”的，后世于是统称“歌行”。“歌行体”实际就是“七言古题乐府”，内容以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为主。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代，也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诗人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如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洛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盛唐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直至清初的吴伟业的《圆圆曲》等都属于这种七言歌行体。另一种则发展成七言古诗。

（7）七言古诗。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代，一些诗人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式手法，多用散句和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质朴古奥的风格特色，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韩愈的《山石》等，这些诗歌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简称“七古”。
    

    以上大概就是我国古体诗的体式发展变化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