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柳青在皇甫轶事

1952年9月柳青以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身份到皇甫工作，深入生活搞创作。

生活是创作的生命线，柳青在深入生活上深入而具体。如爱看人吵架打架而不劝架。胜利社二队老弟兄两个在打麦场打起来了，他们八十岁的老母亲打了老大一巴掌说：你不嫌羞，这么大了还和你弟打架，其实他弟也六十多岁了。就那么一巴掌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柳青给人说：“这个老婆子真厉害。”有一次胜利社五队罗茂聪弟兄两个分家，老头子割了二斤肉，打了一斤散酒，炒了四个菜，晚上请了两个中间人谈分家。一个中间人中途上茅房，发现墙外有动静，几人出去一看，是柳青趴在墙头偷看。有个中间人笑着说，柳书记想把咱们写到他的书上呢！

柳青常常站在农村的老碗会（即吃饭时大伙端着老碗蹲在村头场院）上，听大家说是非、议朝政、骂干部。他爱下棋，水平很一般，但嘴不饶人。他还经常推个旧烂铃自行车，跟着人们上王曲集，在集上东张西望，逢啥都问。有一次社里开大会，柳青老远听到会场不断地传出阵阵笑声。他趴在窗户上一看，原来是这些平常道貌岸然的大队干部在说黄段子。他嘴里骂着狗东西，还得带着笑脸进会场。柳青爱凑热闹，谁家盖房立木、过红白喜事他都要去。柳青敬重一心一意干事的人，不仅找他们座谈，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还经常鼓励他们为大家多干事、干实事，可以说，梁生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柳青根据这些人的优良品性塑造出来的。

柳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孩子多，过日子很节俭，夫人马葳忙于工作，娃缺奶吃，他让人从陕北买回一头奶羊，几个孩子吃着羊奶相继长大了，也先后送到西安读书。有一天，柳青把胜利社社长叫到家里，让社长王家斌把羊给他卖了。王家斌说：“柳书记，把羊卖给我吧，我的二女子小，缺奶吃。”王家斌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想，在皇甫属咱俩关系最好，羊你不白送吗，至少也少要钱。不料柳青说：“明个王曲正好有集，咱们上集给羊标个价，可别说我多向你要钱了。”第二天，柳青拉着羊，王家斌后面跟着，他们先在羊市上转悠，然后请了一位“牙家”（即评估师）说好价，才把羊交给王家斌。两个人一起回到王家斌家，王付过羊钱后，柳青还没走的意思。王家斌说：“柳书记，看来你和羊感情很深，你请坐，吃罢中午饭再走，和羊多待一会儿。”柳青说：“我不是和羊有感情，而是我只是把羊卖给你了，但把羊缰绳没卖给你，请你把缰绳解下来给我。”

柳青家的院子有一棵苹果树，深秋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经常去柳青家开会的村干部看了，直流口水。有一次开会时副大队长郭远文说：“柳书记，你院子的苹果长得那么好，让大家也尝尝鲜呗。”柳青笑着说：“好。”开完会，柳青出去了，一会端着一盘苹果来了。大家一看盘子里放着两个苹果，每个苹果被切成四牙子，每人一牙。吃完后，大家连声说：“好吃，好吃。”

1958年7月初，暴雨使皇甫五队大面积坍崖，造成该队71人死亡，生产队饲养室牲口全被压死。柳青从自己积攒的工资中拿出一千元资助该队。该队用这些钱买了五匹马，两年内，这些骡马下了二十多个骡驹，一下子解决了该队耕作上的困难。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出版了。稿费16075元。得到这个消息，他哥从陕北赶来，让柳青给他些钱，以解生活困难。柳青说：“稿费是人民给的，我要把它全部还给人民。”后来，马葳从皇甫三队队长郭世正处借了二百元，给了柳青的哥哥。而柳青稿费一分不留全部交给了王曲区委，让区上办了王曲卫生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柳青也受到迫害。8月份被作协内部的造反派抄家，接着被迫搬迁到长安作协机关内一间破房屋内居住。9月份被有关单位造反派押上汽车，胸前挂着黑作家柳青的牌子，与王汶石、胡采等人到皇甫游街示众。当时造反派摁着柳青的头，皇甫人民不答应，挡住汽车不让走，造反派才松开了手。

马葳闻讯一小时后火急火燎地回到了皇甫。她刚一到村口，恰好碰到三队队长郭世正，便强装笑脸说：“老郭啊，柳青刚才回到皇甫，你看到了吗？”郭世正说：“这是国家搞运动，没多大事，别往心上放。”马葳回去时间不长，终因经受不住压力，在韦曲南边西寨村跳井自尽。马葳之死对柳青的打击是致命的。

此后十年，柳青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生活上也无人照料，身体每况愈下，由肺炎发展到肺气肿，再到“肺心病”，尽管如此，他还抱病坚持写作《创业史》第二部。

1978年6月13日，柳青同志在北京去世。遗言说：“皇甫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安葬在皇甫塬上。”

柳青在皇甫人民的心中永远是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对门襟上衣、手拿长杆旱烟袋、圆圆的脸上时常笑容可掬的美好形象。（文：郭顺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