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錄（一六一】據《新唐書·孝友傳》：武后時，下邽徐元慶手刃殺父之讎。時陳子昂上《復讎議狀》曰：“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建議“宜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後柳宗元上《駁復讎議》，以為子昂之論自相矛盾，乃據《春秋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之義，表彰元慶曰：“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又憲宗時，宣平梁悅為父報讎殺人，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時韓愈上《復讎狀》，據《春秋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之義，以為“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主張“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即官府所殺，雖父無罪，子亦不可復讎；據《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與“凡報讎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之義，以為“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主張“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即百姓相殺，子復讎者先言於官則無罪。後王安石作《復讎解》，以為“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又以為《周官》“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之義，非周公之法，蓋“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慕案：以上四人之議，有可詳而論者四：其一，古代中國，法理法文法治必據聖王之義、經典之文，所謂引經決獄、春秋決獄是也，此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近世以降，不復引經決獄、春秋決獄，一切法律均依理性精神，取法西洋傳統，使中華法系一變而為歐陸法系，則中國非中國矣。其二，唐憲宗、陳子昂皆以禮與法為二物、相衝突，非也。禮即法也，法即禮也，禮樂刑政於用分殊，於治為一，同源于聖王之義、經典之文。所謂禮法衝突者，必是錯解聖王之義、經典之文，使法文不體禮義。如，《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款，其意為“父無罪，子復讎無罪；父有罪，子復讎有罪”甚明，而韓愈以為“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則是錯解。韓愈又以百姓相殺，子報復讎，必先言於官方無罪，則大謬矣，無如柳宗元之議精當，何怪章士釗《柳文指要》譏其“諂諛專制”？！其三，《春秋公羊傳》榮復讎、大復讎，然具體事例不及庶人，只涉君主，蔣子《公羊學引論》分為三類，即國君復國君殺祖殺父之讎、個人復國君殺父之讎、臣子復亂賊弑君之讎。雖然，國君殺父尚可復之，况庶人之父讎乎？故《禮記》載孔子之言曰：居父母之讎，“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其四，於復讎之論，可見今古文之別，尤見古文蓄意為君主專制辯護之意，許慎《五經異義》分殊甚明，曰：“凡君非理殺父，公羊說，子可以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又者，古文既尊君主護專制，則必一切遵現行法律和統治秩序，故《周官》言“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然庶人報讎既告官府，則何不以官府處置之？自相矛盾如此，何怪荊公以為其非周公之法！惜乎，荊公既尊《周官》、作《新義》並以為變法根據，又疑《周官》非周公之法，進退失據，不亦惑乎？！又者，《春秋》榮復讎乃專就君主言，然兩千年間議論，均不及復君主，而專就庶人說，且即在公羊學（家）處，“大復讎”亦不曾列為《春秋》大義與要旨，民國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陳柱尊《公羊家哲學》雖各列大義數十條，“大復讎”亦不與焉。至若《公用學引論》出，其六論十二說，特標出“大復讎”，以為體現中華民族尚恥尚勇精神，歷史之中追求自然公正精神，以及儒家批判無道君主精神，尤其道出其與湯武革命精神相一貫，以明政治之合法性之一體，可謂慧見卓識矣！陳柳韓王四人皆以文學著稱，其復讎議皆酣暢淋漓，故附錄焉。（20150829）

附一：陳子昂《復讎議狀》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議曰：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幹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讎，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而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倘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故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必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節，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

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謹議。

    附二：柳宗元《駁復讎議》全文

臣伏見天後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附三：韓愈《復讎狀》全文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征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附四：王安石《復讎解》全文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于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   

《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複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