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金樽清酒尽余欢

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他的豪迈之情主要出自于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而酒带给他的则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能让他获得真知和启示。而此中况味又很难与别人分享，因此讲：“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所以他从心底里崇尚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由此也就形成了他的生活常态，诗要借酒兴，而酒又可壮诗情。对于他，诗与酒俨然成了互为依存的共同体，缺一不可。

有关李白喝酒的传说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了。这种级别的待遇，恐怕翻遍五千年历史，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享受得到。但是李白就是李白，他不会因此而诚惶诚恐，因为他的诗足以与之匹配。他在醉意中的一蹴而就，一幅盛世的美景便铺满了人间：“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醉意为李太白营造了如仙的意境，酒气更使他发挥出了卓越的才情。

李白的诗一向以飘逸豪放著称，不受传统的约束，率性而为。正如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所写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个“狂”字，将他狂放不羁的性格表露无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宛如是他专门给自己的那种狂态点缀的注脚。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义，倡导中庸之道，由此形成的价值取向则是“爱君忧民之心，经国匡世之略”。但李白却不然，他始终坚持我行我素，完全冲破了那种大众人格观的平庸，最终成了一个极其个性化的诗人。他敢爱、敢恨，敢喜、敢忧，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在和中庸之道做对抗。

然而，正是那些“肆无忌惮”的作品，反而讴歌了那个时代的繁荣和昌盛。因为“百无禁忌”，所以李白既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又能“凤歌笑孔丘”。唐朝就是这样，在它并不强调主流意识的情况下，意外地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文化。这种多元的文化土壤，则成了诗人们尽情欢歌的舞台，而李白就是其中领唱的歌者，只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并不是他的全部追求，他似乎更钟情于“对此可以酣高楼”的那种心意状态，所以他会说：“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惬意而超然。

显然，诗是李白的生命，而酒则是他的招牌。他寂寞的时候要喝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哪怕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他高兴的时候要喝酒：“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独处的时候也要喝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赏自鉴，意浓味甜。当高朋满座的时候，他更要喝酒。

天宝十一年（752） ，李白与岑勋一起到嵩山的颖阳（今河南登封） 山居拜访元丹丘，三位友人登高宴饮，李白写下了《将进酒》。他说滚滚黄河之水，从天而降，人生苦短，青丝染霜，很快就两鬓斑白，所以人生得意、快乐的时候，一定要开怀畅饮，不要停杯问月，空留遗憾在心里。千金散尽，总会失而复得，但青春年华如水奔流，必须要好好珍惜。在这首诗的最后，他将“万古愁绪”化为一杯浓香烈酒，饮之思之，酣畅淋漓。他那种强烈的生命意志和人生喟叹就这样消融于酒里，寄寓于诗中。

这就是李白，无论寂寞或开怀，都以酒入心，用酒神的自由、奔放浇铸了多彩的诗篇。

然而，唐朝的气度和酒量，似乎在李白之外，还有许多佐证。那些诗名和酒名一样盛传的人们，都对酒充满了感情：“葡萄美酒夜光杯”“痛饮狂歌空度日”“有酒不饮奈明何”“子酌我复饮，子饮我还歌”。

其实，酒中乾坤，一半是真睡，一半是装昏。醉眼看人生，常常更能看到人间百态，亦真亦假，如梦如幻，云里雾里，才能在这虚幻之中找到些生活真实的感受，释放出难得一见的激情。所以，白居易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

在我们心中，大唐全盛时期的美酒是最令人迷醉的，盛唐诗人的醉态也是最令人心动的。大唐以前的酒似乎还不够醇厚、清爽，诗人的醉意似乎也还不够从容、酣畅，而盛唐以后的酒，其中又有太多越来越浓的辛酸和苦涩，诗人的醉中也就有愈来愈深的无奈和悲凉，“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唯有盛唐的诗人们，能自如地挥洒春风般华美芬芳的诗笔，酣畅淋漓地书写他们生命中的沉醉。（xawb2018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