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生涯

                                          （散 文）

            说是队长，其实，是副队长。

            1971年元月，二十岁的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

            高中毕业生在当时俺村来说不多，也许是物稀为贵吧，我回到村里很受乡亲们的欢迎。我刚参加劳动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

            你别小看记工员，虽说不是什么“官”，但，是“实权派”，记工分的大权全掌握在你手里。全村父老乡亲都眼巴巴地看着你，千万别把工分给漏记喽。当时，记工分一般都在地里记，社员到了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就拿着记工本下地了，一个个挨住给他们记工。如果这时哪个社员有事儿不在场，下工后，他会跑到你家里去说明情况，然后，我再把工分给他记上。

            转眼到了1973年秋，我又“提拔”了，升“官”了，被委以重任了，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二把手，主抓农业生产。副队长的权力也不小，管着俺村三百多号人，每天干什么活儿，全听你的“旨意”。

            既然俺村老百姓相信我，执意推举我当副队长不行，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好唯命是从了。

            从此，我成了俺村的副队长，感到非常荣幸，心里充满着自豪感。

            其实，没想到副队长真是不好当的。

            生产队的农活多，乱，杂，一年四季闲不住，忙不完。尤其是当一个副队长，啥事儿都得带着社员亲自干不说，更是有操不完的心。那个时候，农村穷，社员觉悟参差不齐，干活儿不好领。特别是对于一些脏活累活，有个别人你寸管咋着吆喝咋着安排，他们是不肯干的。要么，出工不出力，偷懒耍滑蛋，你真拿他们没办法，看着干生气。

            锄地，在农活当中来说，算是一项既轻松又干净的活儿。就这，滑蛋人也不愿意干，干不好。无奈，我只好采取了一招儿，给他们规定了锄地任务，实行责任制，谁锄完谁下工，否则，锄到天黑也不能回家。可是，这些人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早下工回家，干活就像猫盖屎一样，锄地隔三卯四的，草都没有锄掉。

我看到后大怒，气得简直没法说，你又不能打不能骂，只好让他们重锄一遍了之。

            翻红薯秧是一项脏活儿。翻红薯秧大都在早上，下了一夜露水，红薯秧上湿漉漉的。那时，生产队里喂了许多牛，下工时，我叫大家把翻掉的红薯秧背到场里去，晒一晒好喂牛。大多数社员还是听话的，都背了好大一捆。可是，那些滑蛋货嫌脏，怕弄湿了衣服，只背了一小绺，你说叫人气愤不！走到村头上，我大声吆喝道：“今天的红薯秧就不往场里背了，谁背的谁要，回家喂自己的猪羊去！”

            那些滑蛋货张口结舌。以后再背红薯秧自然不能这样做了。

            庄稼打药是最辛苦、最危险的活儿。那时，生产队种了一百多亩棉花，棉铃虫厉害，除发动群众逮虫外，还必须背着喷雾器桶打农药，不是1605，就是3911，非常剧毒啊。而且，天气越热，越是中午头，打药效果越好，但，弄不好会造成中毒。我身为副队长，不带头打药不行啊，就带领着一些年轻人打农药。这样，滑蛋人不想打药也不行，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因此，自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说句心里话儿，压根儿我是不愿意当生产队副队长这个“官”的。况且，我又是个急性子人，一点不顺心，就发脾气。于是，我当副队长不久，对这个“官”就不适应了，反感了，决计不论如何，副队长是不能干的，坚决走人！

            到了1975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村里学校缺少一名民办中学教师，争着去的不乏其人，我也积极争着教书去。后来，别管费了多大劲儿，当民办教师我还真的如愿以偿。

            至此，我终于摆脱掉了那个副队长繁杂事务的缠身和烦恼。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副队长的味道，至今历历在目，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