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乱不断，坟墓遍地，但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一年年长大，她们就像法国麦田里的红罂粟一样，美丽、脆弱，又很顽强。大部分的中国女孩非常依赖他人，她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在她们还没到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时候，就沦落为花女群体中的一员。

这些花女不仅包括优雅的爱人，也包括可怜的流浪者，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但在中国，事情处理起来更直接：有的甚至明文规定各个级别歌女、花女的收费标准。我曾在广州看到一本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新年时顾客要送给一年以来给自己带来愉悦的花女礼物，书内还记载了礼物的数量和质量。还有一点，送礼物的时候不能忘记中间人，所谓的中间人一般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当顾客收到装有洗脸毛巾的盆时，他们就知道这是中间人想要礼物和钱了。

​我在上海、杭州、苏州的一些欢愉场所见过这样的女孩，她们大概十四五岁，两人一组坐在人力车的单人座上，她们穿着紧身、短小的上衣，肥阔、较短的裤子，头发用丝带扎着。她们一般都很年轻，扑闪着黑亮的眼睛，她们大多没上过学，但是都极其精明。在上海，娱女这样打扮是明智的：

带着一顶西式的男运动帽，穿着一件男式粗花呢外套，外面套上精致的马夹，短裙，脚上穿着高跟便鞋。她们穿着这身行头，嘴上叼着烟，穿行在人群中，她们认为这样很时髦。每一个娱女的身边都会跟着一个穿着传统中式上衣和裙子的女孩，而跟在她们身后的也都是一群欢乐的年轻。

娱女中等级最高的是歌女，她们不用像日本艺伎和欧洲歌舞女郎那样出卖肉体，虽然她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这么做。上海道德福利同盟最近想清理城镇中的娱女，市政府发布了一则法律条文，要求登记所有妓院的情况，包括住房及用户，限期取缔部分妓院。1922 年 11 月 23 日的上海市政公报详细说明了具体方案，条文如下：

特此通告，依据 1920 年 4 月 7 日纳税人年会通过的第十五项决议，为推行 1920 年 3 月 19 日发表于市政公报的特殊罪行委员会报告中的提议，经抽签决定，三分之一妓院执照将于 1923 年 4月 1 日收回。公开抽签将于 12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在市政大厅举行，届时将决定所关闭的妓院。抽签将公开进行，所有民众均可到现场观看。

这一举措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由于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完成的，所以歌女及其住所问题仍引发了一场风潮。

在中国，歌房就像西方的俱乐部，地位是很独特的。只有在特殊情况，比如葬礼或者婚礼时，歌房中很少设宴。很多人与朋友会面或者谈生意就在歌房或者茶楼中进行。即使是最好的歌房和歌女也被看作是不道德的，这就使那些体面的人陷于困境，道德福利同盟正力图把歌女与普通的妓女区别开来。

高等级的歌女犹如一位少女，衣袂飘香，在夜晚等着她的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歌房对家庭而言是个威胁。因此对新女性的研究就离不开对娱女的研究，而且娱女还占了一定的比重。但是在中国，只要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不改观，母亲、妻子、女儿得不到自由的社会生活，那么妓女这一群体就不可能消失。可喜的是，中国的新女性和新男性正致力于此项改革。

报纸上曾有这样一则新闻，歌女们组成了“歌女中国保护同盟”，抵抗日本侵略，保护自己，抵制日货。就连这些轻浮的女性也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学会了用联盟来保护自己，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改变，最终会使她们受益。

歌女的职责就是取悦客人，人们雇她们来陪唱、跳舞和调情。虽然她们的中间人是从挣钱的角度出发，但我认为，这些女孩子只是为了取悦客人，并没有太高的智力含量。

在香港的一个晚宴上我见过这样一位娇小可人的姑娘，她乌黑的头发留着刘海儿，调皮地眨着黑亮的眼睛，露出习惯性的微笑。她穿着由桃红色的锦缎做成的上衣，浅蓝色缎面做成的裤子，脚上是中式的黑绒鞋。 晚宴是在一家著名酒店的私人大房间里举行的，有一个欧洲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三个有钱的中国人和这名女子。

