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涟源国师，我家与钱基博先生家同住一大宅，钱先生一袭长袍留一把大胡子，与在外语系工作的儿子钱钟书，西装革履，恰成两极。钱钟书的同事、家父的学生，1980年代初来看望家父，告诉我，《围城》里，有许多国师人的影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对中国投降，9月3日，消息传来。

在溆浦国师家属大院，童年的我，目睹了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父辈，把线装书、洋装书抛向了蓝天，抛向了瓦屋。一把泪，一脸笑。还有人拿来了脸盆和碗，敲啊，跳啊。与钱基博齐名的骆鸿凯先生，胖胖的，平日里喜欢花生米下酒，几乎把自己的长袍扯烂，老泪纵横，狂笑连连。不一会儿，鞭炮响了，锣鼓敲起来，有了游行队伍，我们挤了进去。

我这大半生，经过了两次全民狂欢。抗战胜利，一次；粉碎“四人帮”，一次。我很庆幸。我逐渐懂得，民心民意，往往要借助一些重大事件才能得到集中宣泄，这些重大事件，并不一定由民心决定，但它由民心促成。

双休日，弟弟与弟媳会陪我去附近社区图书馆借书回来看。在美国，人们问我，最喜欢干什么？我会脱口而出：去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人性化管理，让人意识到，书是为人服务的。

其实弟弟的书房，有些什么书，我又读了些什么书，已经不重要了。不经意地，一挥手，把熙熙攘攘的尘世隔绝，从纷扰的世俗生活里脱身，突然有了这份难得的清闲，就有了一种奢侈的感觉。除了老伴和孩子们例行的电话，什么干扰也没有。

不为功利，没有目的，随意地看看书，安静的书房，提供了一个潜回内心的机缘，思绪常常会从书本上溜走，沉没在无边的遐想和追忆中。读书人，难免如此。

王国维说：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走在人生漫漫长路，你会与王国维的“人生困惑”不期而遇，对他有了同情的理解，对自己也会有一份咀嚼后的反省。

弟弟的书房，我的精神风景中的驿站。（文：王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