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当代的文化巨匠之一、“五四”时期的伟大诗人郭沫若，他致力于新诗诗美艺术的创造，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的诗集《女神》充分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他创造的那条“天狗”，可以突破一切有形和有限，冲决一切阻挡个性和时代解放的罗网，极具一种狞厉的狂飙色彩。但他有些诗乃至早期名篇，也并非没有瑕疵。如他的《炉中煤》十分地被称道，是一首闪烁爱国主义光辉的佳作，应该充分地肯定；但从诗美艺术角度看，也可以找到“泥实”的痕迹。

    《炉中煤》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正在熊熊燃烧的炉中煤，是一种物象，诗人以这种具体的物象，蕴入一种特殊意义的抽象，造成一种象征意义，象征一种热恋情绪。这种火一样炽烧的热恋情绪，本可以是多义的：（一）对年青女郎的恋情；（二）对故乡的恋情；（三）对祖国的恋情；（四）对艺术的恋情；（五）对科学的恋情；（六）别的种种恋情。但是，现在诗人加上了一个副题——“眷念祖国的情绪”。这就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将诗的题旨固定化、凝固了。还不止此，不仅固定化、凝固了，还明朗了，外露了。尽管加上一个副题，强调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但是，我以为这是一个失误，本来，这首诗不是平直的，也不是泥实的，含蓄而自然，且有所隐藏。加上这个副题以后，意念加强了，诗味却减少了。

其实，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如果不加这个副题，在当时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浪潮的情势下，读者也会自然联想到诗人的火样炽热的恋情，决不是一种纯粹的儿女私情。如诗中的一些意象：前身黑奴卤莽的意象、栋梁的意象等等，已经超出一般男女恋情，读者自能领悟。现在，诗人加上这个副题，主观想法是要强调诗的思想性，结果弄巧成拙，使诗的思想外露，诗的八韵尽扫。这就是诗的思想外露对诗的艺术魅力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自然也损害了诗的思想性。储蓄一点，隐藏一点，让读者去领悟，把诗的思想内涵“悟”出来，该是多有意味、多令人神往之事？

为什么要害怕读者不懂、不明白诗人的心思呢？

读者自有自己的创造——二度创造，诗人为什么要限制读者自己的意象创造，一定要牵着读者的鼻子走？一首诗创造出来以后，诗美既是完成的，又是“未完成”的，诗人应该追求一种“未完成美”。“未完成美”才是真正的诗美。诗不是告诉读者“这是什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创造点什么。诗应该“以为说出来为方法，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诗一旦自己说了出来就不是诗了。诗人应该给诗“留白”，隐藏自己，隐藏得越巧妙，诗的艺术魅力越佳。

    诗的象征义应该是多义的，而不是单义的。加上“眷恋祖国的情绪”这样一个副题，诗便变成单义的了，只准许这一种意义，不允许理解成别一种意义，就连原初的那一种恋情也被否决了。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诗的象征艺术，把诗的象征艺术降格为诗的比喻艺术。象征艺术使诗进入无形、有限了。诗的艺术魅力，应该在无形、无限的层次上。

    所以，我认为诗不应该“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不只是这首诗加一幅题的毛病，而是西方诗在走向象征艺术过程中的一个通病：“象”后面还要加上一个验证的尾巴。本来诗已经写得够有味了，诗人却害怕读者领悟不到，自己跑出来“验证”一下。“象征”的“征”，第一义是“召”，“象征”是从远方召回“象”的涵义；第二义是“验明”、“证明”。应该取第一义，诗是“远距离”艺术；而不是第二义，站出来抢镜头，近距离“验证”一番。

还是诗人孔孚说得好：诗应该“用减”。诗是减法艺术，“远龙理应无鳞无爪”。

    《炉中煤》本身是一首写得很好的诗，只要去掉副题，就还原诗的“真”面貌，就有了诗的艺术魅力。有了副题，一些鉴赏家和读者就把这首诗误作比喻艺术；去掉副题，就是地道的象征艺术了。

这首诗的社会现实内蕴，去掉副题以后，读者也自会读出来的。

诗写在1920年1、2月间，正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阶段，诗人虽然在日本留学，但他被这场运动的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着、席卷着，他为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滚沸着一种火山岩浆般的热情，为此激动、鼓舞、欢欣，并产生一种强烈的思念与眷恋情绪。郭沫若后来追述这种情绪时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心目中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恋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他的恋歌”（《郭沫若文集》第七卷《创造十年》）。这首诗的深层的意蕴，便是诗人对于正在发生新的伟大变革的祖国的眷恋，对祖国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的憧憬和热望。在诗人心目中，几千年封建专制桎梏被冲决之后，古老的中国便要新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兴起，要冲刷掉一切污泥浊水，祖国受到这场运动的洗礼，已经变得“年轻”了。所以，诗人心目中的祖国，成了“年轻的女郎”！“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诗人内心已燃烧起熊熊煤火，他满怀的炽情要为新生的祖国发热发光！为祖国燃烧，为祖国献身——便是诗人一颗赤子之心的袒露，诗人的感情已经滚沸到了极点。

    值得重视的是，诗的象征艺术集中地表现在诗的第三节：“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桎梏，压抑了多少栋梁之材，多少热血男儿被种种的枷锁捆绑住，不能展开手脚，如同“活埋地底”被窒息、僵化了；而今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专制的伟大斗争，造成了心灵和肉体的大解放，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中华儿女“重见天光”了，“炉中煤”已经熊熊燃烧了！这是以煤的形成的物象——从高大的栋梁树木被禁锢、掩埋，经过千万年的凝聚、积蓄，形成火与光的凝结物，长期地埋藏着，现在被开发，投入炉中熊熊燃烧；象征被封建专制压迫的奴隶，长久地积蓄着自己的力量，一旦挣脱锁链，便爆发成一种如火山岩浆、如醒狮怒吼的巨大力量！

    “炉中煤“，不仅是一种眷恋之情，更是一颗报效之心，报国之志，一种倾全身心投入为祖国争自由解放的宏愿！

    象征艺术与比喻手法的区别在于：比喻手法是两种具象类比，都是具体的、直观的；而象征艺术不同，象征物是具象，被象征的对象是一种特别意义的抽象；象征物一般是一种具体的自然物象，而被象征的对象则具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内蕴。这就与比喻的两种不同具象类比，只不过增加被比喻体的鲜明形象大不一样。如：“姑娘好象花一样”，只是将姑娘的美增添了具体的感性，只是以有限比有限，不能如象征艺术那样由有限入无限，达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