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传书

说到“鸿雁传书”，必然要联系“苏武牧羊”，因为故事因此而起。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拘留，关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苦寒地带，１９年不得归。后汉匈通好，而匈奴单于却诡称苏武已死。汉使至匈奴，与苏武一同出使匈奴的常惠秘密见到了汉使，告诉苏武并没有死，并让汉使对单于说：天子射猎长安上林苑，得一雁，足系帛书，言武在某一大泽中。单于闻言，惊视左右，遂向汉使谢罪，只得把苏武放归汉朝。于是，“鸿雁传书” 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信使的美称。

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龙门村有苏武墓，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苏武故里，一说在今陕西武功县苏坊乡的苏坊村，古称苏台；另一说则是史书载的杜陵（今西安长安区）。

关于“鸿雁传书”，还有一个版本：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矢志不移等待丈夫。一日，王宝钏正在田间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给平贵夫郎，谁料想，鸿雁有情，竟落在王宝钏身旁。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王宝钏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这寒窑遗址就在今天西安之南的曲江，亦称五典坡。

这两则传说，一悲壮一凄美，均与陕西有关，实在让人慨叹。看来，中国书信文化的渊源非陕西莫属了。

“鸿雁传书”是古时人们思念、乡愁的一种寄托，渐渐地，鸿雁成为诗歌的托情意象，历代均有咏“雁”之诗。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雁南归兮欲寄边声，雁北归兮为得汉音。雁飞高兮邈难寻，空断肠兮思喑喑”;杜甫《天末怀李白》：“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李商隐《离思》：“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搂》：“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沈如筠《闺怨》：“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苏东坡的《浣溪沙》：“沙上不闻鸿雁信”等等。

汉、唐时代，鸿雁可能一次书信也不曾传递过。人们还是称其为“雁使”，称信使为“雁足”。但是，在南宋末年，即公元1274年，真还有一只鸿雁充当了元朝的国信大使：元使郝经出使宋，被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１６年，后得一雁，手书帛书，系之雁足，而纵之，其书曰：“零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又于诗后书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秋季放雁，次年春，帛书果为北方元人得获，进呈元世祖。忽必烈见书恻然良久，遂决意南伐。两年后，南宋灭亡。这封“雁足书”后珍藏于元朝秘书监，即北京元大都的皇家档案馆。

早在1897年大清邮政发行的普通邮票中，便有“飞雁”；1987年7月1日发行的《邮政储蓄》邮票，整版票分上中下三格，两个过桥上印有绿色鸿雁图案； 在2005年发行的“信达天下”邮资明信片上，邮资图案采用的也是翩翩展翅的大雁。另外，台湾地区邮政部门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是接二连三地发行了大雁邮票。

青鸟传书

“鸿雁传书”之前，还有 “青鸟传书”的故事，它源自《山海经》，也和陕西长安有关系。

传说居住在昆仑山玉山上的西王母，要前往西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青鸟前去传书，在承华殿前，汉武帝看到这只美丽可爱的鸟儿，甚为惊奇，便问大臣东方朔这鸟叫什么？从哪来？东方朔告诉武帝说，这鸟叫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现专门为报信而来，西王母很快就要来了。果然，过了一会儿，西王母就由大黧、少黧两只美丽的鸟儿左右扶持着，来到殿前，汉武帝与群臣赶忙迎接。唐代诗人韦应物有诗专门叙说此事：“欲来不来夜未央，殿前青鸟先回翔。”

据《山海经》记载，这青鸟共有三只，赤首黑目，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不但为西王母觅取食物，还能飞越千山万水为西王母传递信息。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五》云：“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

美丽的青鸟，美好的传说，引得多少文人墨客争相赋诗吟颂。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青鸟西飞意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曾士毅有诗：“幡影不随青鸟下，洞门空闭紫霞微”；姚孟昱有诗：“穆王驭骏旧时游，青鸟书传信久幽”……这些诗作，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从中可以感觉到，青鸟已从《山海经》中神力无限的猛禽，变成了善解人意、温和良善、体态轻盈、可亲可爱的“信使”了。

鲤鱼传书

再就是“鲤鱼传书”，典出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辞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首烹鱼得书的民歌演绎出了鲤鱼传书的故事。唐诗人孟浩然的诗说得很明白：“尺书如不吝，还望鲤鱼传。”

其实，这故事的源流更久远，且也和陕西有关。早在周灭商之前，传说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曾捕获一条鲤鱼，鱼肚里有一封信，信中预告他以后将被封在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了那里。姜太公渭水边垂钓，历史上确有其事，《史记》中亦有记载。而这垂钓处就位于西周发祥地周原（今岐山、扶风）南边的宝鸡县磻溪河畔。

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曰：“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这里说的“双鲤鱼”，并非真的鲤鱼，而是形若鲤鱼的信函，在此用以代称书信。李商隐有诗曰：“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这里的“双鲤”，也是指书函。唐代，自贞观(627--649)年间始，就用厚茧纸制信函，形若鲤鱼，两面俱画鳞甲，“腹”中可以藏书，名曰“鲤鱼函”。信函为何制成鲤鱼之形呢？就因了这鲤鱼传书的故事。

“鸿雁传书”和“鲤鱼传书”结合在一起，又被称为“鱼雁传书”。晏殊《清平乐》，“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其实在中国通信传书历史上，真正有记载并普遍使用的是鸽子，也叫信鸽。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这里鸽子又被称为“飞奴”。不过，作为信使或者邮政的象征，信鸽远远没有鸿雁、鲤鱼、青鸟有名。（文：朱文杰）