晚宴的时候，这个歌女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来取悦我。她一直给我夹菜，自己除了一点米糖，什么都不吃。她不时地做一些令我不快的动作，譬如拍我的脸，用食指和拇指夹我的鼻子，用力扯我的耳朵。面对这些调情的动作，我无动于衷。我对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略有了解，这是从上海老妈子那里学到的，于是我便强忍着，忍无可忍时，我反抗了，这使得中国人很高兴。我的反抗并没有能制止她，她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了。我索性就不理睬她了。表面上她是在挑逗我，但我能觉察到她内心深处的敌意。

一阵喧闹声从街上传来，我来到阳台，看到了那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很常见的一幕。路边停靠着一辆售货车，车上有一个炭火盆和几个大陶罐，陶罐里装着豆腐，一群苦力围在车旁，用几枚铜钱买些豆腐吃，他们一边吃，一边兴高采烈地聊着天。这名歌女把我拉回到房间的炕边，炕是由大理石和柚木打制而成，炕上红色的靠垫可以供两三个人斜倚。歌女的面前有一整套吸食鸦片的装备，她一切都听命于我，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她先是选取了一些豌豆大小的鸦片膏，用银筷子把膏团成球，之后在酒精灯上慢慢烤，最后把烤过的鸦片球放进长烟管的小金属碗里，然后把这套设备双手递给了我。

我认为一切都值得尝试，于是吸了一小口，等着人们说的那种极乐感觉的到来。现在我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把我这一“吸毒”史写进书里。事实是，一切安然无恙，就这么简单。那个歌女又准备了另一支烟管，鉴于上次毫无反应，这次我多吸了几口。没有什么不适，比如眩晕或者虚弱，也没有愉悦或难过。实际上，我毫无感觉。虽然有人一再劝我多吸几管，说那样就能体会到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我还是喜欢站在阳台上看着那名歌女坐上人力车去赶赴下一场约会。看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我意识到在她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她是多么受欢迎。

现在我将目光投向最低等的娱女，也就是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我之所以关注她们是为了证明传教士和女性社会工作者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从“妓”字的结构来看，“支”有分支之意，可引申为“公开的”，由此“妓女”的意思即为公共女性。

等级较高的娱女衣着光鲜，得到悉心照顾，她们住在酒店里。虽然如此，她们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奴隶身份，不可以单独外出。她们可以赚取一点钱，但没有人身自由。广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想摆脱妓女生活的女孩们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重获自由，被送往“希望之门”（“希望之门”是传教士和进步的中国人努力打开的，公众反响很好，很多年轻的中国女性都在这里做社会工作）。还有一项法令尚未通过，内容是打算将妓女的法定年龄定为 15 岁，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已经有 7 岁的孩子就被卖为女奴的现象了。大部分亚欧混血儿都是“盐水女”（舢板女），也就是葡萄牙水手的后代。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当然这其中肯定也包括中西方社会中的那些受过教育的文雅的人结成的同盟，但这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千百年来，中国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我们在广州花船上遇到的女性群体，与其说是她们在犯罪，不如说是别人对她们实施了犯罪。在中国，很多女孩被他们的监护人或者父母卖掉，这些原本应该保护她们的人使得她们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不得不过着堕落的生活。

​对于无知、迷信、狡诈又唯利是图的舢板女来说，男人既是她们的主人，也是她们的猎物。等级较高的女孩一般都比较漂亮，她们举止优雅，衣着华丽，常穿着丝绸锦缎，有时候秀发上也会点缀着珍珠。她们有仆人，也学习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等技艺，大抵会一项，这决定着她能成为一等或者二等歌女。

船上社区的生活是比较有趣的，小船上的常住人口有二三十万人，其聚集程度之高是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如果非要找一个的话，那可能只有现代纽约的公寓楼了。在这里居住很便宜，同时拥有两个房间和一间浴室只需要一块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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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台风。每条帆船上都住着 6—50 人，一场风暴就能毁掉上千艘船，淹死 6000 多人。有时为了躲避风暴，需要用租来的小拖船将五六十艘船拴在一起，每四五艘为一列，头尾相接连成长串，好似漂浮着的小岛。罗伯特·多勒先生说，他在香港见过这样一个 80 多亩的港湾，被 2000 艘船、20000 人挤得满满的，再也塞不下一条来此避难的船，而气象台播报台风即将到来。

