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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个周末，山东聊城一起“刺死辱母者”的血案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因不堪忍受母亲被多名催债人欺辱，22岁男子于欢用水果刀刺伤4人，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判决结果一经公布，被网友热议，并引发法律界人士争议。警方有没有失职？讨债者的行为如何评价？法院判决是否存在可商榷之处？除了于欢，其他人是否也应该为这起刺痛人心的悲剧负责（见本报今日B02版报道）。

　　说实话，把这个新闻复述一遍都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新闻里那种残酷和残忍，让人不愿意去接近，这能量太负面了，会让人难受很久。同样，这件事还会带给每个人极大的不安全感，当未来又有人处在于欢的境地，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个终极问题，而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应该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而是法律。

　　今年2月份，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对于这样的案子，人们以为会判成正当防卫，顶多是防卫过当，然而并没有，于欢面临的其实是对他的行为来说几乎最重的判决了。也许在法官看来，没有判处死刑已经是从轻发落，然而在舆论看来，这结果仍然让人难以接受。而我想这不仅仅是情绪上不能接受，在道理上也无法接受。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的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没有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对法院给出的理由，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一个人精神和情感的摧残不算伤害，起码不算是能够让你正当防卫的伤害，只有用暴力对肉体进行摧残才算。

　　中国有句老话：士可杀不可辱。在很多人心目中，肉体上的伤害远远不如精神或情感上的侮辱更让人难以忍受。而与母亲的感情，恰恰构成了一个人情感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母亲被侮辱可以被认为是对人最大的伤害，如果不反抗，那整个人的内心就会崩溃掉，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怎么不算是防卫的紧迫性呢？

　　法院在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时还谈到了派出所已经出警。可问题是出警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出警民警只在现场呆了几分钟，说了句“讨债可以，动手不行”就撤了。我觉得这不仅没有缓解情况，反而加剧了事情走向崩溃。高利贷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怎么就被民警轻轻放过了呢？同样，出警的民警为什么不将母子俩带走？看民警的话，似乎也认为只要没有肉体伤害就成，精神伤害不算什么。这倒是和法院的看法一脉相承。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警的离开，让于欢和他的母亲完全绝望了。我们可以说，法律，是一个人理性的最后屏障。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还有警察和法律可依靠的时候，就还有可能保持理智。而当经常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人就只能自救了。我们可以想象，于欢和他的母亲从民警到来，到民警离开，经历了怎样的从希望向绝望滑落的过程。本来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却变成了压垮于欢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果这种情况还不算“防卫的紧迫性”，还有什么情况算呢？出警民警为何选择离开我们不得而知，是失职还是渎职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他们的离开成为了导致事情失控的关键因素。

　　在香港电视剧里经常看到一句话：法律不外乎人情。在剧集里面，这句话被很多人当做是拉关系讲人情的借口，但我总觉得，这话自有其内涵。在我看来，法律表达的应该是普遍的人情道理。因此，对法律的解读，应该和社会大多数人的是非判断、道德标准和传统习惯相符合。尽管法律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但法律的结论仍然要以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为标准。欧美国家设计陪审团制度，目的就是让判决符合普通人的判断。就像法律学者蔡斐所说：法律，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而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法院的判决要考虑到社会效果或者说社会成本。每一个判决都不是孤立的，它会对法律本身以至于社会都产生影响，当一个判决会给社会带来反效果或者是加重了社会成本的时候，这个判决就值得商榷了。于欢的这个案子，判决结果可能就加重了社会成本，甚至动摇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以至于未来，人们面临同样的困境时，也许就放弃求助于法律，要么以暴制暴，要么忍气吞声，这将是对法律和社会的双重伤害，而这个代价恐怕是我们支付不起的。

　　报道出来以后，舆论一边倒地站在了于欢一边。有人担心舆论会不会影响司法的独立性。我想在这个案子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舆论的声音不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出的，而是在审判之后发出的，所以舆论的声音对案件是一种评价而不是干涉。而最新的消息是，最高检已经派人调查警察是否失职渎职，山东高院也已经受理了于欢等人的上诉。而据说二审，被告一方将做无罪辩护。无论最后的结果怎样，我们希望法律都能够体现它的公正性，给出一个能够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的答案，我想这才是法律不外乎人情的真正含义。

新文化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