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从鲁迅纪念馆到梅轩（D）

一厢情愿的人，希望大先生是“泯恩仇”的冲和之性也好，喜欢他“不宽恕”的决绝也罢，以及追问他的缄默等等，可能都是瞎子摸象。

每每读到现代文人的一些回忆录，我怀疑不少人血管里流的不过是酒色和饮料，后来用以“润笔”。他们鄙视古人、侠士因世仇或道义立场对立而造成的复仇情结，在恩与仇都还没有弄清楚原委之际，就反复倡导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之类的和解方式。胡乔木戏弄周扬后，再赠周扬的诗堪称经典：“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拥抱着一对战士”当然是指胡与周；“逃出剑匣”的“你”呢？这一切，似乎“浓得化不开”了。

如果说连上一代的血债与屈辱下一辈都不愿正视，历史还是一桶糨糊，那么作为一个家族甚至民族，是注定要散架、灭绝的。他们连起码的义务与道德也无力维护，谁能说他们不会遭受上一代同样的命运？作为一个集体、社会而言莫不如此。真正的仇恨是一种比生命更为金贵的责任。所以，不能丑化、漫化鲁迅，但更不能矮化、污化尹奉吉等铁血义士是“恐怖分子”。

一部《春秋》就是一部复仇史。复仇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挚爱的主题。《眉间尺》中，那位代替眉间尺复仇的黑色人宴之敖，我一直视之为先生的精神自画像。那些剑与火谱就的歌声，在肉与骨头的分离中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以血偿血连带利息的反击信念，乃是生命中最粗大的一根支柱！真正地恨着的人，才会明白爱的分量。爱不一定需要理由，而仇恨却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

画家黄永玉说过，恩仇是天大的事，岂能一笑泯之！

作家张炜说，“不会仇恨的人谈不上善良，更谈不上宽容。一个人只有深深地恨着那些罪恶的渊薮，才会牢牢地、不知疲倦地牵挂那些大地上的劳动者。”

仇恨的高境界是除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你心怀仇恨；仇恨的大境界是把恨与爱彻底混为一体，因为仇恨的对象一旦消失，当事人就难以为继。

仇恨的无上境界是已经不关心仇敌的存在，仇恨完完全全平静下来，成为了自己的脊柱。

坚持这种操守的人现在已经少得如同高古之物——而且，赝品还占了多数。

……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决定去大陆新村拜谒大先生故居。从山阴路上穿过居民楼，见到一排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3层建筑，大陆新村9号的门牌在路边。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住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5月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再迁至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在此居住了3年半。

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但找到管理人员讲我们来自四川，他很通融，购票而入，但一直陪同、注视我等行动。来到窗户紧闭的3楼，我深吸一口，竭力感受那里的气息。小露台、棕绳绷床、写字台，“且介亭”，大先生的这个书房命名就像一个火药的发射台……管理员说这个文保单位很特殊不得安装电器，怕火灾。楼内极闷热，设想若是夏季，住在这里如何得了！感觉有点儿别扭，拍照几张即出。记得萧红曾在小楼前的台阶处拍摄过一张照片，刘海下眼眸翻飞，苗条而楚楚动人。我让夫人蹲在那两棵铁树之间的石门坎上，“同机位”拍摄了几张。回来一看，效颦之作全然不是那种民国味道。

在大陆新村9号门楼对过马路的地方，是东照里，随意往里一走，看到标明“山阴路133弄1—113号”门牌的平房水泥墙头，有两个漆有绿色油漆的木窗户。之上居中是“文明小区”塑料奖牌，右侧有暗金色“山阴路133弄12号瞿秋白故居”塑料匾。左侧钉有一小块白底黑字木牌：“瞿秋白故居。”木牌油漆脱落，污渍斑斑，走近细看，发现污渍下五个字的字迹原为墨绿色，这是因陋就简之举。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块沪江律师事务所的吊牌，右面则是街道设置的金属框玻璃面的时政宣传栏，谁都明白，这是摆设……

前不久读永田圭介的力作《秋瑾——竞雄女侠传》，提到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翌日，中国的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召开追悼会，商讨集体回国。不料发生激烈争论，官派留学生反对回国，一个身形瘦小的男青年绍兴话音颇大。秋瑾推开众人，拔出腰间佩刀，指着小个子和另外几个蛙噪者，宣布他们“死刑”，用普通话大喝：“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个人，即是周树人。当然，这也可能是无根的事。（《成都日报）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