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患矛盾近年愈演愈烈。此间涉及问题林林总总，错综复杂。11月7日，华商报对中国两位常年研究医患矛盾、医患纠纷问题的女学者进行了采访。她们分别是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律师李惠娟；宝鸡市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前主任、中国科学院医学心理学在职研究生、法律工作者朱卫。

　　观点一：最担心社会信任普遍缺失 http://s3/mw690/002Y74Xrty6E5RhUT06d2&690曹操疑医死了 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在哪里】杀一个医生等于杀死更多患者。 " TITLE="【关公刮骨活了 曹操疑医死了 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在哪里】杀一个医生等于杀死更多患者。 " />
 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律师李惠娟

　　华商报：医患矛盾加剧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惠娟：首先是整个国家投入保障机构不足、不完善。最终使得医生和病人这两个终末端面对面。病人在看病时很痛苦、要花钱，而当病没看好时，他就将仇恨对向了医生。如果免费医疗或者病人看病花很少钱，他这种情绪就能相对稳定、减少。

　　其次是3长1短的问题。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匀，导致一些大医院出现3长1短的现象。就是挂号排队长、交费排队长、取药排队长，看病时间短。有时候排3小时的队，看病的时候只有3分钟。我曾经统计过，一个医生一天接诊192个病人，这绝对不是我听来的段子，这是我亲眼所见。医生接诊数量增多了，诊治质量难免下降，纠纷肯定就增多了。

　　再次是因为医院、医生个人不靠患者数量的积累，收入就会下降。医生投入太多、太辛苦，几乎是超负荷运转，阳光的收入又很低，使得依赖患者数量和医院以及个人的收入互为因果，所以没有一个医院敢站出来说限制挂号的。最后，最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信任普遍的缺失，导致医患矛盾的再次加剧。目前出现一些医生自我防卫性的诊治：宁愿靠仪器重复检查，也不敢漏掉一个项目。加之法律规定的医院“倒置举证”原则，使得医生在诊治时都会想到取证。

　　这一点最要命：关公刮骨疗毒是因为信任活了下来，而曹孟德也是因为不信任而病亡的，尽管两人遇见的是同一个大夫——神医华佗。

　　观点二：杀一个医生等于杀死更多病人

　　华商报：我看您在媒体上呼吁停止伤害医生，是什么触动了您？李惠娟：袭医案件的频出，凶手伤的是医生的身，伤的是行业的心，伤的最终是医患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我曾经认为，在120出诊时联合110一同前往。尽管这是成本高效率低的笨办法，但能起到起码的防范作用，能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稳定医务人员队伍。虽然最终的解决之道是从源头上改善医患关系，但这并不表示目前可以不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一些伤害医生的案件中，有的地方政府抱着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无形中助长了一些患者过分的行为。患者对医生进行人身威胁后，执法机关不介入，医患纠纷永远无法回到正常渠道解决。医患之间有纠纷，政府可引导双方让第三方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医调会）进行仲裁。

　　同时，我认为个别媒体对个案用显微镜的方式观察报道，使得社会上将昔日的白衣天使妖魔化，我不排除这支队伍里面有个别的害群之马，但是他仅仅是个案，铺天盖地的报道，会距现实的真相较远。所以希望你们帮着呼吁，善待医生就是善待患者，杀一个医生就等于杀死更多病人。

　　观点三：医疗鉴定、司法鉴定各有利弊

　　华商报：您怎么理解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和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三者的作用和关系？

　　李惠娟：医疗是一门临床科学。2010年7月份前，医患纠纷除双方协商之外，只能通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进行医疗事故鉴定。2010年7月份后，《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打破了医疗事故鉴定“一枝独秀”的局面。医患协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途径解决，包括设立“医调会”，患者多了很多选择。但有利也有弊。

　　“好处是医院和患者选择的渠道多了，弊端是层级性没有了”，当前令医院感到头疼的是，患者大部分都不愿通过医疗鉴定解决纠纷；而更愿意通过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来进行司法鉴定。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凡是司法鉴定，医院基本上都会有过错或过失”。而司法鉴定参与者都是法医，可能缺乏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

　　但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是公信力不足，患者一说就提到老子鉴定儿子。而司法鉴定是商业运作，鉴定部门认为医院和患者比较起来，患者这个客户群更大，所以一般多少都会给医院挑出点毛病。某种情况来说，是鉴定机构和医疗事故鉴定办抢生意。

　　第三方的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主要是由于缺乏司法强制力，当事双方可以反悔，导致成功调解效率较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有总比没有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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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医鉴公前主任、中国科学院医学心理学在职研究生、法律工作者朱卫