我在广州的深刻感悟是，正在进行的革命对船上的生活影响巨大。某天晚上，一位副官陪同我去看珠江上的夜生活。走在码头上，四周一片漆黑，水中有数千条船，一艘挨着一艘。夜色下黑色的水在舢板、房船和沙船间流动，这里似乎变成了漂浮着的城市街区。通常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这里灯火通明，欢歌笑语。而今天，一切都笼罩在寂静中，偶尔能看到一只灯笼晃动着微弱的光。不过餐船和供给船是个例外，餐船和供给船上依旧灯光闪耀，它们的前部和侧面都被装扮成了店铺的样子。餐船的柜台上摆放着诱人的食物或者各式各样的饮品，食物是做好的，可以直接食用；肉类则是还没做好的。船上应有尽有，从肥皂到奶酪，你都可以买到。可以买的当然也包括歌女。他们在船上的生活被局限在舢板区域内，这些船民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巨大吸引力。

在黑暗中穿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叫醒了一个船民，他说如果要把我们带到水上，我们必须加钱。很多船都被入侵的军队强行征用作为军官的住所，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敌是友，得采取很多预防措施。这个船民叫上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他们俩时不时窃窃私语，很显然将要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很紧张。我感受过毛瑟枪弹在身边乱飞的感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更希望能安静地停靠在黑暗中。

我们在漆黑的夜里划行了一阵子，时不时会有舢板漂过，舢板上还会泻出一些琵琶声和欢声笑语，这在寂静黑暗的夜里显得有些古怪。原来在这千百艘看似空空荡荡的小船里，还是有心脏在跳动，有耳朵在聆听。突然，一条小船从我们身边经过，近处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船民作了回应。只见一名女子从小船里走了出来，船内还有低语声。从小船里搬出了很多罐头和篮子，装的都是食物，多得可以举办一场宴会。副官告诉我，这是一名歌女居住的船，她目前正在取悦一个有钱的客人。而我们看到的那位女子正是中间人，她会在盛宴结束后，给客人呈上“香巾”，提醒客人该给钱和礼物了。

第二天，我看到了船区布道所。布道所由两艘大驳船缚在一起而成，一艘作为诊所，一艘作为护士和传教士的教堂和休息区。传教士给这成千上万在水上出生、长大、死去的人们布道，传播福音。我的向导是广州最进步的女性之一，也是当地女性参政论的领导者。船上的传教士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就有舢板花女的事情。有一位舢板花女出了事故，被送到布道所来治疗，痊愈后，她皈依了基督教，在一位她之前的客人的慷慨资助下重获自由。船上这些苦难的船民们受到了布道所的大力帮助。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背上扣着的圆圆的罐子。罐子的作用是当一个孩子落水后，罐子就可以充当救生员，让孩子们一直漂浮在水面上，直到被舢板上长长的船钩钩住，大人们将孩子救上船。

白天的生活比晚上要快乐。我注意到邻近的船上很热闹，副官告诉我，那是在举行婚礼。几艘驳船上贴满了红色的纸花，喜气洋洋。其中一艘船上有三位乐师，中间的船上站着新娘，另一艘船上是婆婆、新郎及宾客。在船上举行婚礼与陆地上不同，新娘不用坐轿子，直接从一艘船走到另一艘上，婆婆会在那条船上迎接她，两人交换了杯子后，就会举办一场宴会和舞会。传教士的心中十分欢喜，因为这位年轻的新娘是一名基督教徒，她是一个从良的花女，犹如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摘自《西洋镜：一个美国女记者眼中的民国名流》，经授权发布。

本书首版于1923年。八十张罕见的珍贵照片、二十余篇采访札记，生动展现民国上层社会女性多姿多彩的人生。附录40多张晚清贵族女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