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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8 1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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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饰品伏羲女娲图尼雅遗址山普拉织物阿斯塔那织物 |
一些饰品，来自新疆东南西北，年代久远。上部项链、串珠，材质多为天然。
第三件玻璃项链出土于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前文人首马身纹缂毛挂毯出土地），印证了玻璃的历史。
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汉代，1975年焉耆黑圪达遗址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带扣模压捶揲成形，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带有扣舌的带扣是草原民族传统的腰带带头，不是中原文化的器物。这件金带扣的形制虽然具有草原文化特色，但上面的龙纹装饰却是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上面镶嵌的绿松石和宝石亦是外来物品，可谓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
卧虎形青铜扣饰，汉代，1973年吐鲁番哈拉和卓采集，新疆博物馆藏。
镂空工艺铸造，静态卧虎，为汉代匈奴文化特点；后背有一长方形扁扣。为探索汉代匈奴在吐鲁番地区活动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骆驼金饰，汉代，1994年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捶揲而成，骆驼的嘴、峰和腿部有小孔，背面残留铜锈，应是铜器上的镶嵌物。交河沟北墓地为土著车师文化墓地，有用马或骆驼殉葬的习俗。骆驼代表财富，被杀死后，蜷曲放入殉葬坑内。此墓还出土了金牛头饰、对鸟金饰片等金器，可见土著车师对金饰的喜爱。
左，镶绿松石金耳饰，汉代，1996年交河故城西1号墓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金耳饰整体为一抽象牛头形金质框架，并按不同的部位分割成若干金框，背面焊接一弯曲状的细钩，便于佩戴。古代西域首饰制作用料极为丰富，材质有金、银、铜、玉石、木、海贝、玻璃、珊瑚、锦、谷物、炭精等。其中既有就地撷取之材，也有来自中原地区和异域的珍贵材料，材质的巧妙运用体现了西域人民独特的审美与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前文《“千山共色”1》有交河沟西1号墓出土金饰，定为公元前1500年。
右，镶嵌宝石金指环，汉代，1962年昭苏夏台墓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黄金模压制成，戒面周缘点焊一圈联珠纹细金珠，环戒用金珠焊接组成联珠纹和三角纹。据研究，掐丝和焊缀小金珠技艺是经斯基泰人从西方传入的。有学者认为这类风格的金指环应是西突厥上层贵族的遗物，也有学者认为这类风格的金银器极可能是本土工匠在中亚金银器加工传统影响下的自制产品。
漆篦，汉代，1984年洛浦山普拉5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木质髹漆，上端为半圆形柄，柄的正反两面髹黑漆，并在黑漆地上用红黄绿等色漆绘上下两组图案。上面一组图案有异，正面描绘弯月、星星、流星纹，反面是联珠组成的方格纹，方格内填画4个一组的实心圆。下面一组图案雷同，都是3排实心圆圈纹饰，下端为细密整齐的61根梳齿。从纹饰上看，其具有楚文化的风格，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
左，石眉笔、眉石，汉代，1985年温宿包孜东71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均有钻孔，用以系绳，便于携带。为西域女子修饰眉毛主要用具。与中原相比，西域女子更喜欢自然之美，不拔眉毛，而用眉笔修饰。
右，石眉笔，距今2500年，1986年和静察吾乎4号墓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石眉笔与眉石一同使用，用眉笔在眉石上研磨，再涂在眉毛上。眉笔主要有石质和木质两种，石眉笔以细砂岩为主，分圆锥形、棱锥形和双尖头三棱形三种。眉石应为中国古代女子画眉的黑色颜料——黛。
展出三幅伏羲女娲画，均出自阿斯塔那墓地。
彩绘伏羲女娲麻布画，唐代，1966年阿斯塔那45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麻布设色，上宽下窄呈倒梯状，彩绘人首蛇身的伏羲与女娲二人，以手搭肩相依、蛇尾相交。上方中间绘太阳、下方绘月亮，四周的小圆圈象征星辰，还画有一颗彗星。
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神，相传人类是由伏羲和女娲兄妹相婚而产生的。此类题材的绘画在吐鲁番古墓葬中已发现有数十幅，主要属于麹氏高昌时期和唐代西州时期。
