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过世的陈之藩，是享誉港台的散文家。而对陈之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则莫过于他的忘年交胡适。20世纪50年代，为了让陈之藩一圆留学梦，胡适曾长期给予资助。而最令陈之藩难忘的是，当他学业有成，还钱给胡适时，胡先生却回信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后来，陈之藩将回忆胡适的文字编成一辑，书名就叫《在春风里》。

老师角色的演变，颇能折射出时代前进的履迹。不过，新旧错杂的世风与士风，却未必都像春风一样温暖，反而更接近徐志摩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1904年，13岁的胡适还是一名从安徽来到上海读书的学生。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作过文章，所以入学时被编入程度最差的第五班。不过，此前仅仅在老家安徽绩溪读过几年家塾的胡适，竟能马上发现老师在解读《蒙学读本》时的错误。老师也“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起来驳正他的错误，脸都红了”。随后，胡适一天之中连升三级，得意洋洋地做起了第二班的学生。其实，当时上海的老师“旧学”不佳，“新知”也不敢恭维。那时，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他对于逻辑学颇有兴趣，但老师却不懂什么是“逻辑”。冯友兰下课后找老师请教习题，老师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再告诉你。”最后，这位老师居然再也没有来过了。

十里洋场的上海如此，在内地，老师的社会角色也在变革时代中不断磨合。湖南长沙人周德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高徒。他在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中回忆，当年（1914年）在湘潭读高小时，最喜欢看《新民丛报》，也常常模仿梁启超的文笔作议论文。但是，不同的老师评分却截然不同。留学日本弘文书院的一位刘先生常给他满分，而另一位教授八股的晏先生则怒斥：“不通，不通，又不通！”争吵未果，两位老师竟不顾斯文，当众“捶桌子，扔茶杯，同学则在旁大笑为乐”。

那时，在更为边远的湘西，沈从文已经意识到，“中状元没有希望”。于是，他索性去读预备兵的技术班。上课的滕师傅不但教小孩打拳，居然鼓励小孩打架；不止教他们摆阵，还教他们赌博。他注意到，那时家中“有规矩”的小孩，都不大到班上来；到他身边的，多数是“寒微人家”的子弟。少年沈从文的感受颇为敏锐。随着20世纪初新旧教育的更替，传统读书人逐渐游离到社会边缘。而商人等边缘人群却开始兴起，并影响着未来的格局。

1917年1月4日，一个新的时代似乎来到了。当一辆四轮马车载着北京大学的新校长蔡元培进入校园时，他摘下帽子，向校园马路两旁朝他敬礼的工友鞠躬回礼。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久而久之，每天早晨向站在大门旁的杂役鞠躬致敬，成为这位北大掌门人的习惯。也就在这一年8月，昔日给老师挑错的胡适，从美国毕业归来，成为北大教授。他援引《荷马史诗》中的名句抒发心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且看分晓罢。”那种刻意区分“你们”与“我们”的自负心态，真是活灵活现。

胡适后来常常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风气既开，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昔日的学生成为老师，必然向更老的一辈发起挑战。晚清时期，力主反满的章太炎以《谢本师》一文，抨击其师俞樾的保守。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同样以“谢本师”为题作文，与“已没有当年革命之志”的老师章太炎公开决裂。若干年后，一度扮演弄潮儿角色的胡适，也被更年轻的学生视为“落伍”。更耐人寻味的是，胡适那一代人也心甘情愿承认自己确实“落伍”，进而主张老师反过来要向青年学生学习。20世纪上半叶趋新的风气真是一日千里，其后果更是难以预测。

摘自《读史早知今日事》，段炼/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文：段 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