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在传统社会里是无法被提出的，因为在传统自然经济社会里，生产是为了自足，即人们只是为了能够养活自己、家庭或者家族而进行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也不是为了换取更多的货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仅仅为了政治的目的或需要，发展经济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国家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治。每个经济单位越是松散，商品的交换越是稀松，越有利于统治，加之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所以在传统的社会里，节俭是一种美德，浪费则是可耻的，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节俭的美德早已印在了中国人的内心。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为“内需”造成困难，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由于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依然很穷，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需求市场。

然而现代社会是以经济生活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等之类的经济活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起着支配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提高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

在社会财富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消费的多寡取决于生产，消费多少只能看生产多少，而且为了积累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由生产创造的财富用于生活消费上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很明显，此时生产是决定消费的（这里仅指生活消费）。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把财富转化为资金，把资金进一步转化为生产的资本，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生产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转化为资金，才能进一步转化为生产的资本，那么消费的作用就慢慢突显了，如果不能消费便不能生产。由消费带动生产、带动整个经济运行的时代被成为消费时代，这样的社会被成为消费社会。一些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消费社会，由消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仍着重于生产，为了换取进一步生产的资金和资本，国内的需求是紧缩的，而主要把本国生产的产品卖往国外，另外还把资金投放在国外市场，以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增加国民收入，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

由于基本的国情国力和国内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把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看得非常重要，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们转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应该把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国内，利用国内市场，发展内需。面对内需不足的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是农村需求的不足造成总体需求的不足，内需和扩大内需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开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一直在攀升，在世界上的排名一直往前靠拢，快要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那么我们在国内很多地区依然很穷的情况下，仍在增加外汇储备，把钱投放于国外市场，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不是已有很多人抱怨不把钱投向国市场、不去进一步扩大内需了吗？还出现了像“国富民穷”、“穷人借钱给富人”等等之类的抱怨。

这样的抱怨是有一定的根据和理由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国际市场更是如此，光靠行政或政府的强制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获取更高经济利益的目标。在市场调节情况下，资金只会流向利用效率和效益比较好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或闲置。由于国外市场，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其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创造的效益，相对于国内来说是很高的，像现在美国的金融市场特别发达，他们经济发展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动力已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通俗地说，就是不必经过生产领域就能实现以“钱生钱”的经济运行模式和活动)，而在我国，由于经济结构、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如果投放相同数量的资金并不能获得相同的收益，假如一味地扩大内需，就会变成内耗。有一则经济学预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这则预言记载在法国经济学家巴斯提的名著《法律》中，名字叫做“中国寓言”，预言是这样说的：

 古代中国有甲乙两座城市，他们之间由运河连贯，利用运河运货、旅行，成本甚轻；当经济衰退来临时，皇帝为了振兴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下令人民用石头将运河填平。大臣闻言，连忙进谏，但皇帝老子天纵英明，成竹在胸，置之不理。

运河填平之后，皇帝又下令在上面修建道路。他指出，若不修路，甲乙二城人民如何往来，货物怎能畅且流，物流如何上轨道？皇帝真是高瞻远瞩、英明神武！于是有关部门动员数万劳工，夜以继日地修建公路，不但如此，为了商旅的方便，公路两旁还修建了不少客栈，一支巡逻队亦组织起来。强徒出没打劫商旅无日无之，因而有了“纪律队伍”，法庭和监狱就非设不可了。当客栈入伙后，因应旅客的需要，又在客栈附近开设了一些食物店、杂货店、服装店、理发店和鞋店等等，无论官府或商界，都需要增加人员，因此住宅房子一间一间地盖起来。显而易见，这种建设创造了大量就业，市面呈一片繁荣景象。但是，甲乙居民的生活水准则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①政府为了建设，非苛捐杂税筹措资金不可；②交通费用大增，令物价上升，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与皇帝老子的意愿相违背——他的一片好心便变成了“通往地狱之路”。

本来甲乙二城可以通过运河通商，并且“成本甚轻”。可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皇帝偏偏在两城之间修路。如此一来，就为数万劳工创造了就业机会——无论官府或商界，都需要增加人员。还开设了“食物店、杂货店、服装店、理发店和鞋店等等”，内需扩大了，行业部门增加了，“市面呈一片繁荣景象”。这是一项消耗成本、并无实际意义的浩大工程，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好意下把两地居民搞得生活水准下降。这是政策失当、权力错用的结果。扩大内需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内需变成了内耗，反而会适得其反。在如今，诸如重复建设、盲目开发、政绩工程等等都可视为“扩大了”内需，但结果却没有达到使经济良性发展的目的，内需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再去扩大，才能起到“内需”的效果，不然只会造成浪费，更有甚者是有人借“内需”之名捞取好处，结果更是会破坏经济发展。至于广大农村的需求不足问题，只能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农村的贫困是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和再分配制度的不甚合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有扬弃了这两方面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才能逐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才能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拉动国内农村市场的有效需求，而不是靠盲目投资所能见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