绘画质地有绢、麻两种，一般是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被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边。该葬俗是从内地传入吐鲁番，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当地的传统丧葬文化。
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唐代，1966年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由三片原白色绢缝合，彩绘伏羲女娲，二人上身相拥、下尾相交。左为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右为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
二人共穿饰有横条纹的红白花裙，两尾相交，色彩为黑、红、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是月亮，两边是星辰。
伏羲，络腮胡，胡人形象。
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唐代，阿斯塔那佛塔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彩绘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二人，以手搭肩相依、蛇尾相交。女娲在左，发束高髻、两腮涂红、额间花钿，身着宽袖翻领衣，右手执规。伏羲在右，头戴巾、留须，身着宽袖翻领衣，右手与女娲搭肩相拥，左手执矩和墨斗；二人共穿一条花裙。
上方画象征太阳的红心圆轮，尾下是象征月亮的圆轮，四周是象征星辰的连线小圆。
库车魏晋十六国墓葬，地处友谊路，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砖石墓群。
发掘15座，墓葬形制、埋葬方法、随葬物品，与河西走廊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相近。
墓砖保留着汉画像的特征。
出土织物是新疆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和元年锦囊，东汉，尼雅遗址出土。
锦囊的主体部分以五种织锦制成，包括囊袋口缘用锦、束带部位“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袋身“元和元（公元84）年”锦、瑞鸟云纹锦和袋底用锦。锦囊原可能作为存纳首饰或印章等贵重物品之敛袋。这是唯一有明确纪年的织锦，是于阗（和田地区）列入中国版图的重要见证。
“德宜子生”铭文锦帽，汉晋，1995年尼雅1号墓地8号墓出土。
锦帽高24厘米，口径30厘米，帽身织锦白地，用蓝绿绛三色显出茱萸、云气和人物纹样，穿插德宜子生等隶书汉字。帽里素绢为衬，帽口镶宽5厘米的革缘，帽后缀两根湖蓝色绢带。帽织人物是神话中的东王公和西王母。
栽绒毯残片，东汉，1959年尼雅遗址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由红、黄、湖蓝、棕、白等色织成。尼雅遗址出土的栽绒毯残片，大多有三重或更多边框。图案规整，以几何纹为主体，富有格律感；色泽浓艳协调，多以“马蹄扣”法栽绒，织制较精细。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东汉，1959年尼雅1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鸡鸣枕是用“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缝制，枕芯为植物的茎叶。此枕的主人是东汉时期西域鄯善国的贵族，缝制鸡鸣枕的织锦来自中原地区。有研究认为，汉晋唐时期新疆地区居民盛行陪葬鸡鸣枕，当是受到中原汉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千山共色”3》有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希腊武士和人首马身纹缂毛挂毯。这里有其它织物。
左，绢枕，汉代，1984年洛浦山普拉1号墓地50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绿地，由红、黄等色刺绣成蔓草纹图案。考古发现，汉代枕具已发展成较为成熟的软枕和硬枕两大体系，枕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多见贵族墓葬。
右，毛布扇，1984年洛浦山普拉1号墓地126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毛毡里，原白色纹毛布面，红色平纹毛布锦边。一根木杆将扇面贯穿并固定。这是新疆发现的最早扇子。
动物纹毛裙残片，汉代，1984年洛浦山普拉1号墓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裙下摆饰窄百褶边，用多股黄色的合捻线，在缀织绦与红色毛布中织出明显的框线和动物纹轮廓，起到装饰作用。动物纹是山普拉出土织物图案中的突出主题纹饰，图案化和变形纹烘托出各种动物的形态。
动物纹在此地流行，寄寓了人们希望神灵保佑、祈求国泰民安的愿望；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山普拉地区畜牧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梳镜袋，汉代，1984年洛浦山普拉2号墓地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袋芯为蓝红绢，边缘为黄色绢，中间夹有毛毡，为古代居民梳妆用品盛放之物。