　　观点四：应实现医疗风险合理分担

　　华商报：医患矛盾解决除现有机制外，能否还有新的机制？

　　朱卫：医患矛盾冲突的焦点问题，是医疗改革补偿机制和引入医疗风险保险制度不健全所造成。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医疗风险合理分担应该早日引进。医患调解机制应与医疗风险保险机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医院应将精力放在积极救治就医患者，而不是将大量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放在解决医患矛盾与纠纷上。调解与赔偿应由第三方被投保人承担赔偿机制。

　　目前学术界也有提到赔偿医学机制，如何与医疗损害调处机制相接轨的问题，但都还没有进行实践。华商报：“医闹”为何屡禁不止？朱卫：一是患者自身法律维权意识增强，说明法治的进步；二是“医闹”时间短、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三是患方走司法途径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见效慢，程序复杂。四是无理取闹和观念落后的原因造成的。

　　比如，近期发生在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长被打事件，就是因为护士长让探望患者的一对母女离开病房，因为探望者太多会影响病人休息和治疗，结果遭到这对母女殴打。我还了解这样一起案件：2012年，某市一孕妇检查时，仅仅因为检查室有男医生，孕妇的家属就将男医生打骨折，最后经过鉴定属于轻伤害，有关部门调解后患者给医生赔偿8万元。

　　观点五：纠纷不可怕，怕的是不按规矩来

　　华商报：加强医疗和服务质量是降低医患纠纷的手段之一，现实中医院对医疗过错如何追责？

　　朱卫：惩罚机制不完善，追究责任制度不到位，现在医院的赔偿大部分由科室及医生个人赔偿，以赔代罚，起不到真正的教育目的，有可能引发消极怠工、心理障碍，不敢主动积极的去对患者进行积极医疗救助，而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甚至推病人，转病人，以致患者被多家医院推诿、酿成医患纠纷案例时有发生。

　　华商报：商业服务和医疗服务有何不同？

　　朱卫：商业服务，老百姓花钱买服务，是看自己的满意度。医疗技术服务，是在老百姓花钱买医疗技术服务时，应该将治疗效果放首位，将服务效果退而求次。如骨折，即使康复治愈也是畸形愈合，因为不可能再恢复原位。

　　医务人员服务对象是患者，患者疾病的发展与治疗有一定规律，但更多的是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服务效果与患者期望也许会有差距，而这种差异本身就可能引发争议。

　　发生医疗纠纷不可怕，怕的是大家都不按规矩来，只顾自己不讲理，甚至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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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调解委员会新生事物，尚待观察

　　虽然宝鸡市卫生局红头文件规定，要借助媒体大力宣传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方法。但是，宝鸡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委员、宝鸡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主任李晨（化名）依然忌讳莫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同时，该市调解委员会一位调解员称，“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医疗纠纷的调解”。

　　作为陕西较早成立医疗调解委员会的地级城市，在百度上几乎搜索不到宝鸡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任何信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宝鸡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广告信息却在地址一栏特别提示到，公司在“宝鸡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西北”。

　　宝鸡市一位常年从事法律工作的男子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宝鸡成立了这个机构，“法律界人士都不知道，况且普通患者呢”。显然，2010年11月17日成立的宝鸡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知名度不高。

　　就连西安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也不知道兄弟单位的存在。

　　2013年10月25日，西安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第二天，几乎西安各大媒体都刊登了这样的新闻——《陕西首家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方便不收费用》。

　　11月7日，华商报记者致电西安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人员依然认为自己是首家，“宝鸡市成立了吗？”

　　该委员会一位樊姓和蒋姓调解员很愉快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乐观地说，不到两周时间，他们已经受理了约20起医疗纠纷。目前首起案件将要调解成功。

　　两位调解员说，商州市某医院的女医生吴某，在西安某医院看病时，医生两次将患者的腿扳骨折。医患多次协商未果，在委员会介入后，这起事件即将落幕。“这是司法局、综治办、公安局、财政局和卫生局5家单位联合成立的，所以介入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是第三方，不偏不袒，所以双方应该更能信服”，樊姓工作人员这样认为。

　　在这里工作的另外一些人员说，他们希望包括工资在内的一些费用、人士关系尽快理顺，能让大家更好的投入工作。

　　记者还了解到，这些调解员目前大多是由上级主管单位直接调到这个岗位上去的。一些学者认为，或许应该采取报名、考试、考察的办法，让一些愿意全身心投入此工作的人员参与调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