山普拉地区出土大量毛织品，包括投石器和针线包等生产工具及梳镜袋、枕、栽绒毯、毛布单和各种衣物等生活用品，其中带纹饰的毛织品数量很多。相关研究证明其原料及制作为本地。
蓝色斜褐缂饰裤，西周，1985年且末扎滚鲁克4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宽腰、直筒裤，裆部中央缝有“十”字形毛布，边缘呈逐渐内收的阶梯状，对折成三角形缝合在裆部。毛布为2/2斜纹，经纬线皆呈“Z”捻向。裤腰和裤腿为红色底缂毛。裤腿用宽幅55厘米的毛布一折为二缝缀而成，接缝在内侧。
在裤腰和裤腿底边用“通经断纬”的缂丝方法织出组合菱形和回纹饰边，饰边为红色地，蓝、茄紫、土黄、紫红等毛线显花纹。
棕地提花羚羊纹毛毯残片，春秋，1985年扎滚鲁克3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残为两片，局部保存有幅边。棕色平纹地，用红、蓝、淡黄等色线嵌织羚羊、骆驼和似汉隶“五”字样的图案。
双面栽绒彩色地毯残片，东汉，1980年楼兰古城遗址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采用天然植物和矿物染料，植物是花草和根木，矿物为朱砂、红土等。
地毯是新疆毛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由两个组织联合而成：一种是固定毛绒的基础组织（地组织），一种是栽织毛绒的绒组织，栽的绒也称绒纬或绒头。这种栽绒毯的表面覆盖一层平整丰满的绒毛，弹性大，保暖性好，坚牢耐磨，至今仍是草原和寒冷地区必需品。
其他织物，多来自阿斯塔那。
夔纹锦残片，北朝，1967年阿斯塔那88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此锦残片以宝蓝为地，显黄、白、红、绿、粉青色图案；纹样以变体夔龙为骨架，弯曲处填以双角兽或独角兽，兽旁缀以四个小菱形组成的大菱形图案。纹饰中保留着汉晋时期的夔形与循环布局形式，但纹样布局与对称结构也显示了新的风格特色。
联珠对凤锦覆面，北朝，1972年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覆面外环绕一周打褶的紫色绢，内心为两块拼缝的锦面。锦面为蓝地，显橙（真红褪色）、蓝、白色花纹。联珠纹圈内有一对展翅的凤鸟，上方有宝瓶和忍冬纹；圈外空地上有回首的对鹿和奔跑的有翼神鸟（兽），以及对称的几何状花树。此覆面的联珠纹与中国传统的凤鸟纹饰相结合，体现了东西方纹饰纹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吸引。
几件覆面：覆面是死者面部覆盖物，秦汉以前在中原已经出现。阿斯塔那出土数量众多的覆面，表明新疆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前后与中原广泛深刻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
大联珠纹锦覆面，唐代，1972年阿斯塔那205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椭圆形大联珠纹圈，联珠两两相对，夹回字形纹饰；之间夹有莲花莲籽，由白、蓝、黄、绿、天青等色构成，边缘有白娟荷叶边。
小团花和联珠猪头纹锦覆面，唐代，1969年阿斯塔那138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椭圆形覆面，原白色绢荷叶边，面芯由两块织锦拼接而成。一块红地联珠猪头纹，一块黄地联珠团花四叶纹。其中猪头上翘起的獠牙与几何纹的眼睛极富装饰性。
对鸭纹锦覆面，唐代，1967年阿斯塔那92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黄色地，棕、绿色纬丝斜纹显花，边缘有较多残缺。圈中央为对鸭，对鸭颜色上下对比鲜明。此织物为研究纬锦的产地、年代、纹饰演化和中西纹饰的比较提供了重要资料。
左，联珠对雀“贵”字纹锦，隋代，1966年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原物为覆面，布局残，夹纬经二重，平纹组织，经密每厘米144根，纬密每厘米24根，经线显花。底色为橙红，以白、蓝、绿色显花。花纹图案为对孔雀、云纹、回纹和“贵”字等纹样，外绕联珠纹一圈。原白色绢荷叶边，孔雀相向，颈系一绶带，尾上翘，开屏展翅，似鸣似舞。
右，联珠对鸟纹锦残片，唐代，1966年阿斯塔那70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整个织物由两对对称的鸟纹图案构成，四周为六边大联珠纹图案，外围的荷叶边已残缺。整个织物布局均匀，搭配和谐。
联珠鸾鸟纹锦，唐代，1960年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原物为覆面。面心呈长方形，经锦、夹纬经二重斜纹组织。黄色地，白、蓝、绿色纬线分区斜纹显花。花纹图案为宽带大椭圆形联珠纹圈，圈内一只鸾鸟作站立状。
颈有绶带的立鸟纹，和我国传统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这种立鸟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口衔一串项链形物，颈部和翅膀上均有一列联珠纹，是波斯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波斯萨珊朝银器上都有这一特征的立鸟纹图案。为中西纹样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胡王”锦，南北朝，1972年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锦以黄色为地，显蓝、绿、白色等花纹。纹样以忍冬四叶纹为中心，联珠圈内织有卧狮、人物牵驼、“胡王”铭文等。卧狮头部扭向一侧，同圈内似为其倒影。身穿窄袖束腰上衣的牵驼人一手执鞭、一手牵着双峰骆驼行走在浅水中，水中映出牵驼人与骆驼的倒影。牵驼人与骆驼间织有“胡王”二字，水中亦有倒影。此锦纹饰题材新颖，色彩艳丽，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
鸟兽树木纹锦，南北朝，1959年阿斯塔那306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此锦显黄色、绛、绿、蓝、白色花纹，对称的鸟兽花纹成行层叠排列，有树木、人面双翼兽、鸟、长颈鸟、鹿等，织物花纹纤巧细丽，栩栩如生。
天青色几何纹绮片，北朝，1972年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绮片是在天青地上显出几何纹、勾连纹等暗纹纹样，轻薄精致，体现了较高的纺织水平。魏晋以后，绮的名称使用渐少，逐渐被组织结构相似的绫取代。此绮片成为研究织物从绮到绫转变的实物资料。
藏青地禽兽纹锦，北凉，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为锦被局部，以藏青色为地，显藏青、缥青、大红、褪红、白色等花纹。纹饰以曲波山行云气纹为骨架，其间装饰有对称的夔、鸭、龙、虎、孔雀、四足鸟、神鹿（有翼）、麒麟、鹿、孔雀等珍禽异兽。纹样构图繁缛，线条流畅，具有较强的装饰性。
两双鞋。
左，蓝色如意鞋，唐代，1968年阿斯塔那104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鞋面为蓝丝绢质，鞋底白色，鞋头微微翘起，鞋帮至鞋上部用棉条搭缝两条绳，既牢固鞋面，又起到装饰作用。该鞋形制类似今天的凉鞋，适合夏季穿着。吐鲁番地区夏季十分炎热，唐代当地居民根据需求，制作出不同的鞋子，有皮鞋、麻鞋、绢鞋、蒲鞋等，各具特色。
右，麻鞋，唐代，1964年阿斯塔那37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鞋面以细麻绳编织，鞋底以粗麻绳织成，鞋头呈尖圆形微微翘起,
鞋带用粗麻绳编织成结。
“文明元年”麻布残片，唐代，1973年阿斯塔那19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原为白色，上墨书“文明元（唐睿宗，684）年八月”、“吴”字样和两方朱色印章，印文不清。阿斯塔那出土相当数量的麻类织物，包括衣物、被单、被褥、脚布等，时代自两晋至唐。在部分唐代麻织物上，保存有墨书题款，写明年月、地区、布帛性质、纳布人姓名、数量等，并有州县以及税收仓库管理部门的官印。该麻布应是文明元年一吴姓农民上交的调布。
唐代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纳粟二石，为“租”。产桑蚕之乡每丁每年缴纳绫或绢或絁二丈、丝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若不从役，可以缴纳绢或布代替，谓之“庸”。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墨书题记的布、绢，涉及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等省区，反映了唐代国家高度统一、新疆和内地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是研究唐代租庸调制度实施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
红地团花锦残片，唐代，阿斯塔那76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织锦以红色作地，上有蓝色团花和绿色四叶纹图案纵横排列，色彩明暗排列有序，图案形象生动活泼。团花纹作为中国的传统纹样，寓意吉祥，在唐代被大量运用。
印花布残片，唐代，1959年巴楚托库孜莎来遗址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为一端宽一端窄的楔形平纹棉织物，属“正白”类防染印花布，纹样为六瓣花纹，或称六角星纹。防染印花是唐代新发明的一种印花方法。染色前，先用防染剂印在织物上；染色后，刮去防染剂显出地色，形成花纹。防染剂本身渗有颜色，经过蒸化水洗脱浆，其本身的颜色便附着在织物上，从而产生两种颜色的效果。
左，蓝白提花棉织物残片，唐代，1959年巴楚托库孜莎来遗址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残片通体呈不规则状，以蓝色平织地，用白色棉纱以纬长浮线显花，表面效果非常像刺绣。纹样为变化的几何纹图案，其中蓝色色泽较鲜艳。
右，绿地对羊对鸡灯树纹锦，南北朝，1972年阿斯塔那186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织物以绿色为地，显白、红、黄色花纹，主体图案为塔形灯树，灯树周围有伏卧大角对羊和对鸡等。鸡、羊谐音吉祥。灯树有可能是元宵节期间火树银花景象的抽象表现。该锦色彩鲜艳，纹饰图案对称